刍论“广州十三行”到“岭南十三行”

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朝政府停止其他海关与西方国家的外贸职能,只保留粤海关与西方各国的对外贸易职能,通过十三行与西方国家进行贸易和文化等方面的交流,直至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广州成为西方国家海路进入中国的唯一通道和贸易场所[1],史称中西贸易＂一口通商＂时期,亦称＂广州制度＂。     

论清代广州十三行商馆区的兴起

广州十三行商馆区兴起于清代开海禁、建立粤海关之后。它的出现,是在中西之间基本保持正常贸易关系的状态下,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逐步积累而自然生成的,是中国对外贸易从传统的贡舶贸易过渡到商舶贸易的产物,在当时乃是一种历史进步。     

清代广州十三行与法国经贸文化交流

正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停止其他海关与西方国家的外贸职能,只保留粤海关与西方国家的贸易职能,直至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广州成为西方国家海路进入中国的指定通道和贸易唯一场所,史称中西贸易"一口通商"时期。广州在此后的八十多年成为自海路而来的欧美国家进行中西贸易的唯一口岸,与法国进行了丰富的经贸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交流,成为中法关系的重要见证,也对两国社会经济、科技、文化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     

“外洋会馆图记”之发现暨“十三行”正名考

乾隆二十二年清朝实行"一口通商"政策至道光二十二年《南京条约》签订,广州成为中国重要通商口岸,产生"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外贸体制和商会组织,即学术界和社会民众普遍称谓的"十三行"。这一长期存在并发挥重要作用的外贸制度和商会组织有无印章?学术界尚无证据和研究成果。2017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和英国国家档案馆找到的"外洋会馆图记"印迹,当即出于消失已久的"十三行印章"。依据这些档案并与其他文献参酌分析,"外洋行"是"十三行"的正名,而"十三行"其实是一个地理概念,作为制度和组织的"十三行"当开始于1760年。     

建国初期的冀朝鼎

新中国诞生后,百废待兴。冀朝鼎在帝国主义实施禁运和经济封锁的困难面前,积极探索中国外经贸的新体制,加强外汇管理,以灵活的外交,与11个国家签定了外贸协定,还成功地与日本、英国等未建交国家进行“民间贸易”．打破西方列强的孤立政策．开创了中国对外交往与贸易的新局面。     

明清华南瓷业的生产及外销

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官方势力在海洋的退缩,民间私商活动开始活跃起来。泉州周边的外港安海港和附近的漳州月港逐渐成为民间海外贸易活动的中心,并由此导致明清福建制瓷业向闽南的集中和转移。西方人到来并积极参与到传统的亚洲贸易网络中,进一步促进了东南沿海地区明清外销瓷业的兴盛。入清以后,厦门港逐渐崛起,以德化为中心的制瓷业格局形成。明清时期,漳州窑瓷器、德化白瓷和以德化窑为中心清代华南瓷器产品从东南海港输往世界各地,揭示了早期全球贸易的兴起及清代南海贸易的繁盛,是我国古代海洋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     

清代广州外销丝绸上的康乃馨

正中国是丝绸的发源地,丝绸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世界各地。明清时代,伴随世界地理大发现,东西航路开通,标志着世界性海洋贸易圈逐渐形成。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是历两千年而不衰的贸易大港,尤其是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颁布了"(洋船)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1)的上谕,欧美各国商人仅允许在广州口岸一地进行通商贸易,西方人称之为"一口通商政策"(theonlyportpolicy)。广州十三行是清政府特许的专门经营管理对外贸易的商行,垄断着丝、瓷、茶大宗商品的商业贸易。屈大均《广州竹枝词》:"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两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就是对清代广州十三行时期外销丝织品贸易盛况的描述。     

中外交流的窗口:中国古籍中的明清广州十三行

正冷东教授认为,目前"资料建设仍是制约十三行研究深入的瓶颈和障碍,国内外中文资料的发掘利用仍有很大的空间"。[1]2000年以后,以十三行为中心的史料整理及索引编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清宫广州十三行档案精选》、《清代广州"十三行"档案选编》、《清宫所藏十三行潘氏商人档案》、《十三行研究中文论著目录索引及内容提要》、《广东方志与十三行:十三行资料辑要》相继出版、发表,但总体上对原始资料的整理和挖掘仍嫌不足,特别是对古籍文献中的史料有待进行深层次的整理。     

