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豁为良与徽州小姓的家族建设——以祁门县溪头坞江姓为中心的考察

咸丰九年,祁门县溪头坞江姓通过一纸契约得到了开豁放赎,与在城方姓脱离了自明代即已形成的主仆名分和经济依附关系。改贱从良之后,江姓开展了一系列家族建设活动:通过建祠堂、修族谱、选族长等组织化建构,实现了家族社会地位质的提升;通过持续购置田地,为家族的生存发展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通过协作生产、接受找价、租田取利等生产经营活动以及联姻联亲、联合办会、教育子弟等社会文化活动,适应了地方社会生活。江姓最终实现了由小姓之家到庶民家族的转变,顺利地融入了徽州宗族社会,为考察徽州小姓的开豁以及开豁之后的家族建设实态提供了典型案例。     

明清以来地域商人对身份的自我超越——以叶开泰叶氏家族为中心的考察

从徽商家族发展变迁的视角看,于明崇祯十年(1637)创立了著名的汉口叶开泰药店的叶氏家族,先后经历了从徽州迁居江苏溧水、再从江苏溧水迁居湖北汉阳的两次重要迁徙,其根本目的是以家族的地域流动来推动家族商业发展。叶氏家族并不满足于商业上的成功,而是把叶开泰药店的商业利润作为养家和提升家族政治、文化地位的资本。叶氏家族通过对“徽州人”身份和“商人”身份的自我超越,不仅实现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也推动了家族社会地位的显著提升,使其从休宁淄溪一个普通的徽商家族蜕变为驰骋于政商两界的汉口著名世家。叶开泰叶氏家族的发展史,开创了明清以来中国传统商人商业经营和自我发展的新模式,为我们跳出商帮史的视角,超越地域和职业,从“人”的发展的角度去重新理解传统时代的中国商人提供了一个生动案例。     

明末清初徽州书画商人的经营活动

明末清初活跃在江南的徽州书画商人,其经营活动旨在获取商业利润,其间自有"浮慕"者,但决非能以"附庸风雅"概而言之。徽州著名书画商人吴其贞、王越石,以及方樵逸、胡雅竹的经营都相当成功,不但积累起雄厚的家资,而且搜罗收藏了大量书画珍品瑰宝,还培养了其家族或邻近地域的不少书画经营人才。明末清初李日华、张丑等人的收藏鉴赏事业,有赖于广大徽州书画商人的商业经营。     

明代中期徽州盐商个案研究——《尚贤公分书》剖析

《尚贤公分书》是明代正德年间两淮盐商吴德振所立的分家书,保留了大量的明代中期徽州盐商的宝贵资料。根据其中的各类财产记录,可以有效地分析此一盐商家族的资本规模、增值速度以及土地经营等方面的特点。由于这一时期是徽商在两淮盐业开始占据优势并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商帮的关键时期,因此这一个案研究,有助于我们详细了解明代中期徽州盐商的基本状况。     

元镇守建德“怀孟万户府”与镇守徽州“泰州万户府”考——兼及元代的纯只海家族

镇戍万户府为元代江南地区最常见的军事组织,其中怀孟万户府与泰州万户府分驻建德路与徽州路,两万户府不仅防地相邻,而且最高长官达鲁花赤均出自蒙古珊竹氏纯只海家族。文章介绍了纯只海家族的情况,并对两万户府的组建背景、军事长官、军事活动以及最后消亡等作了较为详尽的研究。     

朱子伦理思想与明清徽州商业伦理观的转换和建构

朱子以理欲之辨为核心,在公私、义利和诚信及四民职业伦理问题上承继传统儒家伦理的核心价值观,对之做了系统的新阐发。它要求每个人践行儒家伦理道德,正确处理各层面的公私关系,实现儒家的理想人格,以建立一个儒家的理想社会。在秉承朱子之学和家礼的明清徽州,为了适应新的商业社会发展需要,人们以朱子伦理观为基础,同时吸收明清思想家重视个人主体精神、个人治生及"新四民观"等职业伦理思想,建构起一种新的商业伦理观。明清徽州以天理为旨归和价值目标,崇尚"勤俭治家"和"崇俭黜奢"的原则。在处理与家族、乡里、社会和国家等不同层面的公私关系时,践行朱子的公私之辨,以奉公和利公为原则与理想追求。秉承朱子义利观,将以义取利、以义制利和化利为义落实到经营和生活的诸多方面。徽商在经营中崇奉朱子的诚信观,以契约理性来规范商业经营。在看待士商(儒贾)关系及其职业伦理价值时,对朱子的职业伦理观既有突破,更有持守。     

