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树铮与外蒙古撤治及其影响

1919年。在外蒙古撤消自治已具备相当有利的客观条件的前提下,徐树铮抓住有利契机,经过深思熟虑的准备,运用正确的策略方针。把握和推动时局,迅速和平地完成了撤治使命,使外蒙古最终于1919年11月17日正式呈请政府“情愿撤消自治”。徐树铮在撤治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外蒙古回归,不仅在外交上打击了一切侵略、分裂势力,政治上实现了民国以来的领土与主权的完整与统一,而且撤治本身对外蒙古社会的政治稳定、经济化的恢复和发展均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西藏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读张云《元朝中央政府治藏制度研究》

蒙古汗国,继之元朝,简称蒙元(在《元朝中央政府治藏制度研究》中一律简称元朝。《元朝中央政府治藏制度研究》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以下简称《研究》),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一统政权。这个时期,西藏广大地区“正式纳入中央政府行政管辖之下”(第52页,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研究》一书),“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218页),“藏民族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第294页)。     

徐树铮与外蒙撤治

一、外蒙自治与撤治呼声明末清初之际,我国蒙古族分汉南蒙古(即内蒙古)与汉北喀尔喀蒙古(即外蒙古).清初,清廷在外蒙古地区设定边左副将军,驻乌里雅苏台城,下设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设科布多参赞大臣,驻科布多城,由定边左副将军节制.满族与蒙古族通婚,为甥舅外戚关系.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不久,各省响应,纷纷独立.沙俄趁机利用中国社会动荡之际,加紧策划分裂中国的活动.沙俄外交大臣尼拉托夫在上沙皇的奏折中指出;“现在中华帝国解体,在各方面都是合意的.在中国各部分之间,即令他们彼此不是完全独立的关系,无疑会有竞争,足以将它们削弱.我们可以利用情况,以便完成我国移民事业,及巩固我们的边疆.我们在这些地方的自由行动,可能比现在大的多.”沙皇尼古拉二世即在对俄驻华公使的训令中说:“将中国分为几个独立国家,从我们来看,最适合我们的广泛利益.”     

中俄关系与外蒙古自中国的分离(1911—1915)

辛亥革命时期的俄国与外蒙古 ,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上存在着很大分歧。在当时的条件下 ,俄国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自身利益 ,并不支持外蒙古形式上走向独立 ,而是打着“调停”旗号 ,一面唆使外蒙古脱离中国 ,投入俄国怀抱 ,另一面又以维护中国“宗主权”的幌子来控制外蒙古。俄国通过签订《中俄蒙协约》等条约 ,将外蒙古限制在“自治”的范围内 ,从而使其实质上从中国分离出去 ,并对该地实行“俄治”。     

《中俄蒙协约》签订后中国政府与自治外蒙古的关系

文章认为《中俄蒙协约》签订以后,中国政府与外蒙古自治官府有了直接来往,双方在巴布扎布匪帮问题和册封问题上有矛盾和斗争;中国政府在册封、处理德奥俘虏、处理恰克图边防问题上行使了一些主权;双方在收回唐努乌梁海一事上有所合作;中国内地与自治外蒙古的经济联系、人员往来有所增加。     

阿尔泰通用银券——新疆钱币图说（三）

阿尔泰地区在清代一直隶属于乌里雅苏台将军所属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清政府设阿尔泰办事大臣,但仍归科布多参赞大臣统领。民国成立后,阿尔泰办事大臣改为阿尔泰办事长官,首任长官为著名的土尔扈特蒙古部首领帕勒塔。阿尔泰作为独立的行政区,由北京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直接管辖。1911年(宣统三年)辛亥革命后,外蒙古地区在沙皇俄国的策划下于当年11月10日宣布独立。第二年,刚宣布独立的外蒙古便派兵攻占了科布多,并企图进一步占领与科布多毗连的阿尔泰地区。因新疆及时派兵增援,击退了沙皇俄国支持下的外蒙军队对阿尔泰地区…     

观徐扬画平定西域献俘礼图卷

乾隆二十年（1755年）和乾隆二十三、二十四年（1758、1759年）清朝中央政府与新疆准噶尔部蒙古族达瓦齐及维吾尔族（即回部）大和卓木波罗泥都、小和卓木霍集占（简称大小和卓木）的地方叛乱势力,在地域相当广大的地区内,进行过规模很大的战斗,并且最终取得了胜利。为此,乾隆皇帝弘历决定将这次平定叛乱的战斗除去用文字记载于史册外,     

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喀尔喀蒙古再探——以返藏史实为中心

十三世达赖喇嘛受俄国布里亚特僧人阿旺多尔济耶夫煽动,在英军入侵西藏之际,出走喀尔喀蒙古。清廷前后派遣延祉、博迪苏赴喀尔喀蒙古规劝他早日返藏。十三世达赖喇嘛反复推延返藏归期,除涉及西藏地方与清朝中央政府的矛盾,英、俄等帝国主义势力也极力干涉,染指中国内政。为此各方在十三世达赖喇嘛返藏与驻锡问题上展开博弈。最终,十三世达赖喇嘛选择以西宁塔尔寺为落脚点,离开了喀尔喀蒙古。     

