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生态补偿法律机制探析

生态补偿是运用经济手段实现资源环境保护的一项重要制度。青海的生态环境在我国乃至亚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生态环境的变化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生态安全,对全球的大气、水量循环具有重要影响。但是,目前我国的生态保护与建设的补偿措施并不完善。对此,本文就生态补偿的含义和功能、建立青海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的必要性作一分析和探讨。     

水资源开发利用中的生态环境保护探究

我国可供使用的水量有限且很多地区水资源短缺,为了改变此种现状需要积极推进水资源的利用与开发工作,在工作设计环节将其与生态保护结合起来,提出节约水源和生态保护方面的目标,为相关工作的落实提供保障.本文通过分析我国水资源开发与利用的现状,提出水资源开发利用中的生态资源保护措施.     

综合生态系统管理与青海生态文明先行区建设

青海由于受严酷的自然条件、相对滞后的经济、人口逐年增长、气候变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生态建设依然面临着草地退化、土地沙化(荒漠化)、湿地萎缩、雪线上升、生物多样性减少、自然灾害频发等诸多问题,生态环境整体持续恶化的趋势仍未得到根本遏制,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间的矛盾依然突出,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仍然尖锐,生态问题依然是青海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文章基于对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方法和青海生态建设存在问题的论述,从四个方面对青海实施生态文明先行区建设提出了应对策略。     

河南省PRED系统分析评价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河南省已成为我国第一人口大省。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本文对河南省的人口、资源(重点是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环境现状与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河南省PRED系统进行了定量评价。本文指出河南省的人口、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根源在人口,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解决在于人力、人才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据此,本文提出了人口控制与人力资源开发、资源的开源与节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以及城镇化等对策。     

基于生态文明新常态下的青海旅游资源多元保护

青海旅游资源十分丰富,类型多样,但由于多方面原因,在旅游资源的保护方面一直滞后于国内外同类型地区。文章通过综合不同类型旅游资源的保护路径,在借鉴他人优秀经验成果的基础上,提出青海旅游资源多元保护的理念,即限制式保护、分区式保护、集中式保护和分散式保护。最后主要从政府层面、旅游资源管理环境评估、法律法规建设、生态意识强化、全面质量管理、人才队伍建设及解说系统的完善等方面提出青海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加快青海经济发展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青海经济和社会虽然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与全国其它省份相比,总体差距 大,发展水平低。为此,今后青海的小康建设,必须抓住各种历史性发展机遇,突出发展经济这一工作重点,正确处理 好“总体小康”和“全面小康”、农村小康与城镇化、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等关系。     

青海省藏区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问题研究

近年来,以三江源为重点的青海藏区生态保护与建设,在退牧还草、生态移民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然而,随着生态环保与资源开发矛盾的日益突出和传统农牧业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生态保护区移民的后续产业发展又成为亟待研究和解决的迫切问题。     

基于生态足迹的产业适度人口分析——以南京市为例

本文以生态足迹理论为基础,从维护生态系统稳定,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角度来分析产业的适度人口规模。在分析生态足迹模型基本概念和计算方法的基础上,构建了产业生态足迹和产业生态承载力模型。通过估算第一、二、三产业的生态足迹,分析了2008年南京市三大产业的适度人口。结果表明第一、二产业在经济活动中过度消耗环境资源,现实人口对生态环境资源产生较大的压力。而第三产业的人口盈余为97.81万人,具有较强的可持续发展潜力。结合南京2008年第一、二产业出现人口赤字,第三产业存在人口盈余的具体情况,就减少产业人口赤字提出了技术和政策上的对策。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青海农牧社区减灾能力建设

"新发展理念"是青海农牧社区防灾减灾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近年来,青海减灾事业发展迅速,但农牧社区减灾作为灾害管理的"最后一公里"却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提升青海农牧社区减灾能力需要以创新减灾科技能力为驱动,统筹协调城乡减灾资源,将减灾事业与生态保护的结合,发挥多元减灾主体参与,努力提升农牧社区减灾能力,营造农牧区乃至全省整体公共安全的格局。     

加快青海生态文明建设 促进小康社会全面发展

青海是一个生态地位极为重要,生态环境十分脆弱,而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省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以建设生态文明作为自身的发展定位和目标选择。为此,本文立足于青海的省情现实,在阐述小康社会与生态文明关系的基础上,分析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性与可能性,提出了加快青海生态文明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河谷型城市兰州中心城区人口规模初步研究

人口容量规模是城市发展的战略性议题,尤其河谷型城市。基于用地空间、水资源及生态环境三个主要影响因素,对河谷型城市人口容量规模的测算途径和方法进行了探讨和总结。以典型河谷型城市兰州中心城区为例,估算了其在该三个因素下的各自适宜人口规模和最大人口规模,进而反映出河谷用地空间对中心城区人口规模的限制作用较水资源及生态环境更为强烈,并根据木桶原理最短边,得出现有条件下适宜人口规模为230.56万、最大人口规模为342.17万的基本结论。     

山西省农业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

农业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保证。本文通过分析山西农业土地资源的特点,开发利用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山西农业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主要措施:加快退耕还林步伐,调整农业用地结构,优化农业生态环境;加强生态农业建设,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提高土地生产率;加大农业生态环境整治力度,防止土地退化,减轻自然灾害;强化土地管理,规范土地市场,保护农业土地资源。     

