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势

小企业借款合同获免3年印花税中国财政部和税务总局联合公告称,自2011年11月1日起至2014年10月31日止,对金融机构与小型、微型企业签订的借款合同免征印花税。此前,由于官方紧缩信贷,导致众多中小企业难以为继。一些融资困难的企业被迫通过地下钱庄借高利贷,从而引发浙江温州的信贷危机。在此情形下,中国官     

中国古代借贷研究述论

自2011年8月以来，温州等地有些借债人卷款潜逃、多家公司深陷“高利贷”漩涡、一些董事长因涉民间借贷纠纷被刑拘等系列事件的曝光，使得监管民间借贷这一社会问题开始引起社会的关注。实际上，中国传统社会，在人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中普遍存在借贷。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借贷的形式和影响有所不同，但是在当时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机制之下，借贷为维持农业生产、发展商业资本、抵御自然灾害等方面，     

近二十年来明清时期金融借贷研究述评

刘秋根在《明清高利贷资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6页）中对于“高利贷资本”一词有着概念上的界定：所谓高利贷资本即指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生息资本,就中国古代而言：凡带有经营谋利性质,且收益较一般地租收益高的借贷,均属于高利贷资本。这种借贷既有对小生产者、地主、贵族的生产性、生活性借贷,也有对商人、手工业者的经营性、资本性借贷。     

清代前期农村的高利贷资本

高利贷资本与地主制经济、商业资本都是中国封建社会重要的经济形态。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高利贷资本向封建贵族、官吏、地主和商人放债,其中尤以向农民政债,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最大。本文拟从高利贷资本与农民经济关系的角度,对清代前期农村高利贷资本的发展问题,作点粗略探讨。（一）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村,有着多种性质的借贷关系。封建政权、封建地主与农民之间,有低利息或无利息的借贷,如赈贷。常平仓、社仓、义仓等的借贷,以及农民之间互助性质的结会借贷等等,这些都不属于高利贷的范畴。以高利息率为特征的高利贷,则是封建社会农…     

从乡村救灾到市场竞争——以20世纪30年代陕西省乡村借贷为例

20世纪20年代末,西北三年大旱灾,关中尤为严重。为盈利或救济,20世纪30年代,陕西乡村借贷先后出现乡村传统的高利贷市场,新式农贷市场。通过考察新式农贷市场的机构及相关制度、贷款区域、借贷种类与方式及利率期限等,认为这种新的融通资金渠道从最初为乡村救灾逐步转变为陕西乡村借贷市场竞争,削弱了高利贷市场,亦形成乡村借贷市场激烈竞争的局面,并引起乡村借贷制度的转型及资金融通观念的转变,引起区域乡村社会生产观念的明显改进,进而引起乡村借贷体制的转型。     

抗战前后晋西北乡村私人借贷

借贷关系是中国乡村主要经济关系之一。由于贫困之故,晋西北农村有半数农民举债度日,无论钱债或粮债均具有高利贷性质。高利贷在乡村社会是与传统小农生产等社会经济组织相适应的一种经济制度,农民在入不敷出或天灾人祸等不确定因素打击下必求助于之。在该地区乡村私人借贷关系中,地主富农和商人构成债权方主体,普通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等社会中底层阶级则是重要补充,但陷于极度贫困的绝大多数中贫农和雇农是借债主力军;借贷时间多无限制,亦无定例,常视债户付息情形及本身意愿而定;在借贷形式中最常见的是信用借贷和抵押借贷,其中后者以土地抵押最多,而其又分“押地”和“典地”两种类型且均属高利贷——农民在此之下一旦无法偿债则只好放弃土地所有权,土地由“押”或“典”而“卖”的过程构成农村大多数地权发生转移的基本线路。     

