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人扬雄及其《方言》

蜀人扬雄一生居成都和长安两地,前期热心辞赋创作,因讽谏君王不成,弃赋从事学术研究,其小学著作《方言》在中国语言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方言》开中国方言学研究之先河,最早确立了中国大方言区,提出了“通语”“转语”等方言术语,虽《方言》未竞,但于中国方言研究具有首创之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语言资料。     

方言:民俗文化的优质载体与解读钥匙——以浙江温州"瓯语"为例

一、“瓯语”概说方言是语言的地域变体,也是民俗语言的组成部分。方言在现代语言学中分为社会方言和地域方言。本文所讲的方言专指地域方言,或称地方话。《礼记·王制》云:“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东汉王充《论衡·自纪篇》说:“经传之文,圣贤之语,古今言殊,四方谈异也。”可见,在我国,汉语方言及地域文化差异,古已有之。     

“京郊密云方言采访录”节目录制完成

由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密云县史志办公室联合录制的“京郊密云方言采访录”节目日前录制完成。“京郊密云方言采访录”是《京郊方言采访录》系列节目之一。本期节目除采用了视频手段,还初次尝试了外景的拍摄,分别到密云县石城镇、     

《方言》双音词探析

扬雄所撰《方言》,不仅是汉语方言学的一部开山之作,而且是研究古代汉语词汇的一部很有价值的训诂专书。这是因为《方言》里除有周代记录的古方言之外,还有作者在当时“孝廉卫卒”当中亲自调查笔录的西汉方言。这部训诂专书既然是以汉代口头语为调研对象,自然保存了当...     

沧州方言中的部分[u214][u51]释疑

沧州方言中“[u214]得慌”、“[u214]/[u51]点儿汗”及“车大[u51]了”的本字分别应记作捂、捂/焐/渥、污。《汉语大词典》和《北京方言词典》中关于“车大污了”中的“污”的解释“陷入、没入”/“陷入污泥”不确。当释为:因陷入泥泞或大水坑等而难以前行。     

编写《方言》为地方志增色

编写《方言》为地方志增色云南省彝良县志办公室刘宗伯修志工作中,有的同志提出地方志中不设（方言）篇,理由是《方言）的读者面小,对方言感兴趣的人不多,没有专业知识的人读不懂,打印校对困难等。笔者认为,方言是地方志的“臂膀”,要体现地方志的地域特色和整体性...     

略论粤中客家地区“蛇话”的性质及得名缘由

属粤中片的客家地区(惠州市、河源市、新丰县),除客家话外,内部还有一种“蛇话”(或称“蛇声”,“蛇”为地方献用字)。最早介绍它的是周日健先生^[1],他在《新丰方言志》中说：“新丰方言有客家话和水源话两种,后又称蛇声。《长宁县志》卷八提及‘开建之始祖,自福建而来则为客家音,     

从动词后缀“子”的运用推测《金瓶梅》的作者

〔引言〕《金瓶梅》的作者是谁,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疑案。过去比较流行的看法是:《金瓶梅》是用山东方言写成的,它的作者是山东人。最近几年,对这一问题开始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戴不凡先生认为“改定此书之作者当为一吴侬。此可于小说中多用吴语词汇一点见之。”但他又认为“全书又是以北方语言为主。此一矛盾现象,或是作书者本为北人,而经吴人润饰所然。”张惠英先生认为“《金瓶梅》的语言是在北方话的基础上,吸收了其他方言,其中,吴方言特别是浙江吴语显得比较集中。”她列举了《金瓶梅》中众多的吴方言词汇以及语音和语法现象,指出:“《金瓶梅》既然是声称写山东地面的人和事,为了使描写能达到‘人习其方言,事肖其本色’,也为了达到匿名     

《水浒》中有关夫妻的称谓

《水浒》作者施耐庵是杭州的书会才人,继承了杭州“说话”艺人口语化的语言传统,其中采用了不少当时杭州的方言口语。本文对《水浒》中那些最能体现宋元杭州民俗文化和地方特征的有关夫妻称谓的方言,作一些简略的考察。     

谈潮汕地区新旧志辑录歌谣入志

一、旧志书辑录潮汕歌谣 我所见的20余部旧府县志,自宋元的《三阳志》、《三阳图志》至1949年饶宗颐总纂的民国《潮州志》,除清嘉庆《澄海县志》和2005年潮州市志办公室补刊重印《潮州志》的“潮州风俗志”和“潮州戏剧音乐志”有录入或记述地方歌谣外,余皆未辑录歌谣。所有旧志皆辑录有历代名士官员诗文或著作书目,但绝少有辑录民俗文化中的民间文学（包括歌谣）及其著作目录者。民国以前的地方志,以清乾隆周硕勋《潮州府志》的篇幅最大,内容最广,记述最详,“艺文志”有上中下三篇,未见有民间艺文记述,“风俗志”记述潮州风俗也多,其中有“方言”一目,记潮州方言俗语,也未见录入歌谣。     

《血色湘西》戏里戏外谈“逮”字

《血色湘西》是一部典型的使用普通话语音、方言词汇和方言语法来表现剧情的成功之作。台词中包含的许多方言现象是值得我们深入了解和研究的,所以本文就台词中的方言词“逮”字进行了调查研究,以期从方言的研究角度解剖新兴的广播电视语言。     

