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叶文人的一座浮雕——读袁仁琮《王阳明》

明朝是理学的全盛时代。明太祖和明成祖比宋元的君主更善于利用程朱理学来实行封建专制的思想统治。从私塾到国子监的学生,只许读经过朱熹等人注释的《四书》、《五经》,外加明太祖“御制”的《大诰》。然而,思想总要反映社会存在的变化,就在朱熹被捧得比孔子还高明的明中叶,出现了王阳明的“王学”。这派学不满于朱熹“穷理居敬”之类教条的僵硬和繁琐,以佛教禅宗的语言,孟子的学理,陆九渊的“心说”,作为判断天理人性的是非标准;     

沈阳故宫藏清宫文房用具

清代皇帝自幼读《四书》、《五经》,习学满、蒙、汉文字,兼及天文、地理等,且每日阅读前朝《实录》、《圣iJi『》,又喜临池书翰、著文吟诗、品鉴古玩。因此,内廷以及各处行宫遍设书房,房内书格环壁摆放,钙案上陈设笔墨纸砚以及各类文房清玩。文房清供是对中圈传统书房、书案陈设辅助用品的一种泛称,它多有精美的工艺造型和观赏性而被俗称为“文玩”。     

一代硕儒廖袭华

被誉为贵州“四圣”,也称“四硕儒”的遵义人郑珍、赵乃康,黔南人莫友芝,黔东北的廖袭华,除郑珍近年已有《巢经巢诗集》面世和研究莫友芝书法等一批论文发表外,其余二位尚未见其著作及评介文章发表。贵州省文史馆馆员、贵州省通志总纂陈福桐老先生曾为《印江自治县志》没有廖袭华的传而深感遗憾。廖袭华,字葆珉,号西山,又号海,印江自治县峨岭镇长坡村人。生于清咸丰九年(1859)。廖袭华先生自幼熟读“四书”、“十三经”,尤喜读《周易》、《尚书》,重《礼仪》、《丧服》。青年时代,先生深受通经史的印江知县龚炳琳的赏识,便邀他随子龚藕田赴…     

我的学生时代

我于1918年冬出生在毕节县城内沙石牌坊一个贫民的家里。6岁时,家里把我送到威宁街吴老夫子的私塾启蒙读书。先生收了父亲用红纸包起的“贽敬”（小洋十元）,行礼如仪之后,开始了我的求学生活。第二年,我转到号称“神童”、“才子”的燕贻谋先生设在大横街“少白楼”（餐馆名）的私塾,读《诗经》、《左传》,第三年仍在那里读《古文观止》、《唐诗》,开始作文。第四年,燕先生不来了,我转到水东门内水沟边车绍轩先生的家塾里读了两年。     

陈济棠主粤时期广东中小学的读经运动

陈济棠鼓吹在广东中小学进行读经 1933年6月18日,陈济棠向西南政务委员会提出,请通令全省学校恢复读经。并拟具“正学风办法”;（一）由教育厅将《孝经》、《四书》摘其“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编为经学教科书;（二）大、中、小各级学校以经学为主科,每星期至少授课六小时;（三）作文命题,经学题应占其大半;（四）唱歌一科,将诗经及古圣贤之雄壮诗词采入,以“养成浩然之气”;（五）考试成绩,以操行为重。     

“梦周公”的由来

东汉时期的边韶（字孝先）,博学多通,善于辞令,在文学上有很深的造诣,名声很大。 边韶有数百名学生。他常常在白天闭上眼睛假睡,有的学生便私下讥笑他说：＂边孝先,腹便便;懒读书,但欲眠。＂这话传到边韶的耳朵里,边韶即反唇相讥道：＂我肚子肥大,因为满腹是《四书》、     

目录学视野下的《论语》变迁

伴随《论语》在儒家经典的地位的上升,以目录学为观察视角探析《论语》在众多的目录著作中由最初的＂经之附庸＂,逐步发展为一个固定类目,梳理《论语》类目在目录著作中的分合衍化,在经过了先秦两汉、魏晋至隋、唐宋、明清四个阶段后,由《论语》类目发展为＂四书＂类目的脉络。     

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再答孙经先对《墓碑》的指责

孙经先先生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上发表了《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的长文,又发表了《人口统计学中的虚拟人口理论及其应用》,声称“用科学分析”和“严密的数学方法”。论证出“饿死三千万是谣言”。我于2012年写了《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就大饥荒年代的人口问题与孙经先商榷》,也采用他那种“严密的数学方法”,按他所设定的条件,否定了他的结论。最近,他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连续发表文章,不仅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人”是重大谣言,还说“《墓碑》大量使用了伪造的、被篡改的和极为荒谬的数据”。本着对历史真相负责的态度,我再次回应。     

还历史本来面目──关于“何世桢是爱国者”的反映

本刊今年第1期刊出何柞榕所写《被“选入”汪伪中央的何世桢是爱国者》后,上海市委统战部离休老干部陈一鸣致函作者并编辑部,赞成何祚榕的观点,并随函寄来他写的《一场反对日汪的群众运动》一文的复印件（原载1995年政协上海市委文史资料委员会、上海政协之友合编的《血肉长城》一书）。文中说,抗战初期,何世桢接受最高国防会议的任务,要他利用孙中山先生旧日的日本友人关系,对日本做分化工作。汪精卫叛国投敌后,亲自拉拢何世桢,何不同意汪投敌,并组织了反汪活动。汪伪召开“六全大会”并将何列入未公布的“中央委员会名单”,何…     

