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光迪、胡适留美期间关于中国文化的讨论——以儒学、孔教和文学革命为中心

留学初期,梅光迪以创造中国新文化为己任,发掘儒学的现代价值,对其不适于现代的部分则加以批判,积极探索复兴儒学和融合中西文化的途径。这一主张得到了胡适的积极呼应。在孔教运动中,梅光迪赞同建立孔教,而胡适则对简单恢复孔教的做法提出批评,二人还就基督教、西方现代文明等问题进行了讨论。1915年后,胡适以实验主义为指针,力倡文学革命,梅光迪对其积极支持,同时也以新人文主义观念不断予以批评,尤其是在诗歌问题上。胡适、梅光迪关于文学革命的主张尽管不同,但却相反相成,相生相长。胡适倡导的文学革命主张在近代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而梅光迪对其的批评也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对近代中国的文化变革颇具启示意义。     

孔教会与儒学近代化

民初是中国社团发展的高峰期,以尊孔为宗旨的社团名目繁多,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孔教会。按学术界现在流行的说法,20世纪初形成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三大思潮,即马克思主义派、自由主义的西化派以及文化保守主义派。孔教会可谓文化保守主义派的典型代表,其保存儒学的呼声,与其前的国粹派和其后的学衡派可谓同调。而较之国粹派与学衡派,学术界对孔教派的关注还不够,尤其是将孔教会作为一个宗教文化社团、将     

西周与春秋时期华族与非华族的杂居及其地理分布(上篇)

<正> 一 华族与非华族的称号 西周春秋时期各诸侯封国和其他部落之间的争执是相当频繁和剧烈的。如果更具体地说,这些争执往往表现在华戎之间。所谓华,自然是指诸夏之国,也就是诸侯封国,而戎则包括所谓戎、狄、蛮、夷诸部落,这些都是非华族。戎、狄、蛮、夷,是那时华夏之国轻视其他非华族各部落的贱称。自是不合理的称     

傅山思想与儒家文化——在山西太原纪念傅山诞辰4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尊敬的各位学者、各位同仁、各位朋友： 文化作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衡量一个国家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中国的当代文化建设要做的事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必须重建儒家文化这一根基;而研究历代儒家的的思想,弘扬历代儒家创造的文化,正是振兴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举措。太原市各位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在傅山诞辰400年周年之际,举办多项大型活动,纪念这位杰出的思想家,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今天,我很荣幸来到贵地,同各位一道共同探讨傅山的哲学思想,在此,我代表香港孔教学院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浅谈儒学东传朝鲜及其影响

中国古代儒家文化博大精深,不仅在本土占据着统治地位,其影响也波及到附近国家。朝鲜是最早接受儒学的国家,儒学贯穿在朝鲜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中。儒学的传播,对中国古代社会、对朝鲜半岛以及其周边其他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试论东南亚各国“现代华族”的形成与发展

关于东南亚各国华族形成问题是目前学术界正在探讨和研究的问题。我们在《浅淡有关东南亚民族的形成与发展问题》一文(见《南洋问题》1986年第4期)已初步提出我们的见解。本文拟就东南亚各国“现代华族”的形成、特点及其发展趋势等问题,进一步阐明我们的看法,敬希指正。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睦邻友好关系开辟的前提——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解决

冷战期间 ,东南亚各主要国家在展开与中国的关系联系时 ,几乎都无可避免地涉及到了当地的华侨华人华族问题。换言之 ,东南亚华侨华人华族由于其特殊的历史以及中国与东南亚在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而在国家关系中承担着既定的角色 ,哪怕这种角色在整个冷战期间是多么地被动 ,他们依然被特定的历史所规定 ,从而成为在中国和东南亚关系史上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本文拟就冷战期间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有关华侨“双重国籍”的解决作一些分析 ,借以指出华侨华人华族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关系中所具有的特定意义 ,以及中国政府在“外交 -…     

“中华文化的跨境传播:海外华人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3年12月16—17日,由厦门大学历史系举办的"中华文化的跨境传播:海外华人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厦门举行,来自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及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两岸三地的20余名学者与会。会议围绕中华文化跨境传播的路径、方式等议题展开。(一)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路径与方式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梁元生以儒学在海外传播为切入点,通过对港台"新儒学"、"新加坡儒学"及"波士顿儒学"三者进行比较,认为港台"新儒学"是继承的典范;"新加坡儒学"是整合的典范;而"波士顿儒学"则是创新的典范,并由此引申出对"文化迁徙"与"跨境传     