传说与隐喻:1937—1938年“外蒙古出兵论”研究

1937年至1938年间,坊间盛传外蒙古出兵参加抗日战争的传说。这种传说在不断地演绎中进而形成"外蒙古出兵论"及"苏联出兵论"。本文对此期间传说的"外蒙古出兵论"作了考察,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明白自身既无抗战之完全能力,又乏有效之应对举措,与其澄清,引发国民的绝望之情,莫若凭借一个演绎的故事平复一般国人的情绪。就外蒙古出兵传说背后的隐喻而言,它反映了此期间中国强大的民族国家主义话语。从近代民族国家构建之角度观之,迫切希望外蒙古加入抗战体现了一般国民对于外蒙古地区情势的关注。     

商民、商贸与边疆:晚清库伦地区的内地商民研究

为确保蒙旗生计不受影响,清廷曾颁布禁令,禁止内地商民前往蒙古地区;后为应对西北用兵、蒙疆设治,又允许领票商民前往蒙古地区。内地商民的到来,不仅在外蒙古地区形成了从事批发、放贷业务的西帮和从事零售业的京帮,还建构起以库伦为中心的内外贸易网络。库伦地区的内地商民的商贸活动经历了一个由兴到衰的过程。外蒙古地区内地商民的存在,对维系清廷在蒙疆的统治、活跃库伦与内地的经贸往来,乃至发展亚欧间的"陆上丝路",曾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从边疆治理角度看,清廷的蒙疆商民管理政策又存在严重不足。     

海山与1911年外蒙古"独立"

海山在策划1911年外蒙古“独立”过程中起了童要的作用。他在彼得堡协助车林齐密特与俄国政府交涉援助事宜,以后又在伊尔库茨克、恰克图与俄国有关当局联络。他就外蒙古“独立”问题出了不少主意。1913年秋,海山转向北京政府,声称愿意劝导外蒙古王公内向,但是却乘机提出了大量无理要求,说明他是一个借外蒙古“独立”谋取私利的投机分子。     

南京政府与外蒙古主权

外蒙古一直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历史将铭记1945年8月14日,中国人民在欢庆抗战胜利的时刻,却又因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而失去了比东北面积大得多的一片国土——外蒙古。在民族利益与个人权欲面前,蒋介石明显倾向于后者。国民党政府是如何与苏联谈判交涉的,外蒙古是如何“独立”的,详情请看《南京政府与外蒙古主权》一文。     

浅议蒙藏凉州会谈及其历史意义

公元1247年,藏传佛教萨迦派法主萨迦班智达与蒙古汗国驻守西凉的阔端进行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谈。双方商定了吐蕃全境归属蒙古统治的具体条件,发表了著名的"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从此,蒙古汗国在吐蕃派兵设治,奠定了西藏归于蒙古帝国统治的基础。     

东魏北齐时期邯郸县设治考——以《窦奉高墓志》为中心

前人对东魏北齐时期邯郸县设治问题的研究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撤治说"和"设治说"。河北省磁县出土的《窦奉高墓志》记载窦氏在北齐时期被授予"邯郸县伯"的爵位,为"设治说"提供了有力证据。     

清代归化城设立都统问题研究

本文通过对清代文献及相关人物传记的考证,论证了清代设立归化城都统系清中央政府与漠南蒙古上层博弈的结果,是平衡双方利益的过渡性产物,并随着博弈双方力量的变化而发生改变。     

清俄合作开采外蒙古金矿初探(1899年～1911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曾同俄国蒙古金矿公司合作开采外蒙古金矿。清朝灭亡后,俄国操纵的外蒙古傀儡政府同俄国蒙古金矿公司重订开采合同。1919年,外蒙取消自治,俄国蒙古金矿公司恢复向中国政府缴纳税金。1920年6月,俄国蒙古金矿公司与美国蒙古贸易公司签订合同,把所有矿权产业全部租与美国蒙古贸易公司。同年12月,美国蒙     

討論問題

在紀元一二八○年,蒙古族中的統治者忽必烈征服了中國滅亡了漢族政權的南宋,建立了異族統治的元朝政權,整個中國陷於蒙古征服者的統治之下將近百年《從一二八○——一三六八年共八十九年,铁木真窩阔台、貴由蒙哥等的年數沒有計算在內》,這百年當中,蒙古統治者除了對中國人民施以殘暴的壓迫與‘肆無忌憚’地經濟掠奪進行着慘酷的種族     

从西藏博物馆馆藏的一枚元代印章说起

在西藏博物馆的许多藏品中,有一件非常引人注目。这就是一枚由元朝皇帝授给西藏地方萨迦第七任帝师桑杰贝的玉印。通过对这枚蒙古新字(八思巴文)玉印的考证可以看出,早在13世纪40年代西藏地方即成为元中央政府直接统辖的一个行政区域。     

舅甥关系、贡赐关系、宗藩关系及"供施关系"——历代中原王朝与西藏地方关系的形态与实质

本文利用藏、汉文资料,对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中存在的舅甥关系、贡赐关系、宗藩关系及供施关系分别予以讨论,重点探讨这几组关系的产生、形态、内涵、演变及实质,并对由此而产生的治藏思想和策略简要分析,进而以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存在的上述关系为例,分析古代历史时期内地中央政府与边疆地区关系的一般特征。     

一部颇具民族特色的县志——《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志》读后感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志》是杜尔伯特设治350年以来编纂出版的第一部志书。该志在反映蒙古民族特色方面,或描绘,或记述,宜详则详,浓墨重彩;宜简则简,概括提要。把蒙古族人民同各族人民一起,战天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