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李德进苏区——访当年执行任务者卓雄

接李德进入中央苏区,是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之际。 30年代初,中共临时中央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上海。第四次反“围剿”前后,临时中央迁至中央苏区。 当时,临时中央领导人进入苏区有两个途径,一是浙赣陆路线,二是从上海经香港到汕头的海上线。由汕头经潮州、大埔、永定再到苏区上杭、长汀、瑞金是水陆兼行。这条线是中央政治保卫局交通科建的。具体负责人叫陈泮年,绰号陈胖子,他是交通科长。这条通道跨苏区、半游击区、白区三段,大埔三河坝以下是水路,以上则是山区。     

“中央文革”三大笔杆子

王力、关锋和戚本禹曾是“文化大革命”中响当当的知名人物。然而，当真理最终战胜虚妄，理智最终战胜狂热，“红色风暴”过后，他们的人生结局究竟如何呢？ 王力：“中央文革”第一号“大笔杆子” 王力在进“中央文革”之前，就写了一系列重要文章，“中央文革”成立时，在“中央文革”内部，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的地位要比王力低，因此说当时的王力是“中央文革”第一号“大笔杆子”，一点也不过分。     

反“江西罗明路线“始末

1933年初,当时的中共临时中央大张旗鼓地批判“罗明路线”,导致福建省委主要领导人被撤职。此后又在江西开展更为猛烈的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打击所谓的“邓、毛、谢、古”等人,撤换大批苏区干部。反“罗明路线”实质是矛头直指毛泽东。请看《反“江西罗明路线”始末》。     

我所知道的武汉大学“六一”惨案

1947年5月,国民党特务机构接到全国学联将于6月1日举行全国规模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游行示威,并在国统区内开辟第二条战线的重要情报后。通过中央联合会报秘书处研究,在蒋介石亲自主持的“官邸会报”中,重申了“以组织对组织,     

1935年10月《秘密指示信》作者考

中央档案中保存着一份1935年10月份发布的《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以下简称《秘密指示信》)。近几年来,这份文件引起了党史界的关注与重视。因为从内容来看,《秘密指示信》提出了新形势下党的新任务是“抗日讨蒋”,“总的策略方针是进行广泛的统一战线”。它一反过去“下层统     

抗战后期南通地区发行的几种抗币

江苏省南通市(除市区外辖启东、海门、通州、如东、如皋、海安六县市),在抗日战争后期属新四军东进后开创的苏中抗日根据地重要区域之一。它地处长江下游北岸,战略位置也十分重要。日寇侵华期间,曾派重兵占领了南通地区的主要城镇。由于政治上、军事上扫荡与反“扫荡”、“清乡”与反“清乡”斗争十分激烈,经济上江淮银行与日伪币争夺市场的斗争形势亦相当严峻。日军大量使用日本军用手票及汪精卫伪政权发行的“中央储备银行券”,抢购他们所需的重要物资。当时南通地区抗日根据地军民主要用苏中统一发行的江淮银行币去占领市场,抵制日伪币。…     

国民党内一起未遂的反蒋暴动

1929年冬,民国首都南京城内,曾有一批人暗中策划了一场反蒋的军事暴动：准备驾驶飞机,投掷炸弹,炸毁国民党中央党部会议厅,把在此开会的蒋介石一千“中央要人”一举炸死,造成混乱局面,然后再乘机暴动。他们为此作了周密细致的部署,连退路都已安排妥当,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始末

在1967年3月至8月间,北京出现了一个秘密组织“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简称“五·一六”),其宗旨是“打倒周恩来,砸烂旧政府(指国务院)。”这个组织人数不多,但能量很大。中央《“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后,他们提出：“《通知》的发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要揪出新的黑线、黑帮”等口号,组织策划了一系列的反周活动,引起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高度重视,最终导致在全国范围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运动。     

维新精英反传统主义取向——兼及戊戌变法民主革命内涵

戊戌维新精英主张对旧制度、旧思想实行全变,既要变其外,还要变其内,也就是全面、深入地反传统主义。他们关于君主立宪的设计,与民主共和的政体没有本质的不同,也可以说是将君主立宪作为一个短暂的过渡,为实现民主共和国奠定基础。他们摆脱了传统的道德观、体用观的束缚,在古圣先贤旗号的掩护下,批判纲常名教,鼓吹民权民主学说,他们不仅超出所有先前的思想家和改革家,而且为后来的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设定了反传统的框架。至于反传统的手段,他们最开始是主张革命排满的,后来则采取上书言事的途径,维新运动失败后,毅然走上了暴力反清的道路,在这期间,所谓“保皇”、“勤王”,只不过是一种策略的考虑。因此,从前那种戊戌变法“不敢触动封建制度”、“抵制民主革命”的判定应当予以纠正。     

