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与宋神宗的三次对话

回顾北宋历史,大臣司马光与王安石同仕一朝但政见不和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司马光（1019-1086,山西夏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变法也名扬千古。但司马光却是王安石变法的激烈反对者。作为一国之君的宋神宗,又是怎么处理这两位爱臣之间的矛盾的呢？与宋神宗谈话时,司马光又是怎样议论王安石的呢？为了排斥政敌,他会奴颜媚骨地刻意去讨好皇上吗？     

司马光和《资治通鉴》

司马光和《资治通鉴》司马光,字君实,北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官至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御史中丞等,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他主编的《资治通鉴》,规模宏伟,成就空前,是中国古代编年体通史巨擘。北宋中期王安石推行变法,司马光因与改革派领袖王安石政见...     

王安石自作《讨交趾敕榜》说质疑

宋朝于熙宁八年十二月颁布的《讨交趾敕榜》,向来被认定为时任首相的王安石亲笔“自作”。但王安石自作《讨交趾敕榜》说最早与唯一的史源,只是王安石政敌司马光所作之《涑水记闻》,又显然与宋代内制皆由翰林学士等词臣草拟的制度不合。更为重要的是,榜文以彗星天变来咒诅交趾的核心内容,不仅与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的素来主张、“最不信《洪范》灾变之说”一以贯之的思想势若冰炭;特别是与其在当年十月末答宋神宗手诏札子当中,王安石具体所论的该次彗星等天变“不足信”完全牴牾。其实是司马光等旧党以讹传讹甚至有意编造出来的“谤言谤语”,目的在于丑化王安石,并非真为事实。《讨交趾敕榜》应是宋神宗本人授意词臣所作,当从王安石文集当中予以删除。     

王安石自作《讨交趾敕榜》说质疑北大核心CSSCI

宋朝于熙宁八年十二月颁布的《讨交趾敕榜》,向来被认定为时任首相的王安石亲笔"自作"。但王安石自作《讨交趾敕榜》说最早与唯一的史源,只是王安石政敌司马光所作之《涑水记闻》,又显然与宋代内制皆由翰林学士等词臣草拟的制度不合。更为重要的是,榜文以彗星天变来咒诅交趾的核心内容,不仅与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的素来主张、"最不信《洪范》灾变之说"一以贯之的思想势若冰炭;特别是与其在当年十月末答宋神宗手诏札子当中,王安石具体所论的该次彗星等天变"不足信"完全牴牾。其实是司马光等旧党以讹传讹甚至有意编造出来的"谤言谤语",目的在于丑化王安石,并非真为事实。《讨交趾敕榜》应是宋神宗本人授意词臣所作,当从王安石文集当中予以删除。     

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是一场骗局

说起王安石和司马光,可谓家喻户晓。两人同为一个时代的佼佼者,本来惺惺相惜,是一对好朋友,但司马光为什么要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呢？难道真的是因为两人的政见不同吗？笔者认为,司马光是个聪明人,他反对王安石变法纯粹是一场骗局。     

王安石《日录》与《神宗实录》

《日录》是王安石在熙宁年间执政时私下记录的君臣奏对之语 ;在绍圣年间由蔡卞纳入史局用以重修《神宗实录》 ,从而得以流布于世 ,也成为新党“绍述”的重要凭据 ,对北宋后期政治影响甚大。宋徽宗即位不久 ,陈、杨时等对《日录》进行批判。他们的批判 ,对揭露蔡京一伙假绍述以行其私不无积极意义 ,同时也暴露了党争的面目。史家的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大量征引《日录》进行补缺、考异 ,同时又完全赞同陈说法而大量征引。这就把《日录》推向了被审判的位子。南宋再次重修《神宗实录》 ,是站在元祐史官的立场上。元修《宋史》沿用重修的《日录》。     

司马光的诚信美德和廉洁品操

司马光是北宋著名的史学家、政治家。谈到他,一般人知道3件事：一个是他儿童时破缸救人的故事,一个是他编著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再就是他是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反对者。后人多研究其史学贡献与政治思想,实际上,司马光还拥有诚实正直、廉洁自守的美德,被后人树为道德风范。     

王安石 给天下开错了药方

欧阳修曾对他竭力提携,司马光曾是他的好友,最后都成为变法的反对者中国古代的变法者,大多没什么好下场。北宋王安石,便是其中之一。在文学上,他的才华毋庸置疑: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歌雅丽精绝、意境高妙。但是,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后世对他却褒贬不一。赞赏他的人,视他为贤明宰相,"一代圣人";反对他的人,则称他是"元凶极恶",视他为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有人托苏轼父亲苏洵之名撰《辨奸论》,称他经月不洗脸、不换衣,     

要从古代编史修志的经验中汲取营养——关于借鉴《资治通鉴》的几点认识

司马光作为历史名臣,他继承儒家的传统思想,从前代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出一套治国安邦的理论。司马光在任期间,反对王安石等人推行新法,因循守旧,对于挽救北宋没有取得什么成效。但是,在他闲居洛阳“独乐园”的15年中,却做了一件流芳百世的大事,这     

司马光智劝夫人

有一年过元霄节,京城举行盛大的灯会。司马光(山西夏县人,北宋宰相、文学家,著《资治通鉴》)不想去观灯,他也不想让夫人去,所以,当夫人提出要去看灯时,司马光反对道:“家里也有灯,何必出去看。”夫人又道:“我还想看看游人。”司马光道:“难道我是鬼吗?”结果,夫人被说服了。     

