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视野下民国新式丧葬礼俗的实施

丧葬礼俗包括丧葬礼仪与民间丧葬风俗。它反映了民国时期社会文化变迁的广度与深度。民国时期新式丧葬礼俗的实施情况具体表现在推行公墓制;提倡火葬,建立殡仪馆;开追悼会,倡导国葬和公葬;采用形式简明的讣闻。     

从曹操墓看曹魏薄葬风潮

在秦汉帝王“厚葬”“事死如事生”观念的影响下,曹操作为乱世英雄却选择薄葬。曹操高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广为人知,并引领曹魏时期乃至魏晋时期的薄葬风潮。曹操生活中尚俭戒奢,死后丧葬从简。将考古发现与史籍所载结合起来,研究曹操在薄葬风潮中所起的引领作用,窥探薄葬风潮,意义在于丰富中国古代葬制、葬俗。薄葬作为曹魏时期兴起的丧葬方式,虽然之前已有薄葬思想,但作为制度大规模推行在中国历史上是首次。在特定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下产生的薄葬风潮为我们研究社会礼俗、丧葬观念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丧葬的起源及影响丧葬制度的因素浅议

丧葬文化一直都是众多文化传承中的一种,故有丧有葬之说.丧,谓之亡也,每逢家中有逝者时感伤而怀念之,形成一种文化氛围.葬,谓之臧也,祭死者以安其心也,念礼仪宗法故传之.丧葬是人类对于自身生命终结的一种处理方式和心理态度,它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感情,丧葬制度和丧葬礼仪的确立有其深刻的认识根源.     

石刻资料中的辽代丧葬习俗分析

辽墓出土的墓志及墓幢等石刻文字蕴含着虽零散但却十分珍贵的反映辽人丧葬习俗的第一手资料。利用这些珍贵的石刻资料,对辽人丧葬习俗诸如“停柩权厝”、“遴选墓地”、“营造墓穴”、“卜占葬期”、“依礼下葬”、“褙葬先茔”、“特殊葬式”等问题进行探讨,不仅可弥补文献史料和考古实物对丧葬习俗记载、反映之缺漏,丰富辽代丧葬文化之内容,而且有益于进一步深化与丧葬文化相关的辽代社会史之研究。     

试论汉代玉枕

汉代是中国玉器史上繁荣发展的时期,也是我国古代葬玉之风比较盛行的时代之一。由于汉代推崇厚葬,墓内埋葬物品众多,丧葬用玉是其组成部分之一,而殓葬玉器又是丧葬玉器的大宗。两汉墓葬中出土的殓葬玉器有玉衣、枕、面罩、握、冶等,枕又是其中极具有时代特色的代表性器物,是汉代帝王列侯及高级贵族、官吏等墓葬中常用的丧葬用玉,不仅发现数量多,而且无论材质、设计、制作工艺等都堪称一流,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丧葬用玉及相关装饰工艺等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实物资料。     

尊古复礼——蓝田吕氏家族墓的墓园布局与丧葬实践

本文以北宋蓝田吕氏家族墓为中心,参照同时期其他家族墓和关中地区葬俗传统,剖析蓝田吕氏在墓园布局、墓葬排列和具体设置上的诸多特别之处,尝试揭示这些现象背后的思想观念,分析吕氏如何在丧葬实践中践行古礼。作者认为,蓝田吕氏在墓前设祭祀建筑,应源于汉代以来墓祭的礼仪传统,这一做法在北宋中后期的部分文人间已经出现;在墓葬排列上以嫡长子为中心的布局方式,源于周礼中的昭穆制、宗子法及祔葬的观念,而竖穴土洞墓等一系列葬制亦体现出明显的复古倾向。蓝田吕氏的丧葬实践较为严格地践行古礼,为其实现复古理想的重要途径。     

战国秦汉时期巴蜀丧葬习俗——船棺葬及其民俗文化内涵

船棺葬是战国秦汉间巴蜀地区流行的一种丧葬习俗。本文运用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相结合的方法 ,从船棺葬的发现与地理分布、船棺葬与巴蜀先民生产与生活的关系、船棺葬的特点及其民俗文化内涵等三个方面 ,探讨这一古老的丧葬习俗形成的原因 ,以及它所蕴藏的民俗文化内涵。指出巴蜀船棺葬的产生 ,既是巴蜀先民受到本民族“送魂”意识支配下的产物 ,同时又与古代巴蜀先民的生产活动与生活习俗有着密切的联系。     

略论汉墓出土玉璧及其蕴含的丧葬观念

两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盛的大一统时代,玉璧的发展也随着社会的进步进入了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玉璧继承新石器时代至战国时期的传统风格并且有新的变化,以其选料精美、工艺讲究、纹饰丰富、使用范围广泛、数量最多堪称经典。两汉时期考古发现的玉璧主要出土于诸侯王及其亲属墓葬中,本文在总结墓葬出土玉璧资料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分类研究,并结合出土情况和文献资料归纳出汉代玉璧的社会功能,着重介绍其作为葬玉的使用情况,据此分析其中蕴含的象征意义以及所反映的丧葬观念。     

再葬画像石墓的发现与再研究

再葬画像石墓的出现,社会动荡、经济凋蔽是直接原因,丧葬习俗的改变是再葬画像石墓出现的重要因素。     

民俗学视域中丧葬文化研究的范式转换——评陈华文、陈淑君《浙江民间丧俗信仰研究》

作为一种极富特色的社会文化现象,丧葬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按照学界对于“文化”内涵的理解,可将其大致划分为三大部分：其一是丧葬的物质文化层面,即能够体现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物质文化面貌,甚至某些与之紧密相关的自然地理因素中以“物化”形式体现的丧葬内容,如葬所（包括坟地和墓穴）、葬具（棺、椁、殓尸用具）、随葬器物等;其二是丧葬的制度文化层面,主要是指丧葬礼制风俗以及某些少数民族“依俗行丧”的不成文法等;其三是丧葬的精神文化层面,亦即通过上述两个方面所反映出来的灵魂观念、祖先崇拜、宗教信仰等当时人们的精神文明状况。     