高寒地区土地资源利用评价的GIS支持研究——以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为例

土地资源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资料和劳动对象,是人地关系系统中一个重要的物质信息载体,是评价人类生境的一个重要对象。土地利用是人类在现阶段生产力水平下,对区域土地资源的开发程度和利用情况。土地资源的现状评价,是反映人地关系协调程度的一个重要手段。本文采用目前广泛使用的GIS先进技术手段,对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土地资源的利用现状进行了评价。表明了GIS技术对该区域土地利用评价起到了缩小工作量,提高精确度的作用。并且从土地利用角度对海北州人地关系现状进行了描述。     

高寒地区土地资源利用评价的GIS支持研究——以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为例

土地资源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资料和劳动对象 ,是人地关系系统中一个重要的物质信息载体 ,是评价人类生境的一个重要对象。土地利用是人类在现阶段生产力水平下 ,对区域土地资源的开发程度和利用情况。土地资源的现状评价 ,是反映人地关系协调程度的一个重要手段。本文采用目前广泛使用的GIS先进技术手段 ,对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土地资源的利用现状进行了评价。表明了GIS技术对该区域土地利用评价起到了缩小工作量 ,提高精确度的作用。并且从土地利用角度对海北州人地关系现状进行了描述。     

关于极端干旱地区人地关系历史演变的初步研究——以塔里木盆地为例

纵观极端干旱地区生态环境与人类活动关系的全过程,可以看出:在气候环境自然演化的背景下,人地关系存在着时间与空间上的两种变迁。从历史时期看,从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人地关系大致经历了依附自然、干预顺应自然、干预自然、回归自然四个阶段。从空间上看,表现出人类"逐水而徙","依水而居"的相互关系。各个阶段以气候环境变化为背景,以水资源为主线,表现出人地关系演变的时空特征。塔里木水系的瓦解和塔里木盆地的沙漠化以及胡杨林植被面积的缩小,说明近100年来人类活动对人地关系的演化逐步起主导作用     

石河子市土地利用变化及主要地类驱动力研究

通过分析石河子市土地利用的变化,探讨了其土地利用总体变化和各主要地类的驱动机制。社会经济因素是该区域土地利用总体变化的主导性驱动因素。而人口和经济增长是石河子市土地利用总体变化的首要社会经济类驱动因子,其次农业是技术发展。农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转移是耕地利用变化的主导性驱动因素,而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则是引起建设用地变化的主导性驱动因素。     

明清时期福州西湖水环境变迁及其治理研究

明清时期,福州西湖水环境总体趋劣。明代西湖水源较为充足,水质状况良好;万历以降,受民间占垦等社会因素影响,湖域面积缩减,水质日渐趋下;清代中后期,福州城内水道淤浅,江潮渐绝,西湖水源趋向单一。明清时期西湖水环境的变动,除了受区域气候干湿变化、山地森林水土保持以及湖泊含沙量的影响之外,还与人为的水地之争密切相关。由于人地关系紧张,加之水资源权属不清、新垦湖田税赋征收模糊等,获取湖利的必然性刺激了民间占湖为地的行为。地方官府也曾采取如修闸筑坝护堤、追返侵地还湖、清理粪秽淤泥等治理措施,并取得阶段性成效,但受区域人口、土地资源与生存环境等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西湖历经多次治理仍积弊难除。     

西安市人地关系协调状态评价及动态预测

认识人地关系要素因果反馈联系和构建定量模型是进行城市协调状态评价的关键,以"关中-天水经济区"规划为背景,探讨大西安人地关系协调演进趋势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在突出表征城市环境因素对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运行作用的基础上,优化指标体系,运用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函数构建复合人地关系协调发展度模型,对西部大开发以来研究区人地关系协调状态的等级与类型进行定量评价。在此基础上,通过灰色模型GM(1,1),预测2011-2020年研究区总人口与耕地面积的模拟值。分析发现:未来10年研究区的总人口年均增长13.99‰,耕地面积年均递减14.30‰,人多地狭的矛盾使生态安全将会受到严重挑战。     

Beyond ‘the toad beneath the harrow’: geographies of ecological science, 1959–1965

This paper traces the distinctive shifts in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 in Britain during the late 1950s and 1960s. These were the last six years of the Nature Conservancy, the state research council responsible for ecological research,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for providing expert advice. Drawing on work in science studies and the geography of science, the paper addresses the changing spatialities of official ecological knowledge and the ordering of nature in this period of British modernity. The paper examines the Conservancy's construction of the form and relationship of research to practice: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local spaces of research – the laboratory and the nature reserve – to the ‘right’ government of land and management of resources more universally. This putative ‘single great mission’ is traced through examination of the politics and practices of doing ecological research at the time, including the creation of a new Experimental Station, the growth of ecology as public discourse, and, importantly, government reviews of science. The paper concludes by considering how this mission was tempered and reconfigured by institutional change.     

贵州省的城市生态环境问题

本文以贵阳等九座城市为例,从城市的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影响两方面,探讨贵州城市的生态,环境问题,以及协调人地矛盾的主要对策。全文分为以下三大部分:首先探讨城市的自然环境特征,说明贵州城市的形态结构,水土资源及城市扩展均受"喀斯特"环境的制约,其生态环境极为脆弱。表现在水土资源贫乏,平地少又很分散,地形封闭,旱涝和地貌灾害频繁等。第二论述城市的生态环境问题:以煤烟性空气污染,水体有机污染和交通噪声污染为主。SO₂的污染极为严重,酸雨污染,城市河段及湖(库)污染普遍存在;4/5的城市交通噪声超过国家标准;1/2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污染严重。最后提出重建城市生态环境的主要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