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轰动一时的向蒋介石“献九鼎”闹剧

1944年1月10目,陪都重庆突然格外热闹起来,从两路口到复兴关,沿途张灯结彩,扎了许多牌楼。马路上车辆拥挤,人群熙熙攘攘,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所在地复兴关更是岗哨林立,彩旗飘扬,笼罩在一片喜庆气氛之中。这一天,既非节又非年,这样隆重热闹,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一天正在排演一场向蒋介石“献九鼎”的闹剧。     

20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述评

本回顾和梳理了20世纪中日学有关唐宋变革观依据的分期理论和主要观点以及对唐宋社会历史研究的影响,并对其不同特点作了比较和简要的评议。     

笔谈“中日共同历史研究”

2006年12月,根据中日两国领导人之间达成的共识和两国外交部间达成的实施框架,中日两国各10位学者组成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就中日历史问题进行研究。2009年12月,委员会宣布第一阶段研究工作结束,并公布了研究报告。研究报告由中日两国学者就共同确定的题目而分别撰写的论文构成。人们一般认为:历史问题是影响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障碍之一,但什么是历史问题?历史认识的分歧点在哪里?历史认识的分歧是否可以解决?如何寻找解决历史认识分歧的方法?许多问题需要历史研究者予以回答。而此次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则是回答上述问题的一次尝试,或者说迈出了解决中日历史问题的第一步。本刊拟分两期约请各界学者对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及其研究报告以笔谈的形式发表意见。     

“兴亚会”与戊戌庚子间的中日民间结盟

1898年成立的上海亚细亚协会,是在日本各派对华团体逐渐合流以及中国各种趋新势力谋求联合的背景下,中日双方民间结盟的产物。随着日本对华人士的认识趋同,组织分别也相应模糊,一些重要人物同时参与多个团体的发起筹建,甚至担任不同组织的领导。因此,部分中国人士和舆论,更愿意称这类团体为“兴亚会”,视为中日民间人士联合挽救危局并进而振兴东亚的联盟,而不仅仅是日本某个对华团体的海外分支。由于亚细亚协会已现颓势,东亚会、尤其是同文会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取代亚细亚协会作为中日联盟组织架构的地位,所以不约而同地将活动重心放在上海。白岩龙平和宗方小太郎等人的上海乙未同志会,在这一转换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他们的影响下,中国人士逐渐将结盟的对象转到东亚同文会。后者利用原来各个对华团体的组织和人脉资源,更加全面深入地介入南方各地的反清密谋,并力图促成联合大举。。     

英国外交档案有关汪精卫“和平运动”及汪政权的部分历史档案文件

英国伦敦国家档案馆外交档案部珍藏着不少有关汪精卫“和平运动”及汪政权的历史资料。这里选译的都是在1939年7月至1944年11月之间上报外交部的文件。报告的作者皆为外交界或驻外使节的高级官员,他们有的有着长期的对华经验,有的则长期在外交界服务。这些文件从一个特殊的侧面,反映了英国政府对远东战事中汪政权的态度,同时更反映了英国对重庆国民政府不折不扣的承认和支持。     

清政府逼出来的“激进”革命

不经过激烈变革尤其是剧烈革命必然造成的社会大动荡、大破坏而收取变革、革命所带来的社会进步之实效,洵属社会进步之理想途径,无疑值得鼓吹和追求。但若以近代中国为例来指责戊戌变法尤其是辛亥革命“过激”、以此反对“激进主义”,则有违史实甚矣!“激进主义”的危害确易为许多“正义在手仇恨在胸”之士所忽略,     

“宗主权”与传统藩属体系的解体——从“宗藩关系”一词的来源谈起

文章追溯了"宗主权"一词中文翻译的出现过程,指出该词是伴随着日本国际法著述的引入,出现于清末,进而认为中国传统藩属体系与近代西方国际法宗主国—属国关系体制不同,后者代表了当时国际社会强势规则,清朝传统藩属体系在进入国际社会时,不得不受其挑战而进行调适。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清朝对"宗主权"认识迟钝、国力衰弱、列强侵占等因素,无法最终依据当时西方国际法规范对与越南、朝鲜等国的传统藩属关系进行重新确立,而传统藩属体系逐渐被解体。当"宗主权"、"宗主国"等词语进入中文成为固定的术语时,后世学人开始用这些词语重新书写历史,由此产生了"宗藩关系"等词语。     

“艳电”的来历

在阅读中国近现代史时,常常会遇到“艳电”、“马日”一些生僻的名词,这些词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它只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种电报纪日的方法。     

“二十一条”一场“死案”的较量

『二十一条』,在当年看来,是一个左也是死、右也是死的『死案』,在后世看来,更是一个板上钉钉、永世不得翻身的『死案』。然而,百年的沉淀后,它日渐清晰的轮廓却让人大吃一惊。这是一次确凿的耻辱,但不是一场束手就擒的游戏,甚至可以说,它是中国外交的一次『总动员』,其中种种手段,不乏缜密,不乏细腻,也为这场较量带来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成鱼翻身,却让人多多少少开始怀疑：『二十一条』,真的算是签过了吗？     

