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振英——陈独秀的得意弟子

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中的师生袁振英与陈独秀第一次见面是在1917年,地点是在北京大学。他们最初的关系只是单纯的师生。那时的陈独秀已是声名满中国的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袁振英则是默默无闻却桀骜不驯的北京大学西洋文学系学生。但要论起进入北京大学的时间,学生却比老师要早了两年。     

袁振英——陈独秀的得意

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中的师生 袁振英与陈独秀第一次见面是在1917年,地点是在北京大学。他们最初的关系只是单纯的师生。那时的陈独秀已是声名满中国的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袁振英则是默默无闻却桀骜不驯的北京大学西洋文学系学生。但要论起进入北京大学的时间,学生却比老师要早了两年。     

一马当先陈独秀

提起五四运动,人们就会想起当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和他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毛泽东在1945年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称,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因为他发起并领导的新文化运动为五四爱国运动准备了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在五四爱国运动中,陈独秀与他的新文化运动战友及时报道形势,并提出行动口号和纲领,这些活动实际上起了引导运动的作用。     

救亡与启蒙的变奏:五四时期陈独秀的心路历程

<正>陈独秀是公认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他为什么从民初政治运动转向文化启蒙而创办《青年杂志》?他在进行五四启蒙运动时是否忘怀了政治救亡?他为什么在五四政治运动后迅速从思想启蒙再次走上了新的政治救亡之路?他为什么会放弃欧美民主主义理念而接受列宁主义及无产阶级专政?这些问题,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五四时期陈独秀的思想究竟有着怎样的变化?从政治救亡走上思想启蒙,再从思想启蒙走向新的政治救亡,是五四时期陈独秀走过的心路历程。     

陈独秀国民性批判思想研究

陈独秀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革命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旗帜、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敏锐的观察到,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前提是实现人的现代化。陈独秀在对阻碍国民现代化的传统恶习进行批判的同时,又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并大量的付诸实践。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国民性思想体系。因此,对陈独秀国民性思考的整理和分析,是十分有意义的。     

大革命洪流中的袁振英

广东东莞人袁振英是20世纪初中国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他曾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0年8月到1921年8月,他先后协助陈独秀筹建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与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并任《新青年》与《共产党》这两个重要刊物的编辑与撰稿人,足见他在建党初期的活跃。但1921年8月,他去法国留学以后,与中国共产党自动脱离关系,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初起时涌现的流星般人物。     

周恩来救助中共早期党员袁振英

袁振英是中共建党史上的重要人物,是中共最早的50多个党员之一,他既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也是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还是《新青年》、《共产党》月刊与《劳动界》的编辑与撰稿人,外国语学社的英文教师,陈独秀的英文翻译。     

“圣言量”今昔

在纪念五四运动林林总总的文章中，多有提到陈独秀者，但有一点似乎还说得不很充分，即陈独秀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最伟大的偶像破坏者之一。这不仅因为五四时期他写了一篇《偶像破坏论》，这一思想还贯串在他许多论著中。     

陈独秀对建党的贡献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75周年,在这值得隆重纪念的日子里,使我们想起了陈独秀这位党的主要创建者,这位第一届到第五届的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早在50多年前就指出:“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又说:“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     

初译版《共产党宣言》的传奇经历

1920年1月,“五四”运动“总司令”陈独秀乔装打扮成一个商人,坐着李大钊赶的一辆骡车,悄悄地离开了北京。陈独秀因从事爱国活动被军阀政府逮捕,出狱以后,他决心到上海去实现他的政治抱负。他们分别的时候,相约各自在南方和北方活动,     

初译版《共产党宣言》的传奇经历

1920年1月,“五四”运动“总司令”陈独秀乔装打扮成一个商人,坐着李大钊赶的一辆骡车,悄悄地离开了北京。陈独秀因从事爱国活动被军阀政府逮捕,出狱以后,他决心到上海去实现他的政治抱负。他们分别的时候,相约各自在南方和北方活动,为组建一个政党共同努力。     

