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昌衡怒杀镇压“保路运动”的刽子手赵尔丰

提起赵尔丰,自然就会联想到他血腥镇压"保路运动"的罪恶行径。赵尔丰是清末汉军正蓝旗人,1903年随四川总督锡良入川,镇压会党起义。1905年即升任川滇边务大臣,1908年继升为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191l年4月调任四川总督。     

辛亥四川保路运动始末

<正>四川省成都市中心区的人民公园里,矗立着一座31.85米高的方形纪念碑,碑身四面嵌着近代蜀中4位著名书法家张学潮、吴之英、颜楷、赵熙分别用楷、草、行、隶4种字体书写的"辛亥     

烈士的正名——四川保路运动侯宝斋案、胡驭垓案考论

四川保路运动中侯宝斋案、胡驭垓案的处理,牵涉复杂的社会政治因素。辛亥革命后,烈士的正名与凶手的惩办主要是通过行政、司法而非政治的程序,发挥决定作用的是地方势力的博弈,交织其间的是社会观念的角力。侯宝斋案的审理表现为地域间官绅的较量：侯宝斋在清末长期担任新津公事,并为哥老会首领,保路运动中庇护县绅而不触动地方权力格局,案发后,哥老会、县绅积极为他正名、惩凶;邛州的凶手却得到本地团练首人、绅士和地方官的袒护。胡驭垓案的审理表现为不同家族利益集团、不同政治立场和政治派别的平衡：胡驭垓出身威远势单力薄的趋新家族,率荣县民军返乡反正,引起县绅对革命的恐慌而被杀害;在威远官绅恢复日常秩序的氛围中,在县绅的集体抗辩下,案件以息讼告终。烈士正名、凶手无罪并行不悖的结果与民初地方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密切相关。     

铁道部前世今生

铁道部该是个最具中国特色的部门,作为集各种权力于一身的“国中之国”,它极其擅长“集中力量办大事”,却对资金利用效率和内部的贪腐无能为力     

铁道部改革面临四难

铁道部之所以成为垄断经济的最后堡垒,首要原因是其定位、发展方向不明确 铁道路改革终于提上议程,这个垄断经济最难．攻克的堡垒,显示出松动的迹象。     

抗战时期的劳军运动

<正>抗战爆发后,面对国土不断沦丧及大量官兵为国捐躯,全国各界掀起了一场慰劳抗战将士的捐献运动,此类运动在政府及民间力量的动员下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它对于     

端方死事补证——兼论端方之死对清代遗民圈之影响

本文厘清了端方之死的一些细节.关于其被杀时间,可以完全确定为宣统三年十月初七日;端方授首之地点在资州东大街天上宫无疑;曾广大实未下手诛端,至于其他各说,则皆可存之,因为诛端的行动,显然绝非一人能独立完成;至于端方被杀之因,“勤王遭拒”等四种说法不相矛盾,反而前后贯串,可能更逼近于历史真相.辛亥革命后,在政治上相对弱势的清遗民群体,透过纪念端方的文字与活动,将他们的声音和心情传达到公众领域.同时,也见出端方在遗民心中,兼具政治与文化双重代表性,从此也可窥见一部分清遗民群体的核心认同.     

论盛宣怀与四川保路运动的发展

在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盛宣怀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由于未能充分做好规划和准备,在盛宣怀主导下制定的相关政策存在诸多问题。面对各方的批评和反对,他采取强硬执行的态度,并运用一系列欺诈手段推进原定政策,使四川保路运动不断发展。他又力图强硬弹压川省保路运动,间接酿成了"成都血案",使经济利益问题激化成为政治问题。此后,盛宣怀继续主张采用武力弹压的办法。这不仅使清政府内部各派发生内讧,而且还动摇了清政府脆弱的统治基础。     

铁路吸引民间资本，改革是关键

S月18日,铁道部官网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铁路的实施意见》,正式窟布投资铁路向民间资本完全敞开大门。铁道部为何在此时做出这样的决定？它如何保障民间资本的合法卡义益？为此,本刊记者采访了知名财经专栏作家叶檀。     

近代以来“反宗教运动”的历史回顾及其反思

以"废庙兴学"和"破四旧"为例,回顾民间信仰经历的政治运动,分析背后的话语与意识形态,以及对待民间信仰的态度。因此,尽管是对"废庙兴学"和"破四旧"这一过程的分析,无形中把学者们对原生态文化的看法也作为客观分析的对象,从而揭示原生态文化意识形态多元化现实的复杂背景。     

论保路运动宣传品的全民性与大众化

四川辛亥保路运动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铁路主权和清王朝卖国卖路为开端,从破约保路、和平请愿,到罢市罢课、抗粮抗捐,最终发展成遍及全川范围的推翻帝国主义走狗清王朝的武装起义,直至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统治。在这期期间,发生的每一次重大事件,都离不开舆论宣传的巨大作用。从四川省博物馆收藏的大量文物中可以看出,保路运动宣传品从内容到形式以及语言,都表现出全民性、大众化的特点。     