明袁琎“被掳”像的形成与中日朝交涉

嘉靖二年,日本大名细川氏和大内氏分别派遣使团赴明朝贡,抵达浙江宁波后,双方因勘合真伪问题引发武力冲突,伤及明朝军民,史称"宁波争贡事件"。嘉靖皇帝对此事的处理态度明显前后不一,这种变化的产生,应与关于明朝指挥袁琎"为贼向导"的"隐情"有着某些内在关联性。相较于"被掳",前者更有损于天朝威严与东亚区域秩序的稳定,这也成为后来东亚诸国交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事件发生后,明朝虽然表现出较为强硬的态度,但并未断绝与日本的朝贡贸易往来;日本方面也积极寻求途径,希望消除误会;而朝鲜对事件"隐情"的刻意回避,则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在各方的利益斗争与妥协中,所谓"为贼向导"的言说逐渐被淡化,最终完成袁琎"被掳"形象的塑造,并成为东亚区域各国共有的一种主流描述。可以说,基于自身利益需求,各方都有意无意地选择了对传统东亚区域秩序体系的修复与维护,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秩序体系"事大字小"的伦理关系及其历史合理性。     

关于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思考

本文认为中日之间产生历史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战后日本始终存在着不承认侵略战争责任和否认侵略战争历史事实的言论与行动,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行违背了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不断地伤害战争被害国人民的感情。同时,文章也指出:除了政治原因之外,由于战争体验的不同,战后社会环境与国际环境的不同,中日两国民众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也会产生差异。解决历史认识的差异,需要通过相互交流和相互理解,相互理解是中日历史共同研究过程中贯穿始终的原则。而相互理解的前提是首先需要将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战争视为具有普世意义的目标。文章强调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必须针对历史问题的产生原因,不是进行所谓“政治框架以外的议论”。     

一场由嫉妒引发的“闹剧”——读《叫魂》有感

<正>孔飞力教授的这本书名为Soulstealers:The Chinese SorceryScare of1768,中文译名为《叫魂:1768年的中国妖术大恐慌》,在没看这本书之前,你也许会认为这是一本有关封建迷信或占卜之类的风物志,也许还会联想到曾经看过的一系列鬼片,脑中会呈     

中日“广田三原则”交涉中的国民政府的外交策略

中日“广田三原则”交涉是1935年10月至1936年12月中日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一交涉过程时起波澜,给木来已经卜分紧张的中日关系凭添不少剑拔弩张的气氛。关于这一交涉过程中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较全面的有梁敬heng先生《广田三原则》、《华北自治运动》两及齐福霖先生的《“广田三原则”与国民政府的对策》一。     

从光绪年巨成店“外兑东钱”钱票看道光十八年清廷有关钱票的一场争论

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在奉天盖平(今辽宁盖州)，有“天兴、天德、东来、永记、恒记五家钱铺，广开虚票，收买银货盈千累万，互相磨兑，不付现钱”。据称这“五家原本钱仅止五六万千至二万余千不等，现在共查验五家未付在外票欠共计东钱三百八十三万三千余千，以银核计六十三万八千余两”。这些钱票上书“外兑”字样，即钱票只能换外票，不能付现钱，因无钱应付，故称“虚票”。     

公元1116年：大宋属国的“背叛”

公元十二世纪初,获知金辽战争消息的北宋高层,为联络金政权,达成共同对抗辽国的军政同盟,采取了一系列外交行动,史称“海上之盟”。是时,受辽国横亘于北方所阻,宋金之间无陆路可通,宋使只能采取泛海北上的方式联络金国,其间路途波折,艰辛甚多。     

“前近代东亚历史上的士：以社会阶层及其秩序为中心”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2年5月16—19日,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共同主办的第二届国际学术年会在韩国首尔召开。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前近代东亚历史上的士：以社会阶层及其秩序为中心”。     

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新思维论”质疑

进入21世纪之后,中日关系的现状和走向引起了许多学的思考。最近有一些学针对国内民间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提出了对日外交的“新思维”,其中两个重要观点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     

追溯先辈之识见: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与“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经济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诸多问题上,不少学者对先前的主流意见提出了挑战,发表了不同于教条主义的见解,促进了学术研究的对话与争鸣。然而,如果将学术史不是仅仅限于新中国成立以后,而是扩大视野,拉长时段,往回追溯,就会发现许多所谓的"新"观点,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有学者提出乃至进行论证了。即便是新中国成立至"文革"之前的五六十年代,虽然政治意识形态无孔不入,但严肃或比较严肃的学术研究也并未间断,仍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与主流意见不同的观点,而这些观点与新时期以来的"新"观点亦极为相似。如果没有自觉的学术史意识,不了解这一学术源头,而动辄自称为"原创"性研究,就是一种缺乏清醒的自大了。在近代乡村社会经济史研究过程中,不妨放慢脚步,在前行的同时适当回顾,反思之后再往前走。只有如此,学术之路才能脚踏实地,才能实现真正的学术创新。     

晚清东亚变局与近代“外交”一词的起源——以中朝关系为中心的考察

朝贡体制下的中外交往,以礼仪上的君臣尊卑关系为主要表征,与基于条约体制的近代西方外交有所不同.近代“外交”一词的起源与流通,是西方主导下东亚变局的直接产物,并与中朝关系的近代转型密切相关.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一是先秦特定语境下的“人臣无外交”作为后世对外关系的专用词语,在清代中朝两国汉文文献中的使用情况,进而指出它与朝鲜事大理念的内在关联;二是近代“外交”一词出现之后,关于中朝关系及朝鲜与欧美关系的讨论,成为近代“外交”一词的一条重要流通渠道;三是近代“外交话语”的形成及其思想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