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华人穆斯林社团初探

论文梳理了印尼华人穆斯林社团的发展脉络;阐述了印尼华人穆斯林社团在反对种族歧视活动和社会慈善活动以及中印尼之间的宗教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认为印尼华人穆斯林社团在印尼1998年以来的民主改革新形势下有了新的发展。其利用自身的优势,积极开展各种社会慈善活动,反对种族歧视,塑造华人穆斯林特有的文化认同,在中印尼宗教文化交流中发挥了窗口和示范作用,成为沟通华人社会与当地穆斯林社会、构筑多元和谐印尼社会的重要力量。     

马科斯时期菲律宾的穆斯林问题

穆斯林分离主义运动是长期困扰菲律宾的民族问题,然而它又不仅仅是民族问题,因为民族矛盾都是一定社会经济环境的产物。西班牙入侵菲律宾之初,菲律宾北部和中部还处于“国家”形成的过程当中,而南部的社会发展水平则比较高,已经出现了像马京达瑙和苏禄这样的早期封建国家。由于直到西班牙殖民统治后期菲律宾南部穆斯林聚居区才被征服,因此该地区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基本上被排斥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范围之外,其社会经济发展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反而开始落后于北、中部地区。20世纪初,菲律宾沦为美国的殖民地。美国的殖民政策虽然有别于西班牙,但菲律宾南部与北、中部的差距并未缩小。至菲律宾独立之时,南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已远远落后于北、中部地区。当菲律宾的现代化由北、中部向南部地区推进之时,尤其是马科斯执政时期国家现代化进程加快之时,长期积累下来的穆斯林与菲律宾主体民族他加禄人和米沙鄢人的矛盾便以武装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     

中国穆斯林的朝觐之路

通向麦加的朝觐之路是神圣而令人神往的,但对于中国穆斯林来讲,却又是一条充满艰险和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路程,历史上,他们只有通过经年累月的长途跋涉才有可能实现朝觐的梦想。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穆斯林的朝觐活动日趋频繁。     

河南穆斯林沙特朝觐纪实

河南穆斯林沙特朝觐纪实王宏晓伊斯兰教·穆斯林·朝觐公元６１０年,一位名叫穆罕默德的阿拉伯人,为了改变阿拉伯外岛上部落割据、氏族纷争,社会动荡的混乱局面,建立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国家,利用半岛上流行的祟信主神＂安拉＂的原始宗教,吸收犹太教、基督教的一些教义...     

临夏穆斯林风隋与旅游开发研究

临夏穆斯林民俗风情文化旅游资源丰富,是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性资源。本文分析了临夏穆斯林文化旅游资源的现状,具体论述了其开发模式、开发原则、开发措施及保护对策,从根本上提出只有走可持续开发的道路,才能在旅游产业发展与穆斯林风情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和结合点,取得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泰国马来穆斯林问题的由来与发展

泰国南部地区居住着大约100万马来穆斯林,他们在宗教、文化、习俗等方面与泰国主体民族泰人有着明显的差异。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泰国南部的马来穆斯林同主体民族泰人及泰国中央政府之间一直存在着隔阂。近些年来,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往往利用这种隔阂及马来穆斯林对泰国中央政府政策的不满,在泰国南部不断制造事端,以致马来穆斯林问题成为泰国政府面临的一个棘手的和令世人关注的问题。     

跟随郑和下西洋的穆斯林

郑和每次出海的船队不仅人数多,而且信仰各异,有信仰伊斯兰教、佛教、道教等多个宗教的船员。在远航活动中,一大批回族穆斯林,也分别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为这一永载史册的壮举立下了丰功伟绩。郑和船队的这些回族穆斯林,他们不仅有着娴熟的航海技术,通晓阿拉伯语、波斯等语种,熟知伊斯兰国家的风土人情,同时还有着极其丰富的远洋航海实践经验,因此,这是一支“具有世界主义色彩的船队”：     

试论近代俄国穆斯林的扎吉德运动

面对穆斯林与西方及俄罗斯族在教育方面的巨大差距,加斯普林斯基于19世纪80年代发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扎吉德运动,从语音方式、学习制度、教学方法、课程内容和设置、教材选取和编写等方面对传统伊斯兰教育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扎吉德改革促进了俄国穆斯林教育由宗教教育向世俗化方向发展,使之提升到了近代教育的水平。以"新方式学校"为开端的扎吉德革新运动后来逐渐扩展为包罗万象的社会文化和宗教改革的社会运动,为长期处于自我封闭状态的穆斯林搭建了一座与世界沟通的桥梁。     

早期的东南亚华人穆斯林

早期的东南亚华人穆斯林廖大珂今天的东南亚，马来人信奉伊斯兰教，华人崇尚儒家文化，两者似乎是泾渭分明。然而在伊斯兰教传播的初期，情况并非如此。当年华人中穆斯林不在少数，他们对东南亚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伊斯兰教的传播都曾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一伊斯兰教传入...     

