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

还有多少庄学义?!含笑走上法庭,是在大革命时代,革命志士身上才能看见的镜头,但庄学义戴着手铐走下刑车的那一剎那,脸上也一样带着微笑,他坚信自己无罪,只是迟到的平反,整整迟到了近二十年。二十年的冤案,甚至更久,其实也常常发生,但发生在庄学义身上的冤案,却是发生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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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之鉴将目光投放在中国的近邻,是当下一种不约而同的媒体现象,但先后两期将日本作为本刊封面,却似乎少见。甲午战后,以日为师,在当时的中国,逐渐蔚然成风。当时的中国知     

威廉· 雷迪如何解读情感的历史变化及其意义

为了解释情感如何随着时间而变化,雷迪提出情感表达(emotives)理论,并将之应用于法国大革命史研究.情感表达理论把情感纳入历史学的考察视野,引导学界关注情感在社会与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的路径,强调情感表达是一种情感经营,情感真挚只是表达情感的一种"技巧"与方式.雷迪以"情感主义"为切入点,清晰勾勒出大革命前后法国人的情感变化过程.大革命前几十年的法国,人们的情感过度外露,无条件地尊崇情感真挚,使情感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革命者与反革命者都以指责对方不真挚来加强自身的合法性,导致革命越来越激进直至恐怖政策的实施.罗伯斯庇尔倒台之后,尤其是拿破仑时代,情感重新被视为属于女性的、私人的、家庭的领域,并最终被逐出公共生活.雷迪有关"情感主义"兴衰的研究,强调情感变化背后的历史意义,开启了以往完全被忽视的研究领域,丰富并深化了对大革命前后法国历史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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翘首以待新的精彩这一期封面,仅就"你所不知道的台湾"的标题而言,确有吸引眼球的卖点。封面专题内容各有精彩,题材选择的切入,也有编者的立意和主观设定目标。可惜的是,缺乏记者直接进入现场的观察,难见现场所思所想所闻所见的忠实记录,多见二手传播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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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怀念极权?久违的斯大林,竟成了封面人物。俄罗斯人为什么怀念斯大林,给出的答案纷繁复杂,五味杂陈。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们怀念曾经强盛的同时,也怀念铁腕和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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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不感到沮丧2009年末特刊的标题,让人看了心头滚烫,执笔者说,推动者有力量。本刊列举了多个公众早已熟悉的新闻人物,都有一个未为人们注意到的共同特征,就是他们除了最终不得已的激烈和奋起之外,无论是事发之前还是事发之后,他们都尝试借助法律途径或社会公器,为自己或鸣冤诉     

情感史视野下的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的情感史研究旨在关注人们行为背后的情感因素,通过挖掘革命亲历者书写的大量日记和书信等历史文献,探讨人们所经历的欣悦、爱、恐惧、愤怒以及憎恨等具体情感,为认识革命时期的暴力与恐怖现象提供了全新的视角。革命初期人们表达了强烈的欣悦与博爱等情感,但新的平等观念很快遭到贵族与教士阶层的反对,这种愿望受挫与被背叛的感觉形成了独特的"阴谋"恐惧,致使整个社会谣言四起,进而引发愤怒与憎恨的情感。除了研究各种具体情感之间的相互作用,法国大革命情感史还着眼于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在情感方面的差异及其相互影响、情感与行为之间的关系等,并与其他各国的重要革命进行比较研究,以期更加深入地认识法国大革命乃至18世纪法国文化的情感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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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耻感不复存在学术造假,学历造假,竟然成了一种社会流行病,不免为之侧目。自思:当最起码的耻感都不复存在,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读书人原本是社会良心最后一道闸门,历史上对读书人总会有风骨、     

伯克、卢梭与法国大革命

在反对法国革命的过程中,伯克对卢梭的人格和政治哲学进行了严厉批评。他们的思想冲突根源于他们不同的个人命运、不同的政治和社会背景,特别是源自根本不同的社会历史观,从而导改革命和保守政治思想的歧异。卢梭崇尚自然状态,批判文明社会,否定现存的社会政治秩序,根据其社会契约论作出了乌托邦式的政治设计,在法国革命中引发了严重后果。伯克以维护英国光荣革命传统为使命,坚持有机的社会历史现,强调社会演进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主张一种权力平衡的社会政治秩序,防止权力滥用。伯克和卢梭的思想冲突反映出深广的思想和时代内涵。他们对民主这类重大政治问题的阐发和批评在今天仍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现代化过程中的知识分子

(第一天)上午10点多钟,在台湾大学综合大楼听上海学者S君所作的关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讲演。S君是我多年的朋友,谈的是传统知识分子在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分化成为不同利益集团代言人的问题。他运用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     

透视国家与社会的张力——评罗桑瓦龙《法兰西政治模式》

在国际学术界如火如荼地讨论市民社会理论之际,而来自法国学界的声音却显得很微弱。法国学者似乎也不太热衷于借助市民社会理论,去分析历史上或现实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个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团体主义”的负面形象①以及法国世俗化运动赋予“soci啨t啨civile”一词的特有涵义,②无疑是他们排斥这一理论的重要原因。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法国社会缺乏要求自治的呼声。恰恰相反,早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拉丁美洲结束军人独裁之前,即在形成“全球性的市民社会理论复兴浪潮”之前,③1968年“五月风暴”以及七八十年代的极权主义批判无不体现了法国市民社会的自治诉求,只不过这一诉求在当时更多是以“自治管理”(autogestion)运动的面貌出现。法兰西学院教授皮埃尔.罗桑瓦龙在年轻时代曾是1968年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极权主义的批判者和“自治管理”运动的重要理论家,④所以他在2004年出版的《模式》也应该被视为他关注法国市民社会的自治诉求的续篇。不过,《模式》一书不是在老调重弹,简单地重申“自治管理”运动的各项主张,而是致力于梳理近代法国市民社会的转型过程,并着力分析影响这一进程的政治文化因素。一市民社会在法国成长的艰难,仅在19世纪历...     

遗产保护中缔约国政府不要顾此失彼

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现代遗产的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与此同时,遗产保护事业成为各缔约国国家战略中极其重要的一个部分。实际上,在“世界遗产”产生之前,大多数国家就设置了遗产保护的管理机构,其目的就是将遗产保护事业纳入到国家政府的工作中,从而将其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综合起来考虑。     

书讯

《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美国历史学家达恩顿著,周小讲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本书研究了自18世纪末以来就被历史学家们视为不值得去关注的一个课题——催眠术。作者通过大量的书信、手稿、手册、报刊等史料,追寻催眠术运动在法国大革命前后的     

新史学观念下的史料应用——访董国强教授

董国强,1962年出生于江苏南京。曾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客座教授,现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成就主要集中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社会思潮研究、"文革"史研究和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等领域,出版《亲历"文革"——十四位南京大学师生口述历史》《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及其政治思潮研究》《遥想盛世——人治的理想与现实》《国共两党关系史》等著述。日前,本刊编辑汪丽就新史学观念下的"文革"史研究及史料的选择应用等问题对其进行了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