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鼎与新中国兵工建设

1948年我由蒋管区到华北解放区参加革命,经中共中央城工部分配,到华北人民政府公营企业部工作.1949年9月,我被调担任刘鼎同志的秘书.刘鼎同志是老共产党员,又是党内闻名的技术专家.我在他身边工作了三年多,一直到1953年初,他被撤职为止.这一段,正是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刘鼎同志担任中央重工业部副部长,为兵工建设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历史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但许多往事在我脑海中记忆犹新.     

忆周总理

今年3月5日是周恩来总理诞辰一百周年。总理生前,我同他老人家有过多次接触,在一段时间内,总理曾直接领导过我工作。总理的音容笑貌、平易近人、远见卓识、忘我的工作精神,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在他诞辰百周年之际,特撰写短文,表示我对他深切的怀念。（一）在太原听周副主席演讲我第一次见周恩来是在1937年8月上旬,地点是太原。抗战前,我在北平民先总队部负责组织工作,“七·七事变”后党组织决定我离开北平到保定设立临时总队部,与全国民先联系,而原先总队部的队长李昌等在北平坚持工作。到保定,彭真同志要我把临时总队部迁往…     

平措和他九岁的公马

这是我至今走过的最美丽的一段路程,在川滇边界上,从永宁到亚丁。这条路很长,要走好多天,好在有平措还有他的马陪着。平措是我的向导。出发时,平措要我跟着他牵马围着山下的那座玛尼堆转了三圈,他说这样一来,一路上就会平平安安.     

我在中宣部工作时对周扬的一些了解

周扬的名字,我老早就知道了,直到1940年6月,在延安的一次集会上才第一次和他相识,但也没有同他交谈。四年之后,党中央决定成立延安大学,下辖行政学院、鲁迅文学艺术学院和自然科学院三个学院,任命周扬为校长。我于1943年在“抢救运动”后从西北局调到行政学院接受甄别。1944年甄别结束,党组织没有让我回西北局,决定我到延安大学工作,成了周扬的部下有一年多的时间,这是我与周扬第一次同事。以后又几次相处,但时间都很短。抗战胜利后我到北平办《北平解放报》后,重返延安,参加几个地区的土改,1948年到中央宣传部。1954年周扬…     

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和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今年是他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全国人民怀着崇敬的心情,缅怀他光辉的也充满波折的一生。 我是1930年参加革命的,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的一名红军老战士,从1969年起又曾在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四年多,这是我一生中难以忘怀的一段经历。 在这篇文章里我将记叙1971年“九·一三”林彪出逃前后,毛泽东同志领导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我所接触到的一些史实,作为对一代伟人的纪念。 1969隼7目党中央决定调我到北京工作。当时我是中夭政治局候补委员…     

我对陶行知先生的一些看法

1940年时,我曾在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工作过一段时期,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但那丰富多采的集体生活,迄今犹历历在目.我和陶行知先生本人接触的机会并不多,但陶先生的为人,他的胸怀坦荡、坚毅不屈的精神,特別是他对青年们是那么真诚、关切,是永远值得我们景仰和怀念的.对陶行知先生的总的评价,我没有很好的研究过.解放以来各方面对陶氏的评述文章,我看过的也不多.但看     

缅怀良师邓力群同志

正我从1961年5月初被调到《红旗》杂志社50多年来,除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求是》杂志社工作外,其余时间都是在邓力群同志领导下工作的。这些年,我虽然不如有些同志在理论方面和工作能力方面进步那么大,但还是有所前进的,而这同力群同志的教育和熏陶有直接关系。我在他的领导下参加起草文件、写文章、编书,从中受到启发,提高认识;他对同志坦诚、率直,常常毫无保留指出我有什么缺点和不足,应如何改正和弥     

两位县委书记

1990年,我在一篇题名《缘分》的散文中,有这样一段叙述：“1952年5月,我从二野军大五分校转业到息烽。开始是分在县委组织部。因为跟着喜欢写作的县委书记下乡蹲点,在他的鼓励下写了几篇新闻报道在报纸上发表,才三个月,又调县委宣传部,任通讯干事。”这段叙述过于简略。我转业到息烽的具体时间是1952年5月5日。5月6日分配工作,因为家庭成份是贫农、本人又是团员,土改运动中表现好,同时转业的12名军大同学中,只有我一个人分在县委组织部。到组织部上班才两天,5月8日,县委书记史可鉴同志就点名要我参加他领导的工作组下乡蹲点。…     

胡耀邦人格与政治道德

<正>我跟胡耀邦同志没有私人过从,甚至没有近距离接触过。但什么时候想起他,都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亲切之感。让一个只远远地看见他的人,对他感到亲切,在他逝世后二十六七年,越发感到他仿佛仍在身边一样亲切——这对于一个世俗所谓"大人物",我以为并不容易。那么这种亲切之感从何而来?从1949年往后数,我只在1955年到1957年这两三年跟他有过某种交集,但也是间接的,不过那一段生活经历对我个人影响深远,是忘不     

三午印象

对三午写诗有最初的记忆,我还不到10岁。那时他刚从宣武师范毕业,在牛街小学教语文。这是他一生中短暂的教学生涯。同样短暂的是,有一段时间他和我这个相差10岁的弟弟约好,每天晚饭后一起坐在八仙桌旁,我写作业复习功课;他批改学生的作业、备课,有时写他的诗。     