制度设计与多维互动：清道光年间徽州振兴科考的一次尝试——以《绩溪捐助宾兴盘费规条》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时期徽州府属各县的教育发展水平及发展程度呈现出不均衡的现象.由于商业势力及经济实力的相对滞后,绩溪的教育发展水平一直居于徽州府较次的位置.清道光年间,随着商业实力的相对增强以及休宁县成功事例的示范效应,绩溪县地方官府、社会精英、宗族、文会以及宗族成员开始日益重视并致力于振兴科考的努力,各行为主体相互之间围绕着筹集乡试盘费资金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制度设计等主题,展开了积极有效的良性互动.绩溪县地方官府、社会精英、宗族、典商等围绕科举这一主题所进行的制度设计与多维互动,是清代道光年间徽州地域社会内振兴科考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从《士商类要》看明代徽州商业教育

徽州历经长期的文化积淀,到了明清时期,不仅以"文风昌盛"、教育发达而闻名于世,还以"十室九商"的商贾之地而闻名遐迩。随着业贾者的增加,商业知识积累更为丰厚,一批有文化素养的徽商开始用文字的形式将经商经验编纂刊刻出来,这些商业书使得徽州社会商业知识与技术得到传承,更促进了徽州商业的发展,通过对《士商类要》的分析可以探究出明代徽州商业教育的诸多特色。     

论明清徽州望族的衡量标准及其类型

明清时期,由于徽州经济、文化的发达昌盛,各类望族星罗棋布于徽州社会.本文认为,衡量明清徽州望族是有一定标准的:第一,家族培养出的登科入仕者的多寡是最重要的衡量标准;第二,家族财雄人繁、经济地位的崇高是衡量望族的又一重要标准;第三,科甲与商游结合、贾儒兼融型家族是微州望族的最佳形态;第四,以手工技艺擅名的家族也是徽州望族之林中不容忽视的重要成员.与衡量望族的标准相对应,明清徽州望族大致可分为官宦型、商贾型、官商结合型、手工技艺型四种类型.明清徽州望族类型具有多样性,衡量标准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研究徽州望族应坚持动态的发展的观点.     

清代以来徽州家族修谱谱局管理模式研究

清代以来徽州家族的自然裂变,主要表现在家族内房户规模和外迁范围的扩大,给徽州家族家谱修纂工作带来很大的压力。同时家谱内容的扩容,大宗家谱的盛行和清代以来乾嘉学派的影响更是增大了徽州家族家谱的编纂难度。面对复杂的修谱环境,清代以来的徽州家族适时作出改变,在家谱修纂过程中增加必要的纂修和辅助人员。与此同时,纂修家谱的费用不断攀升,也促使徽州家族加强对修谱资金的管理。在这些背景影响下,徽州家族逐步采取了谱局这一族内集体修纂家谱的新形式。通过对其管理模式的研究,能够从另一角度管窥清代以来徽州家谱文本的形成过程。     

徽州人编纂的一部商业启蒙书--《日平常》抄本

《日平常》是一部徽州商业启蒙读物。该书可能最早作于清代,民国以后续增,30年代以后最终定稿。从中颇可窥见明清以来徽商的经营方式、商业道德以及徽州的商业文化。     

钱会与近代徽州社会

近代徽州存在着多种类型的钱会组织。悠久的钱会历史、发达的会社形态、以及民间庞大的资金存量和旺盛的资金需求,是徽州各种类型钱会存在的基础。钱会深深扎根于徽州民间社会,成为人们经济生活的一部分。钱会在近代徽州的宗族和商业社会中发挥着融资与救助的双重功能,有利于基层社会的稳定和民间工商业的发展。     

徽州盐商个案研究:《二房赀产清簿》剖析

《二房赀产清簿》是清代咸丰、同治年间徽州歙县江村盐商江仲馨的资产簿 ,本文根据《清簿》的相关记载 ,从江仲馨商业资本的来源、商业利润的出路以及商业衰落的原因等问题分析入手 ,深入考察了江仲馨经营盐业活动的情况 ,并由此揭示了有关徽州盐商研究中几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如徽州盐商在近代社会变迁以及经济、政治环境中的兴衰历程及其根源。     

