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动中的群体与个人——新微观史学述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新史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研究的范围涵盖了社会的各个方面,深入到社会史的各个领域,其史学思想对各国史学研究都具有广泛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史学”本身亦综合发展,其包容度日益扩大,产生了诸如计量史学、即时史学、历史人类学、心态史学等不同的研究方法,其中心态史学占有重要的地位,法国名心态史学家伏维尔甚至称心态史学为“长时段的优势领域”。70年代后半期至80年代的心态史学中,     

法国新史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评《法国当代史：身份与变化》

在我的书架上有一部法国社会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著作《法国当代史：身份与变化》。它谈不上是法国史学的伟大著作,但由于它由七位具有法国共产党背景和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史学家集体撰写,而且用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较为系统地阐述法国近现代史,这就给我们了解法国8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也使我们对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法国“新史学”的浪潮中遭遇的困境和他们的坚持有了重要的认识。     

论袁宏史学思想的玄学倾向

魏晋玄学对于史学家袁宏的史学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 ,他的“道明其本 ,儒言其用”、为政“贵在安静”和智者“顺势而为”等观点的提出 ,表明其史学思想具有明显的玄学倾向。     

R.H.托尼与英国百年史学

R. H.托尼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知名史学家,但受20世纪中后期新史学思潮冲击和右翼史学家批判,他和他的著作逐渐淡出英国史学界,直到最近,托尼的史学遗产才重新受到重视。托尼的个人命运与英国百年史学变化相互映照,通过分析托尼所处时代和他对16、17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的批判性研究,以及英国新史学、修正派史学对托尼的抨击和21世纪新环境中托尼的“回归”,可以看出,他提出的资本主义起源问题,对下层民众生计的关注,以及所采用的宏大叙事史观和研究方法仍有学术生命力。     

论明焦的史学思想——兼评其《国史经籍志·史类》

焦是晚明著名的思想家 ,也是一位史学家 ,他的史学思想体现在他对史学功用、史学标准、野史的价值、史馆修史的认识等各个方面。焦提倡史书“彰善瘅恶”的借鉴作用 ,认为史著应当经世致用 ,有益教化风气 ;就史书标准而言 ,他表彰直书实录 ,提出了著史当“善恶并列 ,不必以人为断”、“贵贱?列 ,不必以位为断”的进步观点 ;焦肯定了野史的价值 ,主张用野史补苴国史之缺 ,还为改良明代史馆修史 ,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他的目录学著作《国史经籍志》之“史类”反映了他对史书的理解。     

宋代佛教史学略论

中国佛教史学发展至宋代,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佛教史学著作数量丰富,各体兼备,并创造出纪传体、编年体教史和藏经解题目录等新体例。本文考察了宋代佛教史学的状况,指出世俗史学的刺激、皇家对沙门著书的重视与褒奖以及大藏经的刻印与流传是宋代佛教史学繁荣的原因。     

论宋修《成都志》

宋代方志学十分兴盛,四川地方官6次修纂《成都志》即一显例.这6部志书前后相续,间隔时间短,较完整地记载了四川的历史、方物,其在方志学史等方面的价值和影响相当可观.宋代产生6部《成都志》与巴蜀史学的兴盛、宋代的文治政策及四川在宋朝的战略地位有着极大的关系.     

宏大叙事的缺失与复归--当代美国史学的曲折反映

史学“碎化”是美国史学重建中面临的一大难题。史学“综合”是大多数美国史学家的心愿,但也有史学家提出,关键并不在于史学“综合”,而在于重建史学的宏大叙事。关于宏大叙事的各种解读有助于我们理解史学中的“宏大叙事”。美国史学中的宏大叙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曲折反映。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二战后的美国史学出现疏离宏大叙事的趋势。史学家们惊叹宏大叙事的缺失,呼吁和设计宏大叙事的重建与复归。当代美国史学宏大叙事的重建面临种种难题。这些难题从理论上讲是由于宏观社会理论的缺失与后现代理论的瓦解作用造成的,这是当代西方史学乃至整个世界史学需要直面的问题。而宏观社会理论的缺失、后现代理论的产生与宏大叙事的缺失一样都可以追溯到更深层的社会历史根源。关于美国历史的宏大叙事的前景如何,只有将来的美国史学家能够回答。     

史学的品格与历史学家的使命——章开沅教授访谈录

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针对史学的现状及历史研究所面临的困境,立足于史学品格与历史学家使命的高度,阐释了自己独到的历史观。他认为,史学只有保持独立的科学品格,才能发挥其独特的社会功用;史学家只有保持独立的学者人格,达致“通识”与“圆融”的境界,才能表达对人类历史乃至宇宙生命的终极诉求;中国史学只有在研究视域、研究手段、研究团队等方面全球化、国际化,才能走向世界。     

“务实的历史写作”与18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史学理论——以伽特勒、施洛策尔的理论论述为中心