民国时期贵州农村高利贷盛行的原因

民国时期,由于与农业生产的特质及农村社会环境有特殊的关系,贵州农村借贷高利贷较为突出。其原因有：1．农业生产的过程比工商业的过程要长,农业资金流通的速度比较缓慢,资金回收期限延长,放贷者的牺牲既大,所负担的风险也较多,因此,利息高也是必然的。况且农村中私人借贷大抵不太注意借贷的用途。资金的回收无甚把握,故只能藉高利贷以保障其债权。2．由于农业生产有季节性,     

工业化前中英乡村借贷比较研究

工业化前中国与英国乡村经济中普遍存在着经常性的借贷活动 ,乡村借贷成为农村经济中不可或缺的要素。然而 ,它们历史背景、表现方式、发展状况、功能流向多有不同 ,2 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为生存而借贷的传统高利贷市场 ,与工业革命前英国乡村为投资生产而借贷的现代信贷市场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工业化前中英乡村社会转型的实况     

中世纪城市国家“公债”及其“合法性”论争

中世纪城市国家的公债是一种借贷形式,其合法性论争正是围绕这种借贷形式和教会高利贷禁令的关系而展开。经过长期而曲折的论争,公债最终和高利贷划清界限并实现了其合法化。合法化的主要原因即在于此时期西欧经济与社会情境的变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知识精英对其做出的积极回应:一方面,变化了的社会情境使人们无法逃避以公债为重要内容的新型生活方式,奠定了公债合法性的社会根基;另一方面,变化中的知识精英的话语阐释引导并最终完成了其合法化。     

一个集团整垮一个县的经济 立人集团的垮台显示，实体经济的发展绝不是货币神迹所能支撑的

最薄弱的资金链条,成为中国经济的阿喀琉斯之踵。温州贫困县泰顺县因为立人集团的高利贷崩盘而暴得大名。立人集团是当地最大的企业,据审计部门等多方面的知情人士透露,     

近代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村典当三题

典当是中国农村重要的金融机关,与其它借贷相比,利息较低,属于温和的高利贷.典当与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关系密切,它不仅是农民重要的融资机构,而且还是连接都市金融与农村金融的桥梁,对农村金融运转有重要的作用.     

钱庄老板方培林 等待被“收编”

方培林被认为是温州"玩钱"资历最深的人之一。上世纪80年代初,他登记成立了新中国第一个私人钱庄;但在民间借贷盛行的温州,他还算是个保守派     

交换、正义与高利贷:托马斯·阿奎那的经济伦理观

中世纪经济伦理问题由来已久,在12—13世纪尤为突出。13世纪圣托马斯·阿奎那的高利贷论,深度回应了教会对此问题的关切。他认为高利贷合乎人法且具有现实性,但违背自然法和神法而不具有德性;物的用途影响物的属性,以此可解释其为何反对借贷取息而支持租赁获利;其"货币不具增殖性"观点与其不支持"可能利息补偿"的态度贯穿始终;其所指货币购买力对应货币交换价值,而取息问题则对应货币自身价值;其公平价格理论与高利贷学说在赊买赊卖上围绕公平价格标准发生实质性联系;其所指公平正义不惟严格公正,还有大致公正,二者并存。阿奎那的高利贷论虽以基督教伦理为先,但也不乏某种"经济学"因子,因此成为整个经济学说史的组成部分。     

民国前期长江三角洲农村高利贷问题与土地的流转

民国前期,长江三角洲绝大多数农家的年净余率为零或负数,旧式金融机构已经衰败、新式金融机构尚处襁褓,农村金融枯竭,农民信用缺失,高利贷肆虐其阃,占农村借贷额的70%左右.不愿变卖田地的农家,只能以土地为抵押,举借高利贷,没有失去土地,却向着变卖土地迈出了可怕一步.借贷用于生产投资的些微,利率的高昂,使举债农家还上抵押贷款的可能性极小,为了生存,以抵押为基础,将田地进一步活卖给高利贷者,在一定期限内失去了产权.田赋之外的捐税、借款的消费倾向、高额利率,使农家无力赎回活卖的土地,不得不进一步绝卖,最终失去了土地产权.大致0.51%的土地流转率,单向度的土地流动,说明民国前期长江三角洲土地商品化程度不高,仍处在前市场阶段.     