明清徽州商人的家族观念及其超越

明清时期,徽商是一支较为活跃的商人队伍,他们以儒雅、诚实、守信、以义为利等为全社会树立了新的商人形象.徽州商人发展的内在机制在于:它超越原来在家乡的家族观念,进而立足于乡井观念之上,在外经商时立意树立徽商的正面形象,着意隐匿那些被人们认为不良的形象.在服务家乡方面,他们坚守儒家道德,通过设置家族性的和超越家族的宗族、会社等组织,使徽州社会经受住了社会震荡的考验,既保持了良好的社会秩序,又实现了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人口压力、地域开发与徽商兴起——一个长时段的考察（770-1600）

唐宋以来,徽州地区人口过快增长导致的人口压力加速了徽州的地域开发。其中,宋代徽州商品化农业的发展和山区对外交通条件的改善促进了徽州山区商业和商人的发展。明中叶以降,徽州人乘国内商品经济发展繁荣之势,大量外出经商,徽州商人也从唐宋时期的地区性商人发展成为明清时代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徽商＂。     

明代徽州汪公入黔考——兼论贵州屯堡移民社会的建构

在贵州安顺屯堡地区,人们大多以明初屯军后裔自居,始于徽州、随后移入贵州的正月十八抬汪公的古风犹存,对汪公的信仰远远超过了祖先崇拜的范畴,汪公成为屯堡的保护神。本文在对屯堡进行社会调查的基础上,从家族入手,追寻徽州汪氏家族一支与汪公入黔的关系,探讨作为社会文化现象的抬汪公仪式在屯堡移植和保存的意蕴,并以此作为探究文化与国家、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一个视角,说明明初大规模军事移民的国家行为,伴随着文化移植和文化认同的过程,国家观念通过文化传播深入民间社会,同时民间信仰起了社会整合作用。文化在国家和社会二者之间架起了沟通之桥,不仅参与了移民社会的建构,而且产生了一种令人震撼的力量,延续至今。     

二程家族与徽州关系考

程颢、程颐祖先可靠的世系是从五代开始的,与徽州程氏的联系相当模糊。从宋代开始,徽州学者和程氏宗族为证明二程为徽州程氏所出,进行了大量的文献考证与谱牒编纂工作,但没有得出为众所公认的结论。二程后裔自宋末南迁后,逐渐与徽州程氏建立了密切联系,但直到明代晚期,在徽州程氏强盛而二程后裔衰微的情况下,二程后裔开始承认祖先为徽州程氏所出,并以此编纂族谱。这为明清时期徽州程朱阙里的创建提供了重要基础。二程家族与徽州关系的变迁历程,是中国传统社会中重建家族早期历史的生动体现。     

徽州文书与徽学

徽学之所以成为一门新学科 ,根本原因是大量徽州文书的发现 ;没有徽州文书 ,就不可能出现徽学。徽州文书现存约 2 0万件 ,内容涉及徽州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具有启发性、连续性、具体性、真实性和典型性等特点。正是由于徽州文书的学术价值被发现 ,才出现了以徽州文书研究为中心、综合研究社会实态、探寻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发展变化规律的新学科———徽学。徽学研究将给宋代以后的中国古代史特别是明清史研究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科举的竞争:明代南直隶地区《春秋》专经现象研究

因明代乡试分经取士的原则,使得同一解额区内,所业本经相同的科举群体,存在着竞争关系。受此影响,明代南直隶地区的《春秋》经取士,大致呈现为两个阶段的变化。正德以前,《春秋》经科举成功者几乎为徽州籍士子独占,嘉靖、万历之后,苏州开始崛起,常州、镇江等地也纷纷占据一席之地,地区间的《春秋》经竞争呈现多元化的格局。在此过程中,又可见元明之际地方科举传统因国家干涉造成的中断,科举竞争加剧背景下科举人士的改经与科举家族的新旧更替,以及商业出版冲击下地方习经风气的流转等现象。对南直隶科举《春秋》经现象的考察,为重新理解地方科举人才地理的分布与演变、地方科举的兴衰更替提供了一个较翔实的案例。     

从民间歌谣看徽州商业生活习俗

徽商是徽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课题,学术界对徽州商业生活习俗问题关注不多。本文从民间歌谣的视角,对徽州的商业生活习俗进行了整体研究和审思,认为徽州民谣反映了徽商白手起家积极求富的习俗心态,反映了徽商族人相扶、诚信勤俭和以义为利的优良习俗,反映了徽商早婚习俗、爱情生活和徽商妇从一而终的风俗观念,还反映了徽商妇受理学思想影响的民俗特征。并从民间音乐艺术的角度,对相关民谣进行了一些文化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