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帝陵K0007号陪葬坑23号青铜鹤保护修复

秦陵博物院于2000年对位于秦始皇帝陵园外城垣东北角的K0007号陪葬坑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该坑共出土原大青铜水禽46件。据考古发掘报告,"铜禽坑"在坍塌前曾遭受水淹以及焚烧等人为破坏,加之长期处于高温多湿的埋藏环境,因而青铜水禽出土时腐蚀、矿化、粉化情况十分严重,有的甚至仅剩残块,无法辨识原貌。在这些青铜水禽中,编号为23号的水禽铜鹤尤其造型优美,形态逼真。为了对这件青铜鹤进行保护修复,从其保存现状出发,收集信息资料,检测分析病害原因,并制定保护修复方案,开展了具体实施的步骤。经过修复,达到了最终的展示效果。     

苏联文献中滨海边区渤海古迹的研究史

在部分滨海领土上渤海国的存在时期,是苏联远东历史上最有趣和最重要的时期之一。А·П·奥克拉德尼科夫、А·П·捷列文科、Э·В·沙夫库诺夫和Л·Е·谢米尼钦科的著作中,都披露了滨海地区渤海古迹的研究史。考古学家们还是在十月革命前就开始了对中世纪有考古价值的遗物的研究。第     

甘肃平凉地区青铜器的保护修复

本文通过对甘肃平凉地区100多件青铜文物的保护修复,介绍了该地区的青铜文物保存现状,论述了在现场进行青铜器保护修复使用的方法,为今后保护处理青铜文物提供了借鉴。     

汉简所见信符辨析

关于汉代的信符,史书虽有记载,但嫌不详。多年来,不少同志曾作过一些有益的考述,弥补了古籍所记之不足。但所论多局限于出入关符,对其它种类的符,涉及甚少。尤其是对符的使用方面的某些问题,论述得仍欠清晰,且诸家之说,多有歧议。本文拟就居延、敦煌汉简所见资料,对汉代边塞所使用的信符,试作辨析,或有助于探索汉符的全貌。不妥之处,请同志们多予指教。     

试析滇青铜扣饰的装饰风格与工艺语言

一般来说,我们对于一件艺术作品的形式特征的认识与把握是在与其他作品的比较过程中产生的。平常看惯了在中原汉文化地区产生的青铜艺术,似乎世界上只有这一种青铜艺术的形式是伟大的。当我带着这种观念偶然翻阅《中国青铜器全集·滇·昆明》卷时,一股强烈的地域文化特色吸引了我,那是一种完全不同于黄河流域创造的青铜文明的另一种形式,特别是青铜扣饰所张扬的那种生命的激情更使我惊叹不已。     

三星堆纵目式青铜面具的人类学意义

三星堆纵目式青铜面具的人类学意义王纪潮１９８６年广汉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商代青铜面具中有三件面具（Ａ型）的眼睛呈圆柱状突出眼眶,特别引人注意①。联系到《华阳国志·蜀志》中“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一段文字,学者们把它称做“纵目式面具”,认为它代表古蜀...     

青铜匕、勺、斗考辨

先秦时代青铜器内容丰富,共中包括用于挹取的匕、勺、斗这些小件器物。考古工作中,青铜匕、勺、斗发现数量较多。它们的出土常常不是孤立的,而是与食器、酒器、水器类里的某些器物有着依附关系。确切地说,匕、勺、斗应是从属于某些青铜容器的。传世的青铜匕、勺、斗多数未经科学发掘,均已失去与某种器物的共存关系,只有个别的还保存着与某件器物之间的从属关系。由于匕、勺、斗属小件器物,以往对它们的研究经常被学者们所忽略。我们注意到在一些考古报告中,对它们的称谓也不尽一致,甚至相互发生混淆。本文拟将出土或传世的匕,勺、斗实物资料与文献记载相比勘、印证,区分其性质、功用和形制,希望有助于对青铜匕、勺、斗的认识和鉴别。     