浅谈儒学思想对韩国的影响

一种偶学思想具有一个国家的标志,要有自己的特色．用自己的品格表现出来。韩国自古号称“君子之国”,一贯提倡儒学,对整个大韩民族进行儒家伦理教育,士君子主张以儒家礼仪、孝道治国。儒家文化在韩国有着深厚的底蕴和根基。儒家文化在西汉时期开始传入朝鲜半岛,历经时间的孕育、生根、发展和再创造,积淀成为韩国民族传统文化。儒学思想对韩国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经济、学校教育、家庭伦理、文明礼仪以及社会现象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浅谈儒学思想对韩国的影响

一种儒学思想具有一个国家的标志,要有自己的特色,用自己的品格表现出来。韩国自古号称“君子之国”。一贯提倡儒学,对整个大韩民族进行儒家伦理教育。儒家文化在西汉时期开始传入朝鲜半岛,历经时间的孕育、生根、发展和再创造,积淀成为韩国民族传统文化。儒学思想对韩国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政治经济方面、社会生活和教育方面等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康梁在孔教能否为国民义思想上的分合

“君臣道息”,来自共和体制的挑战,是曾为传统帝制社会国家意识形态的儒教之现代转型面临的最大危机。康梁戊戌政变流亡海外,孔教运动的领袖康有为逐步以“国民”外壳寻找到“孔教”适应现代社会的制度支撑;而近代国民学说最有影响力的鼓吹者梁启超,则重新灌注“孔教”的核心价值入“国民”之精神修养。康、梁渐次以不同的方式认同孔教为国民义,他们从不同层面向对方靠近的轨迹,是在现代国民观念兴起的背景下,孔教（儒教）在政教双轨的制度设计中被重新确认为不可或缺的“教”所经历的复杂思想史历程。本文通过展示康梁在戊戌政变至民国初年这一时期激烈的思想碰撞、交锋,异中之同,合中之殊,冀望历史性、境遇化地呈现出孔教为国民义这一命题所包含的思想及制度挑战：在传统帝制社会曾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教面临着突破优胜劣汰、天演竞争等历史进化观念的藩篱,而转成现代国民信仰之源的问题;而曾经作为东亚地区普遍价值信仰的儒教,在进入略显偏狭的近代国家主义之制度范畴的目的和方式上,同样必须作艰难的抉择。康梁在孔教能否为国民义思想上的分合,表明儒教从“天下义”、“宗族义”到“国民义”的现代转型中的确蕴涵着嬗变、协商与不被规训的多重面相,亦折射了清末民初文化思想变迁的多元生态。     

重实践、重现实人生的孔教——康有为及“孔教派”的儒学宗教观

孔教派是辛亥革命前后形成的、以康有为为核心、以孔教会及其机关刊物《孔教会杂志》、《不忍》、《经世报》等为组织、舆论基地,以"昌明孔教救济社会"和宣扬孔教为国教为宗旨的具有浓厚政治意味的尊孔思想派别。     

东西文明的融合与亚太经济的发展——亚洲经济奇迹和金融危机原因新探

几年前以儒家文化解释亚太经济的发展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有人认为：“基督教文化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贡献,类似于儒家文化对亚洲资本主义的贡献”,之后,调子完全变了。一位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教授说：亚洲金融风暴标志着儒学价值观的破落。儒家文化对亚洲经济奇迹的作用到底如何?儒家文化是否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负责?这些问题引发了笔者从文明融合的角度探讨亚洲经济奇迹和金融危机的原因。     

墨学“中绝”之因及时代意义新论

春秋时期,墨学与儒学是颇有影响的两家学派。而至秦汉,由于种种原因,墨学陷于＂中绝＂,这对我国古代科学技术、传统民族文化的发展均有消极影响。当今,探讨墨学＂中绝＂之因、认识墨学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对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简论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敦煌大族与佛教