近代日本直输出事业之肇始、发展及影响——以茶叶对外贸易为例北大核心

近代日本开港之后,本土货物出口到海外需要借助洋商之力,面临着贸易主导权被把控和操纵的问题。产业界力图摆脱这一局面,实现外贸自主化。为此,日本政府和产业界倡导发展直输出事业,就茶叶贸易而言,业界发起了三轮冲击:明治十年以后,茶叶产业界以静冈为中心,开启了第一波向外国直接出口的尝试,这时期的茶叶直输出会社以乡土地域为中心,存续时间短、自有资金少,需要借助第三方销售,最终失败;1880年代中期,日本开始在府县乃至更大范围内开展规模化联合,试图成立全国范围的日本制茶会社,以提高日本茶叶直输出能力;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日本的再制茶公司直接向设在消费国的分支机构或日本开设的茶叶代理店供货,从而打通了外贸的全过程。20世纪初,日本制茶直输出事业已经呈现出繁荣景象,打压和挤占了外国商馆的茶叶贸易。在此过程中,各界的决心以及彼此的联合和协同至关重要。     

清代广东行商家族与番禺学宫

清代广东行商,即十三行商,也称外洋行商,简称洋商、行商,由清政府批准承充,具有半官半商的性质。他们是鸦片战争前唯一的对外贸易合法     

被欧洲商人点赞的清朝“世界首富”

正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开始"一口通商"后,广州十三行垄断对外贸易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旧外贸制度的重要标志,而根据行商们的经济实力和威望选拔出的"十三行"领袖,称之为"商总"。第一位"商总"叫潘振承,因为经商重诚信而成为18世纪富可敌国的"世界首富"。潘振承(1714—1788),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早年家贫,学习做生意。后来,潘振承在广州为一     

美国《共同防卫援助统制法(1951)》的形成及其影响

在中国学术界 ,对 1 951年 1 0月杜鲁门总统签署批准的美国《共同防卫援助统制法》的研究是一个相当薄弱的领域。本文详细考辨了该法案的形成及其影响。指出它既是美国政府对共产党国家经济遏制政策的产物 ,也是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在东西方贸易管制政策方面矛盾调整的结果 ;美国政府根据该法案而开展的国际外交 ,波及世界 50余个国家 ,不仅强化了巴统组织的东西方贸易管制体系 ,而且昭示了美国经济遏制政策未来发展的一些趋势     

广州十三行堆满钱银的“帝国商行”

秦汉以来,广州对外贸易逐渐兴起并不断发展,由此始发通往世界的贸易航线,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17、18世纪,随着欧美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各地来华航线的开辟,广州成为外国商船首选的黄金口岸和清朝政府对外贸易的前沿基地。清代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海禁取消,设立江、浙、闽、粤四个海关,在粤建立洋行制度,由十三行行商专营对外贸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     

中亚及东欧地区出土宋元陶瓷研究北大核心CSSCI

亚欧内陆的东西方陶瓷贸易始于12世纪末,景德镇窑、定窑和耀州窑的瓷器通过宋、金和西夏边境榷场及回鹘商人转运,到达中亚西辽和西喀喇汗王朝境内。蒙古对亚欧大陆的征服一度刺激了东西方陆路交通,但直到1323年察合台汗国归降之后,元朝与察合台汗国、金帐汗国、伊利汗国之间的陆路交通始告畅达无阻。1346年察合台汗国分裂,1351年元朝南方战乱,中国陶瓷的陆路贸易渠道再度中断。中亚和东欧地区所发现数量众多的14世纪早中期景德镇窑、龙泉窑瓷器及少量磁州窑类型陶瓷,就是这一时期亚欧内陆贸易短暂繁荣的结果。尽管持续时间较短,但中国陶瓷通过陆路贸易可远达俄罗斯西部,为探索当时陶瓷贸易体系结构提供了必要条件。影响亚欧内陆陶瓷贸易体系构成的主要因素有二:一方面是区域中心城市对于贸易圈范围的控制作用;另一方面是中低端陶瓷器产销竞争对贸易圈内涵的塑造作用。对亚欧内陆陶瓷贸易形成控制作用的三座区域中心城市是元大都、察合台汗国都城阿力麻里和金帐汗国都城萨莱。阿力麻里是亚欧内陆陶瓷贸易体系的中间节点,中国北方窑场陶瓷与中亚、东欧釉陶以此为界各向东西分布。这就形成了分别以元朝和金帐汗国辖地为中心的东西两个贸易圈,高档瓷器为跨贸易圈商品,而中低档陶瓷则更多地局限于圈内流通。     