城固出土5件商代青铜兽面饰的无损分析及初步研究

为对陕西城固出土的青铜兽面饰的保护修复提供科学依据,同时进一步揭示其所蕴含的制作技术和相关考古学信息,采用X光探伤仪、超景深显微镜、X荧光能谱仪及显微共聚焦激光拉曼光谱仪对5件商代青铜兽面饰进行了无损分析,分析结果显示,2件为锡青铜,3件为铅锡青铜,兽面饰表面铜锈以孔雀石CuCO₃·Cu(OH)₂为主,局部见赤铁矿Fe₂O₃、纤铁矿γ-FeOOH和钙质层CaCO₃。分析结果为这组青铜兽面饰的保护修复提供了科学依据。根据检测结果,对兽面的铸造工艺、补铸痕迹、铜料配比、小孔的制作工艺等方面进行了讨论,并与殷墟及老牛坡出土同类型器物进行了类比,从而得出了这一地区兽面饰的工艺、风格与该地区铜器整体风格一致的结论,为从材料与工艺层面认知“城洋铜器群”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     

蓝田县出土一件西周青铜簋

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三日,蓝田县城关镇东关村农民郑新强,在取城墙土时发现青铜簋一件,当即送交县文管会收藏。这件青铜簋,通高24厘米,口径19.5厘米,腹深10.5厘米,圈足高9厘米,重1.7公斤。兽首耳,耳下有长方珥,颈腹外部饰饕餮纹,圈足饰夔龙纹。器物完整,纹饰精美,式样庄重古朴。此簋之纹饰、体形,与宝鸡市渭滨区文化馆收藏的两件西周早期青铜簋基本相同(《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四》第十九、二十页)。宝鸡出土的这两件器物,一件腹颈高圈足均为饕餮纹,一件腹胫与圈足全为夔龙纹,而这两件青铜簋颈腹外部为饕餮纹,     

江苏省常州市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金代铜镜

常州市博物馆藏有一件葵花形八卦铜镜。此镜保存完好,镜面光亮可鉴。直径13、厚0.38厘米。圆纽,星状纹纽座。内区饰吉祥符图象,图象间铸有"青铜"两字。外区八卦与八瓣葵形星状纹对应排列,八卦之间又饰八组群星绕月状图案。宽边缘。缘上鏨刻"安德官匠"四字(见图)。根据形制、纹饰及铭文,这件铜镜应是金代遗物。金代铜镜的边缘常鏨刻官府验记     

青铜扁盉中龙、鸟形象的初步探讨

青铜盉是酒器,青铜扁盉是青铜中的一种特殊的形制,目前在我国仅出土了十几件,其器形、纹饰及文化内涵具有深入探讨的价值。本文以目前我国出土的15件青铜扁盉的考古发掘报告为基础,通过类型学分析,对青铜扁盉从西周晚期始出现至春秋中晚期逐渐演变的这一过程中的造型、纹饰的演变进行了分析;对扁盉造型中的龙、鸟形象做了初步探讨。     

胶东青铜器科学分析

本文通过考古实物的科学分析,认为早在西周时期胶东青铜技术便发展到了一定水平,战国后便发展到了较为成熟的阶段,大约自西周始,胶东青铜技术与中原便是大体同步发展了的.文章最后还将胶东青铜合金成分与《考工记·六齐》作了比较,并提出了“六齐”既不是生产经验的总结,也不是指导生产实践的工艺规范,而是一种试验资料的反映和归纳的观点。     

雅安市博物馆藏西汉御兽青铜人像考

四川省芦山县博物馆1974年征集到一件西汉时期的御兽青铜人像,现藏雅安市博物馆。有学者根据其铜人纵目特征认为其为杜宇氏蜀部族后裔斯榆人为其先祖蚕丛所造之像。根据相关文献记载及考古图像资料,可重新判定该造像的御兽铜人为巫觋,所御四兽为翼虎,其主题是中国古代艺术品中常见的“巫师御虎蹻”。通过对比江苏盱眙和湖南永州鹞子岭出土的两件汉代青铜博山炉,基本可以确认该御兽青铜人像原来为青铜博山炉的柄座部分。     

