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关于周西成修马路的老山歌

笔者近年从几位耋耄老人的口中,收集到一些她们少儿时亲耳听到的山歌片段。其内容反映了当时贵阳人对周西成拆民房、修马路的意见,歌词如下:民国十五年拆城墙,/周西成坐政在贵阳。/喊了(音ao,下同)一声修马路(嘛),/众位保董[长]来商量,/众位保董[长]商量好,/一阵鸡飞(么)狗跳墙。/男工妇女无其数(嘛),/手提锤钻响叮当。/拆了好多好民房,/占了好多好田庄,/挖了好多坟阙墓(嘛),/毁了好多好牌坊。/东门拆到(么)西门转,/大十字拆得亮堂堂,/牌坊拆来垫路走(嘛),/大巷口拆间好祠堂。拆了有的(么)尤自可,/拆了无的(么)好凄凉。/哪天出了真命主(嘛),…     

变动中的永恒 二十年目睹中国之现状

该拆的拆了,不该拆的也没能留下,想的没有拆的快。建设的同时也在破坏,难道“舍”与“得”永远是不可协调的悖论? 多年以后,那些独具民族特色和文化表现力的历史遗留,只能定格在影像里吗?     

近代地方城市建设中的困境——以1929年无锡拆城筑路事件中的报刊舆论冲突为例

在1929年无锡拆城筑路事件中,拆城派认为城墙是封建社会的权力象征,拆除城墙是自己践行革命意识最实际的行动表达,"拆城即革命"成为拆城派不自觉的话语体系;而反对拆城者,囿于传统的城防观念,将城墙作为一种安全治安的保障,官方革命行动的象征符号功能表达意识与民间的传统城防观念形成了激烈的对峙和笔战。剖析报刊上的舆论战,一方面可以深层理解无锡拆城筑路背后政府、绅商、市民各自之间复杂的观念与利益冲突。另一方面,反映出无锡报界利用报刊这一传播媒介将简单的城市建设工程——拆城筑路,型塑为革命行为象征符号的实践过程。     

村中之王高古城

正甘肃省永昌县的高古城是少有的曾经建有城的村庄。过去,高古城是名副其实的村中之王;如今,高古城的古城,早就被拆作了城粪。高古城60岁以上的老人,都还记得那热火朝天的拆城、拆庙景象:各村的劳力一起行动,扛着洋镐和铁锹,赶着皮车,拆倒一道道城墙、庙墙,捣作土肥,撒进了庄稼地里;拆下一根根衙门和寺庙的木头,修了公社,修了小学。其他的物件,去哪儿了呢?不知道。但凡提起来,大家都是一声叹息。那么完整的一座城,硬生生给拆了个无影无踪,而现在的     

奇人趣事

美国/密歇根州应付强拆的损招美国密歇根州庞蒂亚克最近发生了一件离奇的强拆事件。原定被拆房子的主人为了躲避拆迁,想出一个损招,他把自家的门牌号和隔壁麦克家的偷偷调换。结果,粗心的拆迁工按照地址,把麦克的房子给拆了。麦克很委屈,但邻居们很开心,因为这栋房子破破烂烂的窗户实在太碍眼,大家早就想把它拆了。"当听说拆迁队把活干了,我太高兴     

时光挖掘者被毁的圆明园里还能挖出点啥？

一座煌煌大观韵皇家宫苑,在150年间被抢的抢、烧的烧、拆的拆、搬的搬,还能剩下什么？经过23年的考古发掘,圆明园里挖出了什么？     

清末民初上海地方精英内部的权势转移——以上海拆城案为中心

上海拆城案是在清末自治运动兴起、城市商业发展、与租界竞争以及城墙自身功能消退的背景下进行的。该议案从提出到最终执行,几乎经历了整个清末民初自治的全过程,其间经历了前期激烈的争议和后期犀利的施行阶段,形成了"拆城以利通商"和"保城以卫家园"对立的两派。拆城派大多属于商人领袖,具有新学背景,而保城派则主要是拥有传统功名的地方士绅。在两派激烈的争论过程中,随着时局的演进,保城派逐渐由强势转为弱势;反之,拆城派由弱转强,从而完成了上海地方精英内部的新旧群体权势的转移。     

常州被毁的无言悲歌

拆!拆!拆!在现代化的城市建设进程中,对古建筑的拆除成为所有重视历史传承、文化延续、遗产保护的人士心中共同的痛。众所周知,古建筑是古代文明和当时生活状况的见证,是历史的“名片”、时代的“身份证”,在它们身上,承载着历史、文化乃至民族精神的无形价值。然而,各处打着种种名义进行的拆迁,将古建筑拆除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甚至灰飞烟灭,以致有人痛心地表示要将“China”译成“拆啦”。下文提到的常州拆除古建筑的风波,是当前比较典型的案例,它不但惊动了众多知名的文物保护专家,也在媒体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为此,我们特意邀请中国文物学会传统建筑园林委员会副会长丹青先生撰文,以期通过对这一事件的关注,类似的悲剧永远不再上演……     

湖滨路

湖滨路,原为杭城濒西湖的西城垣。自民国元年(1912年)杭州始拆城墙,西城垣拆后陆续改建为马路,自此市区和西湖连成一片。     

风风雨雨钱钟书故居

著名学者、作家钱钟书(1910—1998)是当代中国的文化巨人、民族精英、国家瑰宝。十年前,位于无锡黄金地段的钱钟书故居究竟拆与不拆,曾在海内外引起一场激烈争议,以致诉诸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