江苏方言研究的世纪硕果——评《江苏省志·方言志》

江苏省人杰地灵,方言研究历来处于领先地位。早期的词语考释,在明清时代就已有专问世,李登《书音义便考私编》考的是明代的南京方言,胡英《吴下方言考》考的是清代的常州、无锡、苏州一带的方言。民国时期孙锦标的《南通方言疏证》、张羽屏的《江都方言考》、钱晋的《沭阳方言考》、朱锦江的《金陵方言考》、葛毅卿的《吴方言解》、木安的《吴语通俗考释》等也都是属于这一类的作。     

为“茶”正名

唐代以前,“茶”字还没出现,那时,茶的名称五花八门。《诗经》里有“荼”字,《尔雅》称茶为“槚”,《方言》称“蔎”,《晏子春秋》称“茗”,《凡将匾》称“荈”,《尚书·顾命篇》称“诧”。陆羽《茶经》总汇诸称：“茶,南方之嘉禾也……,其名一日荼、二日槚、三日蔎、四日茗、五日荈。”另外．还有一些别称,如水厄、酷奴等等。可惜没有一个字其原本含义是指茶的。     

读章太炎《春秋左传读》记

余杭章炳麟尤长於左学,着有《春秋左传读》,实乃近代《左传》学中举足轻重的经疏。章氏能推陈出新,如《庄公二十一年》“郑伯将王”,前人不释,章氏列举《诗经》、《庄子》之例,指“将”、“逆”往往对举,释为“护送”,其言合理。但又因章氏勇於立说,故书中亦有不周之处,如《庄公十四年》“入又不念寡人”,“念”义本平常,章氏读作“埝”,引《方言》“埝,下也”,再释为“降”,即“不降寡人”。此实舍易求难,求诸过深。本文就《春秋左传读》一书的优点与不足,举隅探析,以明梗概。     

闽东畲话的客家化与当地化

张光宇《闽客方言史稿》(1996：243)中指出,畲话是一种克里欧化(creolized)了的汉语方言,在第一个阶段先被“客家化”,随着之后族人四处流徙,又再各自经历“当地化”后方才产生。游良《论畲语》(1995)则指同,若是符合现代壮侗、苗瑶说法的,就视之为底层,亦即古代畲语;如符合客家话说法的,视为近代畲语;和现居地汉语方言一致的,视为现代畲语。这古代——近代——现代     

楚简释读与《方言》补例试说

<正>出土楚简的释读往往须在《方言》中才能找到最佳例证,同时又为补《方言》用例提供了大量可靠资料,因而《方言》与楚简的综合研究日益受到学者的重视。本文列出以《方言》解楚简24例,其中引到的辞例绝大多数有补于《方言》。例如《方言》释楚地方言"熬"为"火干",楚简遣策记有"熬鸡"、"熬鱼",堪称楚方言"熬"之佳例。     

浅析志书作品的著作权——从一起志书作品著作权侵权纠纷案谈起

［案情］张某于１９８３年６月至１９８５年１０月借调在Ｌ县县志办工作,在此期间收集整理了《王干的故事》等民间广为流传的民俗、风情、传说、歌谣等,为《Ｌ县志》人口志、社会志撰写了初稿,编辑了《Ｌ县地名志》一书。１９９１年,Ｌ县志编委会（以下简称编委会）负责人口头委托张某提供方言志稿件,张提供了其１９８９年获省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优秀成果奖的《Ｌ县方言志》４万余字的原稿。１９９３年《Ｌ县志》出版,共采用张提供的人口志、社会志、地名志原稿和《王干的故事》４万余字,《Ｌ县方言志》３万字…     

她和伊

在中国古代汉语里,第三人称代词多用“伊、渠、他”。现代普通话里只保留了“他”,至于“伊、渠”只在某些方言里使用。王力《汉语史稿》：“第三人称的性别区分,最初由少数人提倡,     

山西左云县方言词汇特点初探

邵敬敏在《现代汉语通论》一书中指出：“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是词和语的集合体,词汇的主体是成千上万的单词,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是“语”,所谓“语”,是指固定短语,包括熟语和专用短语两类。”文章采用邵敬敏这一词汇说,把词汇的范围缩小到“词汇的主体”--单词来进行调查研究,不涉及熟语和专用短语。方言词汇之所以被称作方言词汇,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些词汇和普通话不同,两者之间在许多方面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异。文章基于对山西左云县方言词汇的调查记录,把左云县方言词汇和普通话词汇进行了比较,并且得出了山西左云县方言词汇和普通话词汇在音节结构,构词,词义三个方面的差异,尝试发现总结左云县方言词汇的特点,为汉语方言词汇研究尽一点微薄之力。     

亚鲁王城——“格桑”初探简

在苗族西部方言各次方言和土语区广泛传说着关于亚鲁的故事,在婚丧嫁娶、祭祀典礼、建房造屋、节日欢庆、人生礼仪等不同场合,唱诵《亚鲁王》是重要的仪式性内容。《亚鲁王》与苗人息息相通,以英雄神明的声威切入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苗族人在生产、生活、生长过程中的护佑神。在苗族人口传心授的记忆中,这位英雄的王城和战死的地方并不遥远,苗语称为“格桑”。“格桑”在何处,本文试作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