日本室町时期的德政一揆及其影响

始于室町正长元年(1428年)的德政一揆是日本近代以前民众斗争的最高形态。在此后的百余年间,德政一揆频繁爆发,成为该时期民众斗争的主要形式。德政一揆源于高利贷借贷双方的经济矛盾,其主要诉求即在于合法取消债务关系。由于室町幕府掌握着高利贷的税收权,充当了高利贷资本的保护者,因此德政一揆的斗争矛头转向幕府,要求幕府颁布德政令成为德政一揆的最高斗争目标。一揆民众使用武力威胁、打砸破坏等暴力手段攻击高利贷经营者,还利用宗教对幕府的影响力,成功迫使室町幕府颁布德政令。这些行为不仅打破了室町社会的经济秩序,严重影响了幕府的财政收入,更冲击了幕府的权威及权力结构,撼动了室町幕府的统治根基,为室町幕府的解体埋下了肇因。     

胡福林的“归去来兮”

10月10日,胡福林回到温州。20天前,作为信泰集团董事长,因企业资金链断裂,他“跑路”美国。从眼镜作坊学徒到自创品牌并问鼎温州眼镜行业龙头老大,再到产业多元化发展,胡福林的创业史,是温州资本对外扩张以及民间借贷的发酵史;其“归去来兮”的历程,也正是众多中小企业主在产业转型中内忧外患的生动展现     

16—18世纪中国的民间借贷风险

<正>李洵认为：“公元16世纪前后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在这场世界性的变化中,中国历史的所有值得研究的问题,集中在16—18世纪这200多年中”(《李洵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4页)。16—18世纪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的经济、思想和文化等领域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就当时民间借贷的发展而言,契合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不同主体的借贷需求,促进了白银等货币的流通。但是,由于民间借贷关系的复杂性,高利贷的盘剥,     

互联网借贷的信用风险及其防控

P2P互联网借贷作为互联网金融的主要模式之一,它的出现既满足国内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也为我国居民投资提供了新的渠道。目前我国互联网借贷行业主要存在的问题在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信用风险。文章从互联网借贷的群体、我国信用体系以及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三个方面分析互联借贷信用风险产生的原因,从构建征信体系、平台信用风险控制、中间账户监管、自律组织与行业标准以及投资者风险教育等五个方面提出互联网借贷信用风险的防范措施。     

岳麓秦简律令文书所见借贷关系探讨

最新刊布的《岳麓书院藏秦简(肆)》披露了一批有关秦律规范借贷关系的新史料。这些史料表明,秦王政十三年(前234),秦官府对民间"相贷资缗"的法律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更修"。简文还显示,在此之后,黔首"相贷资缗者,必券书吏",否则官府可以"勿听";而此前若"不券书讼",官府则"为治其缗,毋治其息"。不仅如此,秦官府亦制定了官方的法定利率,因此,秦的借贷关系其实是一种古典借贷关系,并非为一种纯粹的"封建高利贷关系"。尤为重要的是,这批岳麓秦简不仅向世人清晰地展示了一批秦律规范公私借贷行为的法律文本,而且还披露了一些当时公职人员在出公差时向沿途"县官"借贷粮草的历史真相。     

西康省银行及其发行的藏币券

西康省银行及其发行的藏币券吴筹中,吴中英１９３６年秋,西康建省委员会鉴于西康省尚无银钱行庄,金融周转呆滞,汇兑不便,人民借贷时要受到喇嘛头人的高利贷盘剥,因此拟设立西康省银行以发展经济,即指派干员,规划进行,１９３７年３月,完成筹备工作,由建省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