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城市史漫谈

“成都是一座具有2300多年城名、城址不变的历史文化名城”．这是目前流行的对成都城市史的时间定位。其根据是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后,于公元前310年张若仿秦都城在成都修筑城墙,以此作为成都城市历史的标志。这种观点,一是源于中原文化正统论的影响,认为之前,蜀地是未教化的蛮夷地区;二是一些学者片面认为城墙的建筑才是城市形成的重要标志。     

成都城市史漫谈

“成都是一座具有2300多年城名、城址不变的历史文化名城”,这是目前流行的对成都城市史的时间定位。其根据是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后,于公元前310年张若仿秦都城在成都修筑城墙,以此作为成都城市历史的标志。这种观点,一是源于中原文化正统论的影响,认为之前,蜀地是未教化的蛮夷地区;二是一些学者片面认为城墙的建筑才是城市形成的...     

人情、循吏与《大清律例》关系探析

我国古代,天理无非人情,王法本乎人情,传统法文化多侧重人情。基于儒家文化,传统人情以礼为核心,和谐而又冲突:人情与法律的和谐,以不孝罪、留养制度、亲属相犯和恤刑为代表,《大清律例》中无相异的规定;人情与法律的冲突,以复仇和赦免为代表《大清律例》的规定有些冲突甚至矛盾。基于儒家背景,循吏多因循人情,并多体现于理讼。人情与法律和谐时,循吏理讼因循人情即是遵循《大清律例》;人情与法律冲突时,循吏多曲法申情。     

论《唐律疏议》中的人情

我国古代社会,天理无非人情,王法本乎人情,重视人情是我国传统法文化的一大特色。受儒家文化影响,我国的传统人情有人之常情(以忠孝为核心)和人情世故两层含义。传统人情以礼为核心,和谐而又冲突:人情与法律的和谐,以不孝罪、留养制度和亲属相犯为代表,《唐律疏议》将之法律化,人情与法律相融合;人情与法律的冲突,以为亲复仇、恤刑和赦免为例,《唐律疏议》中有相异甚至是矛盾的规定。     

河南农村的仪式性人情及其村庄社会基础——深化理解村庄社会性质的新视域

村庄社会基础是理解仪式性人情的根本。在河南一村,仪式性人情是镶嵌在血缘关系所组织的社会秩序中的,人情的背后是道德伦理规范及其秩序状态,而人情也在不断表达和再造着这种规范和秩序。这启示我们要不断深化对村庄社会性质的理解。     

四川汉代画像石棺艺术研究

中国画像石棺艺术源于商周,至汉代,厚葬之风使蜀地和中原普遍流行石棺装饰,经魏晋南北朝,发展至西北地区,历隋唐五代两宋至金,尔后逐渐消失。纵览一千五百多年的石棺艺术发展史,可以发现:四川汉代画像石棺艺术就其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已达到了比较完美的艺术境地。一、四川汉代画像石棺艺术的研究状况《华阳国志·蜀志》云:“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蜀侯蚕丛的活动,已为广汉三星堆遗址的考古成果所证实。这表明商周之际,蜀地有石棺椁之葬制。宋代学者洪适     

乡邦文化视野中的扬雄——以《华阳国志》为中心

郡书写作的兴起,深受汉魏时期地域优劣论的影响。《华阳国志》继承汉魏郡书撰写的传统,通过表彰先贤来标榜蜀地的独特之处。该书《先贤传》通过增删调整《汉书》《法言》等史料,将扬雄塑造成一位“齐圣广渊”的弘道圣人,有关扬雄的负面记载却只字未见。此种做法,体现了乡邦文化建设中方志书写的特点。而作为集蜀地方志之大成的《华阳国志》,其对扬雄的定位,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蜀地士人的认识,这意味着扬雄拟经征圣的行为至少在蜀地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认可。     

清末民初闽东乡民的人情往来及其人际网络——以永泰漈头林家为例

在福建永泰县漈头村发现的人情簿资料,记录了清末民初一个普通农户从1886年到1938年的半个世纪中,所举办的8场人生礼仪活动的来客礼金与礼物清单,呈现出丰富的人际网络信息。结合当地收集到的族谱、阄书、契约等资料对人情簿进行考察,还原林家人际关系总和,探讨其中记载的几类人群与林家进行人情往来的动机,有助于深入理解乡村社会中的"差序格局"。     

人情仪式:功能性、社会性与价值性

人情仪式是一套处理社会秩序的机制,通过三个层面的社会运作完成熟人社会的整合:功能满足、社会控制、价值生产。人情仪式的功能性、社会性和价值性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系统,它们分属不同的社会领域,却相互融合、相互支撑。功能性是基础的和物质的层面,社会性是社会运作机理的体现,而价值性体现了价值的生产机制。三个层面的社会运作将人情仪式演绎成为一个复合的体系,其核心是从不同的层面形成了熟人社会的整合。     

“匀蜀金”玺印考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古玺印选》著录一枚"匀蜀金"玺印,其"匀蜀金"之"匀"应读为"钧","钧蜀金"指三十斤蜀地生产的铜、银等金属块。由于该玺印的印纽为銎形,表明它是一枚烙印,其用途当是在蜀地生产的三十斤金属块或封缄上戳打印记。至于该玺印的国别,因为其文字具有比较明显的晋系特点,所以它应系战国时期的三晋而非燕国玺印。     