李德在中国的两次婚姻

李德,又名华夫,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早年曾参加德国东部的工人起义。1928年前往苏联,1932年毕业于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受共产国际派谴,1933年春到达中央苏区瑞金,任红军军事顾问,中央军事“三人团”的主要成员。第五次反“围剿”时,他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寸土不让”等错误的军事路线,结果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不得不离开根据地长征。     

彭冲在文革中处理的两件难事

1974年1月,我从几年的特殊“学习班”“毕业”不久,中央召集每省两名新华分社记者进京学习。我作为一名学员,听了江青的“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布置,领了姚文元“一月一次书面汇报”的“圣旨”,戴着“中央特派记者”的帽子返回江苏。上面规定,特派记者可以列席省委常委会。当时江苏省委的第一书记是刚解放出来的彭冲同志。因此我们几乎三天两头碰面。随着运动的延伸,被批判的事物也越来越多。“四人帮”在全国发起批判一本“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的画册中,有南京艺术学院教授陈大羽的一幅国画《迎春图》——雄鸡抖毛翘尾望着迎春花。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始末

在1967年3月至8月间,北京出现了一个秘密组织“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简称“五·一六”),其宗旨是“打倒周恩来,砸烂旧政府(指国务院)。”这个组织人数不多,但能量很大。中央《“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后,他们提出:“《通知》的发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要揪出新的黑线、黑帮”等口号,组织策划了一系列的反周活动,引起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高度重视,最终导致在全国范围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运动。这个清查运动在打击真正的“五·一六”的同时,也把许许多多无辜的干部、群众打成了“五·一六”,数以…     

黄克诚在庐山会议上——《黄克诚自述》读记

1959年7月初召开、8月中旬结束的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这个以反“左”始、反“右”终的会议,最令人震惊的是,它把几个最忠诚于党的事业的人,打成了“反党集团”。究其原因,是他们不迎合、不盲从,敢于讲真话,坚持自己的认知。     

刘少奇对长征准备工作的贡献

在惨烈的第五次反“围剿”中,虽然红军广大指战员英勇作战,人民群众大力支援。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但是,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军事指挥,使这次反“围剿”连连失利,败局终铸。1934年4、5月间,红军主力曾准备撤出中央苏区,可到了9月,中央才真正作出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1934年7月初,刘少奇临危受命,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他审时度势,顾全大局,对长征的准备工作做出了杰出贡献。     

酷品

复古拨号智能手机 在移动终端机大行其道的电子时代，“蒸汽朋克”迷要怎样表达他们的“反主流与独立精神”？     

追忆先父蔡廷锴与世伯蒋光鼐

是谁东征、北伐,并肩血铸“铁军”之盾?是谁淞沪抗战,携手克敌环球扬威?他们出身性格迥异,介是追求探索相同;他们联共、反蒋、抗日、创立“福建人民政府”;他们发起“民促”、“民革”,参与组建新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请阅读蔡廷锴将军惟一健在的女儿蔡绍芝写的《追忆先父蔡廷锴与伯蒋光鼐》。     

法国近代史上的复辟和反复辟问题——澄清“四人帮”在此问题上制造的混乱

“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把黑手伸进史学的各个领域,世界史也不能幸免。他们为了在现实政治斗争中打着“反复辟”的旗号大搞反革命复辟活动,就把“复辟和反复辟斗争”作为一个公式在史学领域到处乱套。其中,他们别有用心地大肆歪曲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毫无根据地断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先后经历     

国民党军“五大主力”的覆灭

国民党军的五大主力都曾不可一世,在抗战中也都立下了赫赫战功,然而,在蒋介石发动的反人民的内战中,他们都先后覆灭于人民解放军的铁拳之下。回顾“五大主力”的覆灭史,不得不叹服“得民心者得天下”!     

批判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前前后后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该文把历史学家吴晗于1960年写成的《海瑞罢官》与1961年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在一起,说《海瑞罢官》“美化地主阶级”,“宣传阶级调和论”;代表地富反坏右“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鸣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一株大毒草。     

二十世纪的伯乐和千里马——记叶剑英和胡耀邦革命友谊片断

叶剑英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在向中央举荐邓小平同志复出的同时,竭力举荐比他小18岁的胡耀邦同志出任中央领导工作,为世人所注目。有人称誉他们是当世的伯乐和千里马。笔者谨以拙笔追溯叶、胡两人忘年之交的革命友谊,记述他们为党和国家共建功勋的若干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