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谈岁、祀、年、载及唐玄宗改“年”曰“载”

读唐史、唐诗，到唐玄宗李隆基改元天宝，会碰到一个改“年”日“载”的问题。评审地方史志也常常遇到这个问题。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都知道四季十二个月三百六十五日是以“年”计时。惟唐玄宗于天宝二年(743)的翌年(744)正月，改“年”日“载”，到天宝十五载(756)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尊他为上皇天帝，改元“至德(元年)”，经至德二载(757)到至德三载(758)二月，改元“乾元”，此后历代历朝再也没用“载”计年的。     

“红色甲工”进步学生革命思想与运动的发展

<正>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以下简称“甲工”)是广东首座培养工业人才的学校。五四运动爆发后，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早期，“甲工”学生在刘尔崧(1899—1927)、阮啸仙(1897—1935)、周其鉴(1897—1928)^[1]、张善铭(1900—1928)^[2]等学生领袖的率领下，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业救国思想，主张男女平等及八小时工作制，开展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甲工”由此享有“红色甲工”的美誉。     

“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与“王八”考

据查，“王八”一词已列入《现代汉语词典》和《汉语大词典》，又作“忘八”、“亡八”，衍生出“王(忘)八羔子”、“王八崽子”、“忘(王)八蛋”等，现在则“乌龟王八蛋”一锅端，上了影视片，成了出现频率颇高的日常用词，但不知怎么总觉得莫名其妙百思不得其解：     

黄明堂

黄明堂(1866--1939)，字德新，广东钦州(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寺人，壮族，排行第八，小名叫黄八，参加会党后，大家都称他为“八哥”或“八叔”，外号“大肚黄八”。     

“廉泉让水”考

南北朝时期，南朝宋明帝刘或在位时(465～472)，梁州(治今汉中市汉台区)州将范柏年(?—479)受刺史刘亮的派遣，到京城建康(今南京市)请示机宜。宋明帝与范柏年语，言及广州贪泉时，问柏年：“卿州也有此水否?”答：“臣所在梁州唯有川武乡，廉泉让水。”又问：“卿宅何处?”答：“臣所居，     

居延汉简“支满”、“丈满”辨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先生编《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下文简称《合校》)简4·4A：“第二隧卒江谭以四月六日病苦心服(腹)丈满。”简293·5：“田卒平干国襄垣石安里李年卅七本始五年二月丁未疾心腹丈满死。”“丈满”学界向存不同意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编》(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释作“支满”(释文第3页)，裘锡圭先生仍旧说，并引《素问·藏气法时论篇》等篇和《韩诗外传》卷三“支满”、“满”、“支”说法为证(裘锡圭《汉简零拾》，《文史》第12辑)。薛英群先生虽采“丈满”，但解释“丈满”含义时…     

宋家双庙村海眼民俗调查报告

清朝“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有诗云：“相思不尽又相思，潍水春光处处迟。隔岸桃花三十里，鸳鸯庙接柳郎祠。”(《怀潍县二首送郭伦升归里》)这是他“去官十载”(乾隆28年4月)时所作的诗，是对在潍县(今山东省潍坊市)任知县时的回忆。诗中的“鸳鸯庙”和“柳郎祠”，极有可能就位于现在的潍坊市寒亭区河滩镇宋家双庙村。据《寒亭区志》载：”(宋冢双届村）元代称仇庄，自龙王庙、平王庙建成后称双庙，后宋人旺，改称今名。”     

晚节不堕的王一亭

1937年11月，上海不幸陷落日寇之手。不久，枪刺挑着的“膏药旗”闯进了沪上租界区；又不久，满脸狞笑的日本军部代表，三番五次找到“白龙山人”王一亭位于爱义路(今北京西路)的居所“觉园”，“客气”地     

《青铜与竹简的世界》与侯格睿的汉学研究

<正>《史记》自问世以来，便成了中国史学典籍的“发凡起例”之作，历代学者对它的阅读兴趣与学术研究正诠释了鲁迅的那句话“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海外汉学界对《史记》文本也形成了颇为可观的翻译研究阵营，在各部“正史”中，《史记》是被翻译得最完整的一部，也是最能引起顶尖汉学家兴趣的一部。20世纪以来，沙畹(édouard Chavannes)、泷川资言、池田英雄、华兹生(Burton Watson)、杜润德(Stephen Durrant)、     

澳门的大三巴牌坊

世上有许多都市都爱以其有特色的建筑物作为标志。例如北京的天安门，巴黎的艾菲尔铁塔，澳门的圣保禄大教堂残迹，澳门市民称为“大三巴”。考这名称的来源，“大”是庞大之意，“三”是“圣”的译音，“巴”是“保禄”的合并译音。类似这样的叫法还可以再举个例子。我国人很多都知在美国有一个城市叫旧金山，它又名三藩市，正规的译名是圣佛兰西斯科。在美国的华侨把“圣”译为“三”，“佛兰”合并译为“藩”。(以下省略了词尾的译音)     