论秦俑与秦亡

秦始皇陵东边的陪葬区内,一九七四年三月以来,先后发现三个兵马俑从葬坑,经考古勘查、试掘,推算将出土大型陶质兵马近八千件,并有大量的宴战青铜兵器及木质战车等。俑坑早年毁于火,尚保存有丰富的历史文     

另类青铜

1986年夏天,三星堆两个大型祭祀坑出土了大量的各类珍贵文物,包括青铜器735件,金器61件,玉器486件,象牙67根,象牙珠120颗,海贝4600枚。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与众不同的青铜器的出土,包括青铜树、青铜全身像、青铜人面像等,显现出完全不同于代表中原文化的安阳殷商青铜文化的特质。根据1980年5月四川省考古队对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发现了从龙山时代     

古代犹太的巴尔·科奇巴起义

一件疑案 公元132—135年犹太的巴尔·科奇巴起义,其意思是“星(Kochba)之子(Bar)”起义。根据五十年代在巴勒斯坦地区的考古出土文献,我们才知道,巴尔·科奇巴的真名是西门·本·科西巴(Simeon ben Kosiba),所以现在又可以把这次起义称之为本·科西巴起义。 这次起义是古代犹太人民为摆脱罗马奴役而进行的最激烈、悲壮的武装斗争之一,但是关于这次斗争,当时没留下任何记载。只是在以后,如三世纪初期的罗马史学家狄奥·     

俄罗斯尼古拉耶夫斯克遗址出土鱼形青铜信符考实

《北方文物》1991年第1期发表了步平同志翻译的一篇译文《苏联尼古拉耶夫斯克遗址出土鱼形青铜信符》。原作者为沙夫库诺夫。文中详细地介绍了鱼符的形状、尺寸、出土地,并对其年代、功能和隶属等问题作了一番初步的研究。但是,由于其语言和文字资料的限制等种种原因,他的研究结论出现了一些值得商榷之处。为了正确认识鱼符的价值,发挥其史料作用,本文拟以文献资料为基础,参之以考古资料,对此鱼符进行重新研究。     

秦始皇陵新出土的青铜鹤

2001年秦始皇陵考古队对秦始皇陵园K0007陪葬坑进行了发掘,清理出了青铜水禽46件,分为天鹅、仙鹤、鸿雁三大类,其中鹅20件,雁20件,鹤6件,其中的铜鹤造型极其优雅、自然,在秦代考古中是首次发现,无论其工艺造型     

群鹿纹陶壶的发现及其价值

1988年,吉林省镇赉县坦途北岗子遗址出土了一些群鹿纹陶壶碎片,经修复后成为一件完整的群鹿纹陶壶,一时为文物考古界所关注。该陶壶是青铜时期生活在东北地区的鲜卑族遗物,有着重要价值,被考古专家鉴定为国宝级文物。这件群鹿纹陶壶的发现,对于研究东北地区青铜时期的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甘肃玉门火烧沟四坝文化铜器的科学分析及相关问题

本文对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出土的67件铜器进行了科学分析,结果显示:其材质以红铜和锡青铜为主,有少量砷青铜、铅青铜、铅锡青铜等;成型工艺有铸造和锻造两种,前者略多;耳环多为锡青铜,热锻成型;而铜锥、铜斧等工具则多为红铜,制作以铸造为主。现有研究成果显示,河西走廊地区四坝文化铜器技术的发展早期阶段以红铜和青铜为主,砷铜或含砷青铜占有一定比例,晚期阶段以锡青铜为主。依据新的考古发现和年代框架,河西走廊地区早期冶金技术的出现和早期发展,显示了来自欧亚草原地区的影响,但不同时期文化交流路线以及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并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