四川保路运动时期的重要报纸——西顾报

彭芬《辛亥逊清政变发源记》说《西顾报》是池汝谦办的,而该报刊头下载具体的编辑人则是屈厚蕃。自辛亥年闰六月初一日(1911年7月26日)创刊,至七月十五日(9月7日)赵尔丰制造成都大血案,始被查封,历时四十四天。 辛亥年四月十一日(5月9日),清王朝宣布收铁路干路为国有之时,四川的立宪派企图承认干路国有政策以换取清王朝发还四川路款,但是,清王朝并不买四川立宪派的账,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又颁布度支部、邮传部会奏《筹划收回粤、川汉干路详细办法》,令鄂、粤、川、湘四省督抚遵照接收川、粤汉铁路,不仅要接收川汉铁路,而且要攫夺所有路款。同时,清王朝与英、法、德、美四国订立的《粤汉、川汉借款合同》亦发到成都,凡“工程、用款、用     

日本的相扑

两个大力士赤手空拳,在直径4．55米的圆形“土俵”(比赛场地)中,抢占地盘,卡住位置,扩大优势,以力量和技巧将对方摔倒在地或推、挤出土俵,这一竞技运动就是迄今在日本流传多年、颇受日本人喜爱的相扑运动。     

历史大转折中的四位“铁道部部长”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会前于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举行了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为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准备。30年前,万里、吕正操,段君毅、陈璞如作为十一届中央委员,参加了这两个重要会议。具有历史意味的是,这四人都曾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部长。他们是历史大转折的见证人,也是推动历史转折的参与者。     

郑孝胥：视民国为“敌国”的前清遗老

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兴起,清廷起用端方任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赴川平息风潮。端方寻思此次入蜀恐怕前景难测,于是数次致电邮传部尚书盛宣怀,恳请派一位名士相助,并声称“非赖公毅力熟手,难赴目的”。端方爱才,盛宣怀也惜才,他非但不放人,更希望将其长留身边,“北京少公不得,湖南想可不往”。可见盛对此人倚重之深。此君不是旁人,正是清末享“卧龙”之誉的闽人郑孝胥。     

给清王朝最后一击的彭家珍

据《清史稿·宣统皇帝本纪》所载,宣统三年十二月辛丑日,“革命党以药弹击良弼,伤股,越二日死”。良弼何许人也？他是大清开国皇帝努尔哈赤之弟巴雅喇的后裔,满洲镶黄旗人,与满洲亲贵中颇为能干的恩铭、铁良、端方、载泽并称“满洲五虎”。早在1907年,恩铭就被光复会会员徐锡麟刺杀;宣统三年岁在辛亥,武昌起义后一个多月,端方亦在赶赴四川镇压“保路运动”的途中,被其哗变的部属杀死。     

川汉铁路租股征收问题新探

川汉铁路租股抽收方案脱胎于四川本省办理捐输和积谷的成案,其议定和奏准则有赖于川籍京官乔树枏的支持和运作。租股章程经地方州县“酌夺更改”后方得实行：就田查租改为以粮计租,按租（收成）抽谷也变为依据粮册及所载粮额进行征收。租股粮额起征点的设置使得粮册所载之内的起征点以下的大量小额粮户和粮册所载之外的大量“无粮住民”都不必负担租股,租股的实际征收范围因此大为缩小。而部分民众因缴纳租股而与川汉铁路发生的关联,未必能够充分解释四川保路运动中较为广泛的群众参与和民众动员。     

实处与窄处:民族复兴运动时论中的新生活运动

国民政府初期的民族复兴运动本起于民间,是"思潮"的一种强化说法,但这种社会意识氛围,正好为取得执政地位不久的国民党当局所运用。蒋介石亲自发起新生活运动,使时人发生民族复兴运动可落到实处的想象,但其提倡的礼义廉耻、服从命令、国民生活军事化所包含的特定政治意图,暴露出严重排他性和狭隘性,"实处"沦为"窄处",效果难彰,变成"纸上的运动"。这可能是常态建设"运动"化、社会运动"政治化"很难避免的结局。     

福建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上）

土地改革后,尽管福建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农民生活有了改善,解放了生产力。但仅仅土地问题的解决,并不能使农民彻底摆脱贫困．一些底子薄,缺乏生产资金、劳力、耕畜、农具以及遇上天灾或家庭不幸的农户,土改后不久就面临不得不卖房卖地、借高利贷来维持生活的困难处境。     

撼动大清朝的股灾

一百年前的191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橡皮股票风潮几乎使整个上海金融业濒于瘫痪,也使基础薄弱的中国工商业遭受了灾难性的重创。为救市,财政捉襟见肘的清政府只得于次年将商办铁路“收归国有”,以路权为抵押向英美等列强贷款,从而直接引发了保路运动并导致辛亥革命的爆发。那么,这场动摇了清王朝根基的风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