《一种未被著录的<刘子>敦煌残卷附校记》勘误表

(一)正文: (1)第53页第三行:“北齐刘书”,“书”当作“昼”。(2)第53页第四行:“阜城刘书”,“书”当作“昼”。(3)第53页倒数第一行:“傅增相湘校录本”,衍“相”字,当去之。(4)第54页第13行“《记附》第二十一”,“《记附》”应作“《託附》”。(5)第54页第二十二行:“伯三五四六”,“三”当作“二”。(6)第54页倒数第四行“……顾廷龙教授请求”,“求”应作“教”。(二)注释:     

两周时期“中国”国家认同观念的探索——国家社会象征图形符号系统考古研究之四

<正>一、引言关于考古学视角下最早“中国”概念的探索，近十年来方兴未艾，仍然如火如荼。笔者曾经梳理过学界以往有关最早中国考古论述的主要学术观点，有以许宏先生为代表的“都城考古视角下的中国”观点，以韩建业和李新伟先生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视野下的中国”观点，以曹兵武先生为代表的“精神文化视角的中国”观点，笔者则坚持以地中观念为核心基础的“精神文化考古视野下的中国”观点，因而陶寺遗址是“最早的中国”(1)。笔者的观点得到部分学者的认同(2)，但是，诸家观点有不同的视角，以致对最早中国判定的标准各异，关于最早中国考古探索还会继续下去。     

彬县大佛寺的佛教艺术风格

陕西彬县大佛寺建于唐初贞观二年(628)，原名“应福寺”。唐太宗李世民为他指挥下的豳州浅水源和五陇坂大战中阵亡的将士祈福所建。北宋仁宗皇帝为养母刘太后庆寿时，改名“庆寿寺”，寺内有巨型佛像，故俗称“大佛寺”。     

郑和的南亚遗痕

科摩林角位于南亚次大陆的最南端．被称为印度的“天涯海角”．它在中国史籍中称“甘巴里”。气魄浩大的郑和船队驶过印度洋后．曾停泊在这里，然后从这里前往阿勒皮(阿拨把丹)和奎隆(小葛兰)。在这里，郑和是否留下了一些遗迹呢？     

从光绪年巨成店“外兑东钱”钱票看道光十八年清廷有关钱票的一场争论

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在奉天盖平(今辽宁盖州)，有“天兴、天德、东来、永记、恒记五家钱铺，广开虚票，收买银货盈千累万，互相磨兑，不付现钱”。据称这“五家原本钱仅止五六万千至二万余千不等，现在共查验五家未付在外票欠共计东钱三百八十三万三千余千，以银核计六十三万八千余两”。这些钱票上书“外兑”字样，即钱票只能换外票，不能付现钱，因无钱应付，故称“虚票”。     

我与中国边疆研究所的一些人和事——纪念中国边疆研究所成立40周年

<正>今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以下简称“边疆所”)成立40周年，回顾这40年的发展历程，感觉往事历历在目，也欣慰看到了边疆所在引领全国边疆研究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1983年3月19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边疆中心”)正式成立。经过1987年的调整，边疆中心被明确定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的开放性研究机构”。2014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更名为中国边疆研究所，正式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个独立的研究所。     

由“孟郎君”故事引发的断想

“孟郎君”(又称孟府郎君)是福建南音界广为崇拜的“先师”。他在福建南音界的地位非同寻常。从事福建南音的人及南音爱好者都自称是“郎君子弟”。每年春三、四月，秋九、十月间，闽南各南音社阁都会分别择取吉日举行“郎君祭”大典，即按一     

新见“襄阴”圜钱与“ 金”尖足空首布

几年前见到一枚战国圜钱，钱径26、孔径10mm，重6．2克(图1)。因其上文字比较特别，当时仅一见，曾旋读为“襄二甾”，判定为战国晚期赵国圜钱。④近期见到两枚与几年前见到的那一枚大小、铭文基本相同的圜钱，一枚重3．5克(图2)，一枚重4．2克(图3，“襄”字下部笔画很浅)，文字清晰可辨，当释读为“襄阴二”。尤其是“阴”字，从阜从金，比较清楚。相互比较，     

清代红釉(彩)瓷的呈色元素分析

清代是我国古陶瓷生产最辉煌的时期,烧造的瓷器品种繁多,各类颜色釉的制作水平达到了历史高峰。清代的红釉(彩)名称更是多达几十种,如“矾红”、“抹红”、“珊瑚红”、“红彩”、“钧红”、“均红”、“鲜红”、“郎窑红”、“牛血红”、“霁红”、“宝石红”、“豇豆红”、“釉里红”、“胭脂红”、“胭脂水”、“粉红”等。为弄清各种称谓红釉(彩)的主要呈色元素及其影响作用,本工作采用无损的X射线能谱分析(EDXRF)技术对清代瓷器的红釉(彩)进行系统测试,获得了各种红釉(彩)呈色元素定性及半定量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清代红釉彩可以依据呈色元素划分为四类,即低温铁红彩(Fe)、高温铜红釉(Cu)、低温金红彩(Au)和朱砂红彩(HgS),并且各元素含量的改变会影响红釉(彩)呈色。     

清代禁毁图书对方志编修的影响——以乾隆《潮州府志》为例

清代禁毁图书，又叫做“字狱”，指的是清雍正、乾隆两朝，特别是乾隆三十九年(1744)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清查上缴、抽毁销毁清廷认为是“违碍”、“悖逆”的图书，岭南地区以对金堡、屈大均两人的作禁毁最为严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