为什么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在一次“五四”座谈会上的发言纲要

五四运动是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和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今年是五四运动70周年,本刊特发表彭明教授的《为什么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和周天度研究员的《五四时期的史良》两文,以志纪念。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是谁?史学界一向都认为是李大钊。毛泽东在1942年、1945年先后两次指出陈独秀是五四时期的总司令。彭明教授从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时期思想界中的地位、陈独秀与李大钊等人所倡导的启蒙运动为行将来到的爱国运动创造了前提条件以及陈独秀在启蒙运功中所起的作用,认为毛泽东关于陈独秀是五四时期的总司令这一评价,“是很有权威性的,也是符合当时五四运动实际的”。周天度研究员以《五四时期的史良》为题,论述了五四运动对青年一代所起的哺乳教育作用,而在过去,史学界尚属少见,颇有新人耳目之感。本刊对彭、周两位的赐稿,谨表谢意。     

试论“五四”后期陈独秀世界观的转变

关于五四后期陈独秀是否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及转变到什么程度的问题,是个尚有争议的问题。其原因,关键在于有些同志没有把五四后期的陈独秀看作是处在一定的发展和转变的过程之中,而是不分发展阶段的笼统的加以研究和评论。事实上,在五四     

陈独秀在监狱的研究生涯

1932年10月15日,由于托派内部叛徒出卖,陈独秀于当晚在家中被国民党上海警察逮捕。1933年4月20日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公权15年;后经他上诉,才被改判为8年,剥夺公权则部分撤销。 远在“五四”运动时期,陈独秀就把监狱与“研究室”等同对待,他说过:“出了研究室就入了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窒”,“这才是人生最     

陈独秀论“国民素质”

陈独秀是“五四”以前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在他早期的有关政论中,曾对中国国民素质中所存在的弱点进行过深刻的剖析,提出过一些发人深思的问题。本文谨对此作一简要的评介。一、国民素质与国家命运密切相关     

重新认识钱玄同

正钱玄同是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他与陈独秀、胡适、刘半农并称《新青年》四大台柱。他言辞犀利,思想激进,具有强烈的反传统精神气质。然而,钱玄同并非一开始便如此活跃,早期他还是个传统旧文人,有关他的思想转变之路值得研究,他在五四前后的表现与价值也应重新认识。从章门弟子转变为激进的反传统者钱玄同自幼受传统的旧式教     

抗战初期陈独秀的言论点滴

陈独秀先生是政治上的失败者。他学术上的成就,多于政治上的成就。他曾是北京大学的文学院长,是《新青年》杂志的主编;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人;是中国共产党的     

从陈独秀的一篇文章看近代中国民主思潮的特点——读史随笔

一篇“举世怪骂”的文章人们都知道陈独秀因创办《新青年》而成为当时毁誉交加的人物。在此之前,他已有过一篇文章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受到“举世怪骂”。这篇文章就是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日《甲寅》杂志发表的署名独秀的《爱国心与自觉心》。这是一篇在陈独秀前期思想研究和“五四”民主思潮研究中值得注意的文章。全文四千五百字,主要讲了这样四点意思:     

论陈独秀在上海大学创建中的作用

兼具政治领袖和文化名人双重身份的陈独秀,对1920年代的上海大学产生过重要影响。陈独秀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五四时期思想界的明星,自然受到上海大学前身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学生的仰慕,他宣称的新文化新思想为学生改组学校提供了精神资源,新建立的青年团组织,也发挥了一些作用。学校改组时学生原拟推举陈独秀为上海大学校长,主要在于他的新文化人的名人效应。上海大学创办后,陈独秀作为中共领导人指派过陈望道到学校任职,并通过指导党团员活动,对学校事务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同时,陈独秀的思想和主张通过中共在校内的教师和学生,在上海大学发挥着重要的精神引领作用。显性的文化名人效应与隐性的政党组织运作,是陈独秀影响上海大学创立与发展,影响上海大学青年学子的两条重要路径。     

五四时期陈独透社会历史观探析

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其社会历史观经历了由唯心到唯物逐步演进的过程,五四以前,陈独秀的社会历史观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十月革命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陈独秀的世界观有质的飞跃,逐步确立了唯物史观,但不很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