浅析一个皖南乡村中的礼物流动风俗

礼物馈赠是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交换方式之一。礼物的交换可以维系、强化并创造社会关系。本文中笔者将用仪式性与非仪式性人情来解析家乡人情伦理与礼物流动,并尝试分析礼物流动在当地产生的原因及功能。     

政惠蜀民的章仇兼琼

政惠蜀民的章仇兼琼干树德章仇兼琼是唐代鲁郡任城人。（《宝刻丛编》）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相继为剑南道长史、司马和节度使。他在蜀地,德政颇多,政绩斐然,民常怀其惠。尽管他著绩酉蜀,但史籍不为立传,现撰此以述其绩。章仇兼琼之先辈,据《章仇元素碑》载,初为齐地姜...     

浅析人情小说《玉娇梨》的才子佳人模式

人情小说《玉娇梨》作为才子佳人小说的代表性作品,具有典型性。本文试对其才子佳节人模式进行浅要分析,探索其在文学方面的积极意义。     

西汉前期的蜀商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贡献

西汉前期的巴蜀商人活动能量十分惊人。他们把蜀地的商品远销至中亚、印度、东南亚、东北亚等地。他们充当了南方走私贸易的主角。岭南和西南地区成为走私行为蔓延和滋生的温床。南印度迈索尔出土的公元前138年的古汉钱,似应与蜀地的走私商人有关,正与《史记》所记载的蜀身毒道相印证。汉武帝消灭南越国,平定西南夷,蜀商走私活动赖以生存的环境和土壤荡然无存。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纵横捭阖数百年的巴蜀商人集团从此黯然失色。他们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从此微不足道了。     

古蜀道中行 关山度若飞

古蜀道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大概念。包括四面八方通往古代蜀地的道路,有自三峡溯长江而上的水道,由云南人蜀的焚道,自甘肃人蜀的阴平道和自汉中人蜀的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等等道路,泛指古时人蜀的水陆通道,这是广义上的蜀道。而通常学术研究中提到的“蜀道”,则是指狭义上的特指概念,即由关中经过汉中通往四川的陈仓道、褒斜道以及由汉...     

前后蜀历史与文化讨论会综述

为了促进前后蜀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四川省历史研究所、四川省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都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成都市社科研究所、成都王建墓博物馆等六个单位于1991年10月23-25日,在成都王建墓博物馆举行了“前后蜀历史与文化学术讨论会”。应邀出席学术讨论会的,有上海、河南、重庆、成都等地的专家学者及有关方面的代表共八十余人。本次学术讨论会共收到论文40余篇,涉及到历史、考古、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内容。会议自始至终洋溢着热烈而团结的气氛,与会者推心置腹,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气氛十分活跃。现将学术讨论会的观点和意见,综述如下: 一前后蜀统治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很多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许多领域都值得研究探讨,这是与会者的共识。与会学者认为,前后蜀在五代史中占有     

两宋蜀士题刻校补

两宋金石学昌盛,西蜀地理山川形胜,故蜀籍文人士子辄有留壁题刻之举。举凡北宋宋京、文同,南宋陆游、阎苍舒、章森、安丙等皆然。本文即就此展开钩沉补遗．另就抵今犹有歧见之宋京、陆游题咏成都诸葛亮读书台说予以再确认。此外,还就陆游旅蜀隐私、人事地域关系、阎氏款署籍贯取向、文同与安丙摩崖题诗归属,诸悬而未决问题详加考证辨误。     

汉中地理对陆游“汉中诗文”的影响

汉中(古南郑)是陆游践行人生理想和文学创作之地,对诗人的影响可谓深远。汉中独特地理位置、气候物产、风土人情、历史文化都潜移默化影响到陆游的汉中诗文创作,因此汉中地理成就了陆游的汉中诗文。     

汉代河西的蜀地织品——以“广汉八稯布”为标本的丝绸之路史考察

河西汉简资料中,"广汉"作为人名、地名和军事机构名号,可以理解为体现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的特殊符号。而河西出土"广汉"指示蜀地纺织业产品"广汉八稯布"的简文,丝绸之路史研究者应当看作重要资料予以关注。由蜀地往河西的纺织品运输路线,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别支。考察这一交通线路,还应当注意肩水金关简"驱驴士""之蜀"等简文反映的交通史信息。成都老官山汉墓织机模型的出土以及张骞浮槎行天河见织女得"支机石"传说与蜀地的密切关系,对于相关考察也有参考意义。     

金牛道和米仓道上的三国遗址

古"蜀道"可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长安至汉中的褒斜道、子午道、陈仓道和傥骆道等组成;另一部分由汉中至成都的金牛道、米仓道和荔枝道等组成。其中金牛道与米仓道在三国时期属于蜀国范围,是蜀地北接中原的重要道路,也是魏、蜀两国经济、文化和政治交流的纽带。这两条道路上留下了众多的三国遗址,诠释着三国文化中"仁、义、礼、智、信、忠、勇"的中华传统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