穆斯林的流动与中国新移民——马来西亚回族流动个案研究

论文分不同时期阐述了中国穆斯林移民马来西亚的历史,通过实证调研数据突出了穆斯林跨国流动与穆斯林世界的教育和贸易之间的密切联系,并对"侨乡"流动模式和"回族"流动模式进行了分析比较。认为有关华人移民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地理(侨乡移民)或阶级(苦力、企业家或学生移民)方面。这些研究隐含一个不言而喻、理所当然的假设,即中国的移民都是汉族,少数民族被封闭在偏远的边疆地区,因而是不流动的。但研究显示,自1978年起,中国穆斯林少数民族无论是在跨境迁移——这在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等穆斯林少数民族中尤为突出,还是在远程的跨国迁移——在回族中尤其明显,都具有异常高的流动性。回族穆斯林少数民族的生活穿梭于中国民族国家和跨国穆斯林世界之间。宗教在回族穆斯林流动决策和流动模式中有重要作用。     

“甘肃穆斯林书画摄影展”在兰州举办

由甘肃穆斯林书画摄影协会主办、甘肃省民族企业联合商会协办的“甘肃穆斯林书画摄影展”7月11～15日在兰州市博物隆重举办。11日早晨10时展会举行了开幕仪式,原甘肃省副省长李膺、原甘肃省人大副主任李文辉、原甘肃省政协副主席杜大仕、     

16世纪至19世纪的中亚及有关该时期历史的穆斯林文献

在我国中亚史研究领域中，伊斯兰时期的中亚史是个薄弱环节，而１６世纪～１９世纪的中亚史更是薄弱中的薄弱，这主要是因为有关这一时期历史的文献几乎都是用当地穆斯林的语言文字写成的、而我们大多数学者对此却很陌生。本文概述了１６世纪～１９世纪中亚的历史，介绍了约５０部有关的穆斯林文献。这里所说的穆斯林文献，包括用波斯文和察合台突厥文写成的著作，文献的内容包括历史、地理、传记及文书档案。     

伊斯兰国家内部的穆斯林反叛——以印度尼西亚亚齐分离运动为例

亚齐分离运动的领导层及参与者和大多数印度尼西亚人一样都是穆斯林，这一点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地区反叛形成反差。本文通过对亚齐分离运动史的考察认为，亚齐分离运动的领导层在反叛过程中与底层民众之间的互动，推动了分离运动的持续发展；而亚齐穆斯林和以爪哇人为主体的外来穆斯林之间在文化上的差异以及印尼政府的压制、剥夺政策则是亚齐分离运动的主要原因。     

阿卜杜·克里姆告北非穆斯林书

阿卜杜·克里姆(1882—1963),是著名的摩洛哥民族英雄,1921—1926年他领导里夫山区人民进行了反对西班牙和法国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他的告北非穆斯林书,发表于1925年8月15日,是里夫共和国反抗法国侵略斗争、呼吁穆斯林团结的一篇号召书,对研究1921—1926年里夫运动有一定史料价值。     

荷兰殖民统治前的印尼华人穆斯林

印尼华人穆斯林的历史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一是荷兰殖民统治前(1602年以前),二是从荷兰殖民统治至印尼独立(1602—1945年),三是印尼独立以后(1945年至今)。本文仅就荷兰殖民统治前的华人穆斯林问题,作初步的介绍和探讨。     

“文明冲突”，还是种族主义？——试析法国政府的穆斯林移民政策

自20世纪60年代北非穆斯林大规模移民到法国以来,法国政府坚持以“共和模式”为标志的移民政策,促使穆斯林移民完全融入法国社会。然而,由于经常与穆斯林移民的宗教活动和宗教习俗“纠缠不休”,“共和模式”成为穆斯林移民融入法国社会的“瓶颈”;与此同时,法国社会对穆斯林移民及其后代的歧视与偏见,使得“共和模式”面临破产的境地。在新的形势下,法国的“共和模式”和穆斯林移民政策应该与时俱进。     

世界穆斯林人口的民族构成和分布

当今世界,穆斯林人口的问题已成为世界性的研究课题。本文从世界五大洲伊斯兰教发展状况推本溯源,发掘出该教产生的社会形态、自然条件、经济状况及复杂的民族构成,发现这样一个事实:该教的重心在亚、非两洲,而欧、美、大洋洲则增长速度快。在此基础上,对现代伊斯兰教的分布、作用也作了初步探讨。     

试论蒙古族穆斯林的历史与现状——以阿拉善左旗为例

蒙古人主要信仰藏传佛教或萨满教,而我国西北地区有着一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其多数居住在内蒙古阿拉善左旗,他们具有独特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及共同体文化。本文从人类学视角对蒙古族穆斯林这一群体的形成发展历史及现状进行了分析。蒙古汗国时期,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统治者对各宗教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态度,因而伊斯兰教在一部分蒙古族中得到传播,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蒙古族穆斯林群体逐渐形成。这一特殊群体同时受到藏传佛教与萨满教的影响,随着社会变迁、自身演变与发展使他们有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与生活方式。     

从1897年全俄人口普查看俄罗斯帝国穆斯林的社会阶层状况

伊斯兰教是俄罗斯的传统宗教之一。在俄罗斯帝国领土不断扩张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异域穆斯林成为其臣民。1897年,全俄第一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俄帝国穆斯林人口已约达1388．94万人,占当时全俄总人口的11．06％。本文通过1897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较为系统地对俄帝国穆斯林的社会阶层状况进行探讨和分析。     

略论1958—1989年间保加利亚政府对国内穆斯林群体的政策

1958—1989年间,保加利亚政府对国内穆斯林群体持根本否认其存在的主导思想,并且对其采取强制性的民族同化政策。文章认为,导致保加利亚政府对国内穆斯林群体采取极端化政策的主要原因在于特定历史条件下大保加利亚主义的膨胀和苏联因素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