本文把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敦煌大族与佛教问题分为三期。汉晋之际,初居敦煌的大族主要独尊儒家文化,他们并未真正信仰佛教;十六国时期,他们在尊奉传统儒家文化的同时,开始接受佛教,在思想信仰方面儒释兼行;北朝时期,其佛教信仰有了长足发展,且有压倒儒学之势。这个时期,敦煌大族的思想信仰和文化代表了敦煌宗教文化的发展方向。     

历史语境中的王朝中国疆域概念辨析--以天下、四海、中国、疆域、版图为例

作为国家理念的体现,疆域概念产生于具体的历史语境。由于古今中国国家性质不同,王朝中国的疆域概念与现代中国主权、领土不能用简单的继承或对接来解释。在王权泛化或王权至上观念的影响下,王朝中国的疆域话语尽管受到地理知识限制,但仍坚持认为在可知范围内,王朝中国天子有权实行统治。这种深受王朝国家理念影响的疆域话语对古代疆域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以常见的5个古代中国疆域概念为例,“天下”有广狭二义,一是普天之下,一是华夏诸国;“四海”即四方,有时包括四夷,有时不包括;“中国”概念迭加变化整合,各朝“中国”范围不尽相同;“疆域”是一国统治范围的宣示;“版图”则是王朝国家行政地区。本文通过追溯原本词义,认为上述概念原意与后世借用,因语境变化,语义发生差异;进而提出,学术用语与习惯说法应有区别,这不仅是运用概念准确与否的问题,而且也涉及研究价值的取向。     

宗乡社团的推动与新世纪以来的新加坡华人文化

运用华文报刊与华人社团会讯的报道与记录,论文探讨新世纪以来由新加坡华人宗乡社团推动的华人文化发展状况。研究显示,宗乡社团在现有教育体制外推动展开与中华语言文化相关的活动,为保留与传承中华语言文化而艰难奋斗;华人宗乡社团关注方言文化的重振问题,以唤起宗乡社群的历史记忆并增强社团的内在凝聚力;透过同庆华人传统节日与不同种族同台表演歌舞等形式,华族与非华族进行文化交流。新加坡华人文化在重振进程中所显示的跨种族、跨国界的发展趋向,强化了华人文化对于新加坡多元种族国家文化建构的重要价值与意义,为新加坡华人文化的未来注入新的发展动力。     

康有为、李炳宪交往和思想关系论考——兼及民初孔教运动跨越中韩之传播与取向问题

民初康有为的孔教改革理念及实践,影响了韩国儒者李炳宪,波及韩国。康有为立足于"教"字"上施下效"之本义,在先觉觉后觉的一致性上沟通中西,又凭借"三世"说,重建了儒教伦理法则和社会制度的普遍适用性。李氏受此感染,千里拜师。他承袭康有为及《孔教会杂志》之论议,发挥出儒教复原诸学说。促生制度化的传播与实践方式本是康有为革新儒教的正题,共和肇建后,他加强了孔教论述的抵抗性和悲情化,要挟说亡教就会亡国。李炳宪冀望以保存国魂来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却又必须倾力论证孔教乃韩国魂。建立孔教之论跨越中韩,渐次展开。此次跨国儒教改革实践的特征是民立文庙、尊圣与尊祖并行。李炳宪用"教会式儒教"来为之命名,并以此对决"乡校式儒教"。此命名在定义中国民初孔教运动时并不十分准确,却呈现了李炳宪自身遭逢的困境。双方取向的差异,反映了历来有别的儒学径路,折射出彼时两国激烈震荡的社会、政治环境。其共鸣与合作,则体现了儒教文明作为一个整体,回应西洋近代文明挑战的一些可能性。     

“2012年海峡两岸儒学研讨会”述评

2012年5月,以＂儒学的经世致用＂为主题的＂海峡两岸儒学研讨会＂在成都圆满举行。本次会议就两岸儒学研究现状、理论成果、儒学普及的措施与经验进行了双向交流和分组研讨。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弘扬儒家＂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关注现实,复兴和普及儒学,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中西“人文”精神的当代思考

所谓“人文”精神,是指在有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思考中对人的主体地位、人的存在价值与世俗欲求的肯定和尊重。因社会背景之异,中西“人文”精神存在较大的岐异。在儒学典籍中,“人文”一词深寓着道德教化的内涵。而在西方,人文主义则缘起“人文学科”,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