浅论宋金时期河东丧葬习俗

我国传统的丧葬,土葬较为普遍。但在宋金时期,我国却盛行火葬,而且,这种丧葬形式一直持续到元代。清初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卷15《火葬》中指出：“火葬之俗盛行于江南,自宋时已有之。”据伊沛霞在《宋朝的火葬》和韩森的《宋代的买地券》两文中的估计,当时全国的火葬在10％．30％之间。而在山西南部的河东地区,宋金时期火葬亦蔚然成风。     

从印江土家族红棺葬习俗管窥社会道德与社会权利

贵州印江土家族一直沿用红棺为已故亲人丧葬的习俗。论文意在探讨印江土家族红棺葬习俗反映的社会道德、社会权利。     

唐代丧葬花费考

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材料的梳理,勾勒出唐代丧葬花费的基本面貌,如购买葬具和墓地、修建墓葬、准备墓志和随葬品等。就丧葬总花费而言,普通官员与厚葬的庶民之间差距并不大,反映了唐代城市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阶层流动性的加大;但与最高等级如皇室人群等仍然存在鸿沟,等级始终是影响葬事花费的重要因素。     

汉末三国丧葬中若干问题考论

中国古代表现在丧葬制中的厚葬与薄葬、礼俗的繁芜与节俭,因时代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特点。前辈学对丧葬问题通常将两汉和魏晋划分开来研究。然汉末三国时代的丧葬习俗,是整个封建社会最为简朴的,自有特色。尤其值得注意是各集团的统治对自己的后事均提倡薄葬,崇尚简朴,给当代人树立了节俭的榜样。而这种耳目一新的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又有深刻的社会背景。     

中国古代丧葬习俗研究

中国历史悠久,古代思想文化更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其丧葬习俗则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一朵璀璨耀目的明珠,它所蕴藏的古代社会信息量是其他任何礼仪风俗都无法与之媲美的,成为我们今天全面了解古代社会的一面不可缺少的镜子。本文通过对古代丧葬习俗的研究探讨古代丧葬文化习俗的形成与其在特定时期内的功能。     

丧葬习俗的地理学研究——以西藏天葬为例

丧葬形式既是社会文化观念的反应,也是一定自然环境作用的产物。我国主要有5种丧葬形式-土葬、火葬、塔葬、水葬和天葬,大部分民族采用火葬的形式。藏族作为我国民族大家庭重要的一员,在丧葬习俗上与其他民族有着很大的不同,90%以上的藏族同胞接受天葬。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文化背景﹑神奇的经学传说是天葬在西藏盛行的主要原因。由于天葬节约土地,净化环境,保护资源,在促进社会文明方面有特殊意义,应予以理解和尊重。     

古代帝陵中的“合葬”“祔葬”与“陪葬”

“合葬”“祔葬”与“陪葬”是帝王陵墓葬制的重要内容，显示出后妃、宗室以及功臣等人员同帝王的从属关系，同时也是历代王朝政治格局、丧葬礼制的重要反映。“合葬”始终是帝后同葬的重要表达方式，是古代社会道德伦理和礼仪秩序的根本；“祔葬”和“陪葬”因时代不同而内涵有所差异，整体反映了从先秦时期“天下国家”向汉代以后“家国同构”的转化。     

睡虎地M77汉简《葬律》补释

已公布的湖北云梦睡虎地M77汉简《葬律》是对彻侯丧葬制度的重要规定。本文结合胡家草场M12汉简《葬律》,对部分文句的断句、字词释读提出新的意见,并将律文与考古发现相印证,对彻侯丧葬礼制作了讨论。     

荷属东印度华人社会的自治与困境——以18—19世纪吧城公堂丧葬管理为中心

论文利用公堂审理华人民事案件和日常管理的档案记录《公案簿》和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藏原始公堂数字化档案,从华人社会权力管制的视角对公堂的丧葬管理过程、华人丧葬规范以及丧葬背后体现的社会内在矛盾进行了研究探讨。1742年建立的吧城公堂是荷属东印度时期荷兰殖民者委任华人甲必丹管理的华人半自治机构,主要处理华人民政事务,其中丧葬事宜便是管理要务之一,包括倡建、购置和经营华人塚地,规范华人葬仪、丧服之礼。然而在西方殖民统治不断强化的时代背景下,公堂在丧葬管理中面临唐吧贸易衰落后甲必丹们义葬观念的转变、闽粤二帮祭祀矛盾、华人美色甘及公堂内部人士对塚地经费管理的质疑以及殖民政府推进城市化过程中对塚地的侵蚀等挑战,再加上1900年吧达维亚中华会馆成立后倡导革新婚丧旧俗,公堂的权威地位逐渐遭到削弱,华人社会管理多元化的诉求和实践成为时代需要。     

北魏邢合姜石棺设计理念研究——兼论佛教对北魏丧葬的影响

邢合姜石椁墓出土于山西大同,因石椁周身四壁画满佛像成为“孤例”。石椁北壁“二佛并坐”图像体现出北魏的法华信仰,石椁南壁“七身坐佛”尊格属性为十方分身诸佛,起到“灭罪”、“增福”的作用。受佛教影响,北魏丧葬制度发生了变化,葬制有佛教的火葬元素,且有七七斋、百日斋等斋祭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