近代西方史学诞生以前，历史研究与历史写作分立，历史被视作神学和法学的预备知识。18世纪下半叶，在以伽特勒和施洛策尔为代表的哥廷根史学家的推动下，“务实的历史写作”成为德国启蒙史学的标志性概念，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因果关联被要求以系统的方式加以呈现。伽特勒和施洛策尔围绕“务实”与“系统”和“科学”这三个概念进行了史学理论层面的反思，并将普遍史—世界史的编纂作为“务实的历史写作”的实践形式。史学家被要求在经验性的史料工作的基础上，运用哲学的头脑，选择对人类文明发展具有普遍意义的时期和对象，呈现其中的系统性和关联性，让史学获得科学的性质。伽特勒在历史表现层面仍然保留了传统修辞史学的痕迹，施洛策尔则强调史学家所具有的理性能力在历史写作中发挥的主导作用。进入19世纪，启蒙史学及其理论受到德国历史主义史学家的批判，“务实”一词逐渐成为前现代史学的标签。     

徘徊于理想与现实之间——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看司马相如的心路历程

司马相如是西汉独一无二的大辞赋家,其作品词藻富丽,意境阔大,无人可及,后人称其为“赋圣”。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一时传为佳话,但也时为后人诟病。本文以《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为研究对象,从更名事件到“窃妻受金”,从宠倾一时到“称病闲居”,从病免隐居到作《封禅书》,分析司马相如徘徊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心路历程。     

浅议李贽的史学思想实践

李贽是明朝中后期一位进步的思想家,也是很有创建的史学家。他一生著述繁富,提出了许多丰富的史学理论。李贽将其别具特色的史学思想运用到史学著作的具体实践中,形成了一些异于传统的观点。本文拟分析归纳李贽史学思想实践各方面的表现。     

读燕永成博士的《南宋史学研究》

在中国封建社会史苑中,宋代史学尤其是南宋史学无疑是最为夺目的一支奇葩。史学大师陈寅恪曾对宋代史学评论说：“中国史学莫盛于宋。”（见《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2页）邓广铭赞扬宋代史学说：“宋代史学的发展所达到的水平,在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内也是最高的。”（邓广铭、漆侠：《宋史专题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从相如故里到相如文化的研究

相如故里的问题,再次提出已近20年。其间,2003年中国第一家专门研究司马相如的学会。司马相如研究会,在蓬安成立,2004年全国第一次专门为研究司马相如而召开的学术讨论会“司马相如与巴蜀文化研讨会”。在蓬安召开。其间。讨论的问题由“相如故里”逐步深入到全面研究“相如文化”．参与讨论的专家、学者,由蓬安、南充、四川逐步扩展到全国以及世界的汉学界。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谭继和先生称“这是一篇大文章”。并“已经开始出现成为显学的趋势”。下面对此前的研究作一简述。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动向

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面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和《罗德尼·希尔顿的中世纪:历史主题的探讨》两本著作,从多个领域和角度回顾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及现状,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经验和教训,并对前景进行了展望。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立足新形势、新角度,深入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与目的论、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欧洲中世纪社会经济史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等问题,显示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中的一些值得关注的新动向。对这些新动向我们进行了介绍,尽管在一些理论问题上,我们的认识与其并不相同。     

文史摘

西方史学的两个发展趋势在西方学术发展史上,19世纪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进入20世纪,西方史学在“新史学”的旗帜下,取得了新的成就,科学地认为20世纪的西方史学,借鉴其有益的内容,对当代中国史学的建设具有积极作用。“二战”后西方史学发展的趋势和特点之一是,随着史学家     

钱穆：痴人说梦——读《国史新论》

被尘封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史学家钱穆的著作,终于在大陆上出版了,三联书店近期将钱先生七种著作辑为系列出版,更是一件盛事。不过笔者读了其中的《国史新论》,对一些观点实在不敢苟同,惊讶于这位史学大师是在以想像写史,论国史虽日“新论”,其实不新。     

论西方微观史学对宏观叙事的构建

微观史学通常被认为与宏观史学相对立并因此被视作“碎片化”的代名词。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事实上,微观史学家在专注于历史细节的同时,也在积极地构建宏观的历史叙事。他们提出了“正常的例外”和“可变的尺度”两个概念作为其宏观叙事的理论根据,并通过个体与社会的关联性、象征性隐喻、追随、深描、比较等方式在研究实践中建立起微观史与宏观史乃至全球史之间的联系。而他们之所以如此,归根结底与其所处的多元主义学术语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微观史学与宏观史学特别是与全球史学相融的事实,对于我们走出“碎片化”的历史,以及确立一种辩证多元的历史认知模式具有启发意义。     

从新史学到新民族主义史学——略论宋学影响下的民国史学主流

由新史学发展为新民族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在抗战时期受宋学尤其是南宋浙东史学的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民初史学家通过中国史学史研究发现了宋学与浙东史学的价值。"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史学家发扬宋学、浙东史学精神,注重事功,经世致用,投身学术抗战,构建新民族主义史学,取得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其代表作为陈垣撰著的《通鉴胡注表微》。新史学发展有两条线:一是以梁启超、何炳松、蒙文通为代表,由中国史学史研究发现了宋学;一是以王国维、陈垣、陈寅恪为代表,由历史考证通义理,进而转向宋学。两条线于抗战时期合一,形成了新民族主义史学。抗战胜利后,新民族主义史学融入马克思主义史学。由新史学而新民族主义史学,又由新民族主义史学而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发展变化的路径。     

朱希祖史学略论

朱希祖是我国20世纪前期的一位重要史学家,在北京大学史学系、中央大学史学系担任系主任多年,为中国史学的近代化作出了贡献。他继承和发展了章太炎的史学思想,在许多史学领域均具有精深造诣。本文论述了他的史学成就,求真与致用相统一的史学思想以及他的治史特色、治史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