试论《庄子》讽刺的技巧及效应

闻一多先生《古典新义》说：“读《庄子》本分不出那是思想的美,耶是字的美。”不过,我们可以偏重于从艺术的角度理解它。 正如鲁迅先生为适应斗争的需要而采取杂形式对社会世态予以冷嘲热讽一样,庄子“以天下为浑浊,不可与庄语”,可又要“与世俗处”（《天下》）只得“寓言十九,籍外论之”。[第一段]     

《文木山房诗说》初探

吴敬梓《木山房诗说》久已亡佚。金和在《儒林外史》跋中说：“先生有《诗说》七卷,是书载有《溱洧》篇数语;他如“南有乔木”为汉江神女之词;《凯风》为七子之母不能食贫居贱,与淫风无涉;“爰宋唐矣”为戴妫答庄姜“燕燕于非”而作;皆前贤所未发。又说：“先生     

黄炎培赋诗话茅台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主席居住的窑洞里挂着一幅国画。这是沈钧儒先生的次子沈叔羊于1943年所作,画面上是一把酒壶,上书“茅台”二字,壶旁有几只酒杯,画上有黄炎培先生所题《茅台酒歌》：     

四首佚名诗非梁漱溟所作

在我国知识界,特别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中间,提起梁漱溟先生,可以说是尽人皆知。梁漱溟先生是蜚声海内外的学者、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毛泽东的朋友。其实,梁先生的“头衔”远不止于此。他还被人称为教育家、哲学家、思想家等等。但友人近日拿来一本名为《六月雪》的新书,书的副标题是《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内容不言自明。引起我注意的是,该书的最后一页上,收录了一首七言打油诗——《咏“臭老九”》,署名为梁漱溟。又听说,梁漱溟先生的亲属近年也曾被询问:“梁先生的诗集将于何时出版?”当然,梁漱溟先生作为一位学识渊博的老一辈学者,身后留…     

展示中原文化丰厚底蕴的《孙奇逢集》

孙奇逢(1584—1675年),字启泰,号钟元,晚年自号岁寒老人。他终身布衣,致力于学,著述甚丰,涉及经学、理学、史学、文学等诸多方面,是我国明清之际著名学者、思想家、教育家、爱国志士,被北方学者奉为泰山北斗。孙奇逢的经学之作分别为《读易大旨》、《书经近指》、《四书近指》及《晚年批定四书近指》。《读易大旨》写于明清社会动荡不安之际,孙奇逢为寻找“天崩地陷”的原因,希望能从《易经》这部阐发“天地自然之理”的经典中,得到关于人世变革原因的启迪。《书经近指》的主旨、纲领乃一“敬”字,而“主敬存心”的功夫又要体现在日常生活之…     

国学不仅仅是儒学

儒学仅仅是国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不能代替国学。首先要弄清国学的内容,国学应当既包括社会科学,也包括自然科学。在古代社会,社会科学往往与自然科学密不可分,《黄帝内经》《易经》《山海经》《禹贡》《墨子》等就是典型的例子。“四书”“五经”只是国学的一部分。     

司机眼中的黎澍老人

记得黎澍先生去世多年后的一天,在一次聚会上我遇见了《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黄春生,他给了我一本《黎澍十年祭》。当时小黄对我说：“其实你也可以写一写黎老,你给他开了那么多年车,他的为人、思想,     

民主的对立面不是专制吗

邵建先生在2009年第9期《炎黄春秋》上发表《民主与专制的百年迷途》一文,旨在颠覆近百年来中国人习以为常的一个观点,即“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他认为,所谓“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乃是由《新青年》导出的“一个政治学误区”,     

邹韬奋拒贿

邹韬奋从1926年起就在上海主办《生活》周刊。1930年春,有位读者写信给邹韬奋先生,揭露国民党交通部长王伯群贪污挥霍,生活糜烂,虽然年过五旬,仍逼迫上海一位漂亮的女大学生做他的小老婆,且婚礼之奢侈不亚于蒋、宋的豪华气派。韬奋先生看了信后,派人明察暗访那位读者来信属实,便对来信略作润色,加了编者按语,准备在“读者信箱栏发表”。正当稿件排印时,王伯群得知了此事,他连忙派了商务印书馆一位“交际博士”和韬奋先生的老相识,带了十万大洋前往《生活》周刊社同韬奋先生“谈判”。“交际博士”先开口:“邹先生,王部长最近拨了一笔公款,对…     

由安徽十文光绪黄铜元谈白[金葛]、半黄铜元

1998年第3期《安徽钱币》上，汪昌桥先生云：“至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安徽黄铜元实物和未见诸报道。恳请各位泉友注意此事，如发现安徽黄铜元，请予共赏之”（《对清末安徽铜元几个问题的探讨》）。     

徐长林小传

徐长林,黄梅县小地镇虞菜园人。生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光绪二十四至三十二年在私塾读书。他对“五经”、“四书”及“八股文”没有兴趣,背着家长和老师“偷”读通俗小说和说唱文学作品,为学唱采茶戏打下了良好基础。民国元年（1912年）开始学戏,师承关系不清。他学戏聪明,一晚上可以学一折小戏,师傅口传,他除心记外,还用笔录。他五官端正,中等身材,眉清目秀,嗓音宽厚,主演小生恰到好处,是民国初、中期黄梅采茶戏著名的小生之一。他的拿手戏有《山伯访友》、《董永卖身》、《白布楼》、《白扇记》、《卖水记》、《吴三保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