简讯

瓷之韵——大英博物馆、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瓷器精品展在京开展2012年6月22日至2013年1月6日,中国国家博物馆与英国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合作推出"瓷之韵——大英博物馆、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瓷器精品展"。该展览精选148件套精美瓷器,从明代早期外销瓷,到西方在中国定制瓷器,再到清代中期欧洲仿制的瓷器,充分展示那段鲜为人知的瓷器贸易带来的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同时也展示部分英国收     

清代朝鲜使团贸易制度述略--中朝朝贡贸易研究之一

清代中期之间建立了稳固的宗藩关系,朝鲜使团进行的朝贡贸易也是其中重要内容之一。清代朝鲜使团的主要贸易形式是“八包”贸易,清朝给予朝鲜朝贡贸易最优厚的政策,朝鲜方面则对朝贡贸易进行多方限制,其中有“八包”定额、用银等制度,抑制了贸易规模的扩大。本对这些制度的形式、内容以及缘起、影响进行论述。     

制度与调适--郑和下西洋和朝贡体系下的东南亚华侨

明初厉行海禁,片板不许下海。与海禁政策相对应的是由官方控制的以“朝贡”形式进行的朝贡贸易。自古以来,“朝贡”一词包含有外交和贸易两种含义。国家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一切都通过朝贡的形式表现出来。从官方角度来说,朝贡体系下的朝贡贸易是唯一可行的外贸形式。有学将海禁政策与朝贡贸易制度比作“明朝对外政策的两大支柱”。虽然朝廷厉行海禁,但东南沿海人民历来以海为田,加上历史上早已形成的联系,仍有为数不少的人流寓海外。这些聚集在东南亚的早期华侨身处严厉的海禁政策和生存需要的两难境地,他们积极地寻找着因应策略。     

海贸遗珍——十八至二十世纪初广州外销艺术品

生产的外销艺术品。清政府规定,来华贸易的外国人只允许与清政府特许的行商进行交易,并指定在广州城西十三行商馆区一带黄埔港进行。《黄埔锚地》(图1)是从长洲岛远望开去的黄埔全景,黄埔岛沿岸,设立了许多船坞仓栈,为远洋船只提供修理服务。此画笔功细致,刻画船只及建筑物尤为精确。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公行起始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外洋行成立,再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洋行制度废止,广州十三行行商名目及行数一直在变化之中,浩官、庭呱、茂呱、鳌呱、啉呱等均是较有影响力的行商。到18世纪,欧美开始追求我国出产的漆器、家具、墙纸…     

异趣·同辉 广东省博物馆藏清代广式外销艺术精品展（上）

广东地处南海之滨,峡湾良港众多,汉代以来就一直成为中外海上交通贸易的重要枢纽。明清时期,伴随环球贸易航线的不断拓展,从这个枢纽出发,中国的丝、瓷、茶三大名产和工艺美术源源不断地传播到欧美。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一口通商”御旨的颁布,广东十三行成为清政府特许的唯一经营管理白海路而来的中西贸易的商行。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特殊政策,广东垄断海路中西贸易近一个世纪,成为清朝全盛时期世界市场的重要环节,也成为中国外销艺术品的生产基地与中转基地。     

北宋海外贸易陶瓷之考察

北宋是海外陶瓷贸易相对平缓的一段时期,但贸易活动并未中断。北宋早中期,贸易陶瓷在五代宋初基础上渐进发展,越窑青釉瓷和景德镇窑青白釉瓷构成了稳定组合。北宋中期晚段是贸易陶瓷的转变期,闽广地区以外销为主的窑场迅速兴起并占据了海外市场的主体。其中广州、潮州、泉州窑场主要面向东南亚及西印度洋地区,福州窑场主要面向日本。北宋末期,闽南、广西窑场青白釉瓷繁盛,龙泉窑青釉瓷崛起,潮州、漳州产品亦见于日本。此时,东西方贸易陶瓷品类组合都趋于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