读“记剑川石窟”后

文参1957年四月号刊载了宋伯胤先生的"记剑川石窟"一文,这篇文章是1951年6月宋先生勘查剑川石钟寺石刻时的工作记录。石钟寺石刻僻处祖国西南边疆,久为人所不知,把它介绍出来,这无疑对研究南诏史或大理国史上是很重要的资料。但宋先生的纪录最近才刊出,距离勘查的时间已久,可能有忘却记漏之处。近来我曾拿他的纪录到石钟寺     

毛泽东谈文史

1957年6月13日晚,毛主席找我和胡乔木到他的住所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谈话。毛主席一开始就告诉我,中央已经决定调我去人民日报社,同时还兼新华社的工作。谈到如何办报纸时,毛主席讲了一段很长的话。     

在《西藏日报》的岁月

从1959年10月到1979年11月,我在《西藏日报》工作了20个春秋,这是我一生中极其难忘的一段经历。     

李达将军逆境读书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李达,一生的大多数时间担任参谋长职务。战争年代,他当过师、军团、方面军、大军区、野战军的参谋长;建国后出任过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他是国内外军界公认的“好参谋长”。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李达遭遇到两次大的坎坷。一次是在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运动中。时任国防部副部长、训练总监部副部长的李达受到错误的批判,被撤了职。在无端的打击面前,李达没有消沉,他说:“有工作就干工作,没工作就读读书吧。”利用这一段赋闲的时间,他终日潜心读书学习,一面读《史记》、《三国志》等历…     

竞争商海 情系家乡

1956年我出身在黄陂县蔡榨镇群建村江家咀,兄弟姐妹5人,我排行第四.因为我们家是富农成份,学习成绩虽好,也不能加入少先队,不能进高中,不能加入团组织.这些,使我受到很大的刺激.1977年,我被介绍到公路段横店道班养路.每月工资39元,交20元给生产队记工分.一年多的养路工作,使我接触外界的机会多了,萌生了到城市去闯世界的念头.1978年3月,我只身到了武汉,寄住在姑妈家里找活干.姑妈家境也不宽裕,我只好走街串巷卖铝梳、卖油条,赚钱养活自己.我有一个表哥在新洲建筑总公司工作,对我的遭遇十分同情,就把我介绍到他的公司去打     

归家 记在西藏饭店(成都)的感受

到成都工作有一段时间了,我时常会思念雪域高原的故乡。那蓝蓝的天,那白白的云,那清清的水,还有那楼寨和寺院炊烟,常在我的脑海中浮现。不久前,     

随斯诺访问陕北和目击红军大会师

冒险到陕北 1936年6月中旬,我已是燕京大学四年级学生,正在准备毕业考试.我很注意红军长征北上的消息,从天津《大公报》范长江的报道中获悉中央红军1935年10月已到达陕北.进步学生都很高兴.我的室友新西兰研究生詹姆士·贝特兰后来写的文章中曾说到我常告诉他红军北上的消息.我的心头很自然地闪过到陕北去参加红军的遐想.恰巧这时我的老朋友、热情支持和报道一二九运动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秘密地告诉我,中共中央已答应他的请求,同意他去陕北苏维埃地区参观访问.他虽然会说一些中国话,但还不怎么行,问我愿不愿意陪他去陕北采访,帮他做翻译工作.真是喜从天降!我不加思索,立即高兴地一口答应了.四年的大学生活,以及同进步同学的交流,使我受益匪浅.当时的问题是时间上有冲突,去陕北就不能参加毕业考试,就拿不到毕业文凭了.但是有机会去陕北参加革命队伍,那张大学文凭对我来说已经无所谓了.     

在聂荣臻领导下工作十年

今年12月29日,是聂荣臻同志诞生一百周年。多年来我一直怀念聂老总,他的容貌、他的声音经常会在我的脑海中出现。1997年4月9日我就写了这篇文章,在抽屉里放了两年。现在是到了应该拿出来的时候了。我曾直接在聂荣臻领导下工作了十年,从1957到1966年。1956年2月,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先后由李富春、陈毅、聂荣臻任主任。李富春管的时间最短,陈毅管的时间有半年多。那时周总理直接管得不少。而聂     

专注一件事

我有一位邻居,叫老郭,是一位退休老干部。老郭人随和,我们谈得来,有空在一起坐坐,成了忘年交。老郭爱好根雕艺术,这在20多年前我就知道了。当时,我还在上学,有空去他家玩,总会看到他在茶余饭后,或手拿刀锯在枯根上雕刻,或捧着一个根雕半成品凝神构思。那时他在乡镇工作,回家的时间不多,但只要在家,他就做根雕。到了六十岁,老郭办了退休手续,正式成了闲人,全部的时间都由他自己支配,他的爱好也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一年四季,老郭都处于创作的兴奋之中。他用200天时间挖树根,好的根材往往长在深山老林之中,需要有心人去寻找。老郭背上干粮水壶…     

忆邓小平和国务院政研室

我的印象,在党的历史上,中央副主席(而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直接领导一个中央部门的事似乎很少。1975年至1978年,邓小平领导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恐怕是这很少的事中的一桩,而且是相当精彩的一桩。众所周知,从1975年到1978年,这是一段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经历了大起大落、大落大起的历史,也是邓小平本人大起大落又大落大起的一段历史。国务院政研室从1975年成立到1979年并入中央办公厅研究室,大体与这一段波澜起伏的历程相始终。那几年,我正好在这个单位工作,二十五年过去后,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值得记忆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