攻瑕批谬 意在求全——评《司马光日记校注》

攻瑕批谬意在求全——评《司马光日记校注》高纪春１９９２年，李裕民先生在日本内阁文库翻阅海内外孤本《增广司马温公全集》（以下简称《增广集》），发现了失传已久的司马光日记，这对于推动宋史研究很有意义。两年后，李先生写出《司马光日记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

帕斯卡尔在他的《思想录》里指出: “人在自然界中到底是个什么呢?对于无穷而言就是虚无,对于虚无而言就是全体,是无和全之间的一个中项。他距离理解这两个极端都是无穷之远,事物的归宿以及它们的起源对他来说,都是无可逾越地隐藏在一个无从渗透的神秘里面他所由之而出的那种虚无以及他所被吞     

欧阳予倩谈《黑奴恨》

1959年8月21日的谈话1957年纪念话剧运动50周年的时候,我就很想将《黑奴吁天录》重新整理改编出来。从1907年春柳社在日本演出《黑奴吁天录》到1957年已是整整的50个年头了。作为话剧运动50年纪念,演出这个戏,是很有意义的。     

忆爱国爱乡的赵正楷先生

我与赵正楷先生有70年的友谊,他一生虽无显赫的功业,但其忠诚的敬业精神、辛勤弘扬中华文化学术的编辑出版成就与爱国爱乡的无偿捐赠活动,是值得后人钦佩与纪念的.因此,当我接到他于1996年3月1日病逝台北的消息时,悲痛之余,决心依据“三亲”精神和陈存恭教授的《赵正楷先生访问记录》(以下简称《访问录》)及我所保存的赵兄数十封亲笔信,向读者介绍他.以寄托我对他的思念.     

略论王安石变法的平均思想

关于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发表的文章很多。或则强调其“富国强兵”,或则强调其“保民常产”;还有“大明法度”、“抑止兼并”、“众建贤才”,“理财供费”等。众说并立,难趋一致。能否找到一个简单概括的提法呢?我考虑过很久。平均思想,其庶几乎!在王安石的头脑中,平均思想占有重要的地位。从他的许多诗文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例如,他在《易象论解》中说:“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顺天休命,而以谦     

《汉纪》补润《汉书》例证

《汉纪》是东汉末年荀悦奉汉献帝诏令,删简《汉书》而撰写的一部记载西汉历史的编年体史书。此书取材于《汉书》,但对《汉书》有没有补充和润改呢? 一种意见认为,荀《纪》的史实全部出于《汉书》,而没有记载过《汉书》以外的事。唐颜师古在《汉书叙例》中介绍《汉纪》时说:荀悦“撰《汉纪》三十卷,其事皆出《汉书》”。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卷二·汉纪中》也认为“荀《纪》无《汉书》外事”。这种看法对不对呢?我认为荀《纪》虽然取材于《汉书》,但说它没有记载过《汉书》以外的事,是不符合《汉纪》的实际情况的。     

读《通鉴问疑》札记

刘羲仲,字壮舆,是《通鉴》副主编刘恕的长子,他的事迹附于《宋史·刘恕传》后,其文曰:(恕)死后七年,《通鉴》成,追录其劳,官其子羲仲为郊社斋郎.据《范太史集》卷二十四载:恕有子事前池州华容县尉羲仲……刘羲仲未做高官,无政迹.只有《通鉴问疑》一卷,流传后世.《通鉴问疑》只有六千二百字左右,分三大段.第一大段是刘恕问,司马光回答,主要内容是讨论“正统”问题.第二大段是司马光问,刘恕答,主要内容是对魏晋南北朝     

从“庆历新政”到“王安石变法”

当我为自己民族失去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长歌当哭时,也只能满怀伤痛、深长思之。范仲淹和王安石是北宋一前一后的两位政治改革家:范仲淹比王安石大32岁,他们所领导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前后相差25年;"庆历新政"于庆历三年(1043年)以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也即《十事疏》)为标志展开,此前1年王安石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王安石变法"于     

《中华书局百年沉浮录》读后感

2006年11月《中华遗产》杂志编辑陈旭同志来我家采访,提到《中华遗产》上将刊登一篇《中华书局百年沉浮录》(下称《沉浮录》),要求我对他所提出的问题逐一回答。我将他要看的纪念父亲的材料取出给他看,他选了一些材料复印或拍照,临别时,我要求他在文章发表前给我过目,但并没如愿以偿。2007年3月友人告诉我《沉浮录》已发表。经联系我收到该期杂志。读     

我与萧乾做“同事”

<正>萧乾先生出任《世纪》杂志编委会主任时,我是《世纪》的特约编辑;萧老在20世纪50年代曾任《人民日报》特约记者,我第一次在衡山宾馆见到他时,也已任《人民日报》记者。尽管有此巧合机缘,毕竟在年龄上,他与我是爷孙辈;轮地位,他更是文坛巨匠,我只是个文学青年。所以当他用厚实而温暖的手紧握我的手,调皮地笑称“我们可是同事相见”时,我很有点惴惴不安。他也许察觉了我的神情,继续笑着说：“这几天我还要见见《世纪》的其他同事们。”正是《世纪》创刊,使我有幸开启了与萧老的这段“同事”机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