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法国民族主义运动的蜕变——从“左翼”民族主义到“右翼”民族主义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近代法国民族主义在19世纪后半叶经历了一次“右转弯”,即从“左翼”民族主义向“右翼”民族主义过渡。事实上,这种过渡不在于“左翼”民族主义的急流勇退和“右翼”民族主义的狂飙突进,而在于“左”、“右”两翼先后垄断民族主义话语。在这一蜕变过程中,“左”、“右”两翼都保留了各自的民族主义传统,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实现了“神圣联合”。     

睦邻友好 一脉相承——从郑和的扬威通好到中国的“和平崛起”

郑和下西洋是明政府对外和平友好的体现,明初和平友好政策主要包括“怀诸侯、柔远人”、“和而不同”及“厚往薄来”等三个方面。明朝政府实行“朝贡和睦”的外交政策,凸显了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传统政治理念和文化特性。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崛起”战略目标,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传统睦邻友好的政策,开辟出一条民族复兴和国际交往的新型道路。     

从批判“两个凡是”到领导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随着对“四人帮”的揭发批判的日益深入,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错误,彻底查清和摧毁“四人帮”的反革命帮派体系,对包括“天安门事件”在内的一大批冤、假、错案进行平反,希望在全党、全国享有崇高威望的邓小平等同志尽快出来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把党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从涉海历史到海洋整体史的思考

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的兴起，与中国“新史学”的诞生同步，已有百年的历史了，从20世纪20、30年代的“南海交通”，到80、90年代的“海上丝绸之路”，经过几代学的耕耘，取得丰硕的成果，其他涉海的专门史研究也纷纷开辟，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肯定。然而，在中国历史体系和教科书中，中国古代社会仍是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二元结构：在这种陆地历史结构和权力话语体系中，中国海洋发展的种种事实，都被诠释为农业明的海上延伸。比如说。     

从汉使南航到郑和西航——从比较看郑和下西洋在中国古代航海史中之地位

中国航海史同中国历史一样久远。其中公元前二世纪汉使南航和公元十五世纪郑和下西洋（本又称郑和西航和郑和远航）,是中国古代海外远航前后两个标志性事件。汉使南航是中国古代明确见诸史籍的第一次海外远航。其后历经一千多年的持续发展,在继承前人航海成果的基础上,郑和下西洋实现了航海活动的全面突破和空前跨越,登上了中国古代航海发展的顶峰,创造了世界航海史上的奇迹,拉开了海洋探索时代的壮阔序幕。     

难以抹去的记忆——从“牛棚”到田野

1969年初．我们在“群专”的人员统统被打发到“五七”干校。大同市有两个“五七”干校．党群系统在离城6公里的同家湾猪场，叫“一干校”；政府系统在离城10多公里的奶牛场。叫“二干校”。     

从“小我”到“大我”的叙事美学及价值表达——以新时代主旋律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为例

新时代主旋律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从“小我”出发透见“大我”,见证了新中国的历程进程,谱写了一首“中国人民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共成长”的伟大赞歌,而后又以“大我”回馈哺育“小我”,激发出世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具有深厚的美学意蕴与崇高的人文价值。     

从“自由移居”到“限制—融合”——试析英国威尔逊政府移民政策的形成

在二战结束后的英国,移民问题因英联邦移民数量的不断增加而成为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从1964年起,威尔逊政府逐步转变理念,推出了"限制—融合"移民政策。它主要由"移民限制"与"移民融合"两部分构成。在其制定过程中,围绕限制移民政策、种族关系立法及其相关机制等问题的合法性与可行性等问题,各方展开了激烈争论。《1965年种族关系法》与1965年《移民白皮书》的发布标志着威尔逊政府"限制—融合"移民政策的形成,并影响至今。作为在移民问题上"共识政治"的重要表现,"限制—融合"移民政策维护了移民的基本权利,推动了英国种族关系的整合,促进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并为日后国家移民政策的进一步改革提供了平台。     

关于文博事业从“包揽”到“培育”转变的思考

<正>近年来国内很多城市都想把握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契机,不约而同提出类似"加快推进文化引领工程、培育世界文化名城"的口号。为此各地政府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在提升整体文化发展,尤其是基层文博事业发展中,光靠政府一家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政府在文博事业发展中扮演的角色,既是"裁判员"(制定政策、管理市场),又是运动员(建设各类博物馆、陈列馆、纪念馆,组织各类展览,开展各种活动),经费投人大,人力物力投入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