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实践、重现实人生的孔教——康有为及“孔教派”的儒学宗教观

孔教派是辛亥革命前后形成的、以康有为为核心、以孔教会及其机关刊物《孔教会杂志》、《不忍》、《经世报》等为组织、舆论基地,以"昌明孔教救济社会"和宣扬孔教为国教为宗旨的具有浓厚政治意味的尊孔思想派别。     

陈焕章与民国初年的国教运动

陈焕章是民初思想界的重要人物,他与孔教会其他人士一道,致力于发掘传统儒学的“神学”及“现代性”内涵,并发起了规模巨大的国教运动。尽管这场运动与民初的帝制复辟运动纠缠在一起,但国教派并非都主张帝制,至少陈焕章等人与复辟派是有严格的政治界限的。国教运动思想家企图以“保教”为手段来“保国”,体现了鲜明的化民族主义,却与民初的民主主义产生了矛盾;另外,将本来属于“人化”的中国传统儒学人为地塑造成“神化”,也有违“传统”。这都注定了国教运动必然失败的命运。陈焕章学贯中西,本应在思想化方面有积极的建树,却与国教运动结下不解之缘,国教运动失败,他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也因此而被淹没。     

民国初期在华西人尊孔思想平议

在民国初期的新旧思潮冲突中,在华西人的态度引人注目.他们提倡中西文化调和,主张尊崇孔教,在当时产生了一定影响,推动了孔教运动的发展.尽管他们与康有为、陈焕章等人的尊孔思想在总体上没有什么差别,但是他们毕竟是以西方人的身份来看待孔子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的,因此,也有其独特性.他们主张尊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欧战爆发后西方世界对中西文化价值的重新审视.     

孔教会与儒学近代化

民初是中国社团发展的高峰期,以尊孔为宗旨的社团名目繁多,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孔教会。按学术界现在流行的说法,20世纪初形成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三大思潮,即马克思主义派、自由主义的西化派以及文化保守主义派。孔教会可谓文化保守主义派的典型代表,其保存儒学的呼声,与其前的国粹派和其后的学衡派可谓同调。而较之国粹派与学衡派,学术界对孔教派的关注还不够,尤其是将孔教会作为一个宗教文化社团、将     

印度尼西亚华人孔教的兴衰

近百年来,孔子学说在印度尼西亚,特别在印尼华人界,有相当大的影响。尊孔者甚至把孔子学说作为宗教的教义,创建了孔教。孔教还曾获得印尼政府的确认。孔子学说在印尼的历史,不仅与印尼华人的生活与斗争密不可分,而且也是中国、印尼两国文化交流的一个组成部分。     

康有为、李炳宪交往和思想关系论考——兼及民初孔教运动跨越中韩之传播与取向问题

民初康有为的孔教改革理念及实践,影响了韩国儒者李炳宪,波及韩国。康有为立足于"教"字"上施下效"之本义,在先觉觉后觉的一致性上沟通中西,又凭借"三世"说,重建了儒教伦理法则和社会制度的普遍适用性。李氏受此感染,千里拜师。他承袭康有为及《孔教会杂志》之论议,发挥出儒教复原诸学说。促生制度化的传播与实践方式本是康有为革新儒教的正题,共和肇建后,他加强了孔教论述的抵抗性和悲情化,要挟说亡教就会亡国。李炳宪冀望以保存国魂来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却又必须倾力论证孔教乃韩国魂。建立孔教之论跨越中韩,渐次展开。此次跨国儒教改革实践的特征是民立文庙、尊圣与尊祖并行。李炳宪用"教会式儒教"来为之命名,并以此对决"乡校式儒教"。此命名在定义中国民初孔教运动时并不十分准确,却呈现了李炳宪自身遭逢的困境。双方取向的差异,反映了历来有别的儒学径路,折射出彼时两国激烈震荡的社会、政治环境。其共鸣与合作,则体现了儒教文明作为一个整体,回应西洋近代文明挑战的一些可能性。     

《文物》1973年1—12期目录索引

批判粤儒反法思想考古发掘与考古调查明《城闭里记》碑文反映的起义农民对孔教的蔑 弃包遵信从乙瑛、韩勒、史晨三碑看东汉统治者尊孔的 反动实质仪真秦始皇“书同文宇”的历史作用北文学习鲁迅彻底批孔周建人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和文宇的历史功绩 俞伟超高明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及     

康梁在孔教能否为国民义思想上的分合

“君臣道息”,来自共和体制的挑战,是曾为传统帝制社会国家意识形态的儒教之现代转型面临的最大危机。康梁戊戌政变流亡海外,孔教运动的领袖康有为逐步以“国民”外壳寻找到“孔教”适应现代社会的制度支撑;而近代国民学说最有影响力的鼓吹者梁启超,则重新灌注“孔教”的核心价值入“国民”之精神修养。康、梁渐次以不同的方式认同孔教为国民义,他们从不同层面向对方靠近的轨迹,是在现代国民观念兴起的背景下,孔教（儒教）在政教双轨的制度设计中被重新确认为不可或缺的“教”所经历的复杂思想史历程。本文通过展示康梁在戊戌政变至民国初年这一时期激烈的思想碰撞、交锋,异中之同,合中之殊,冀望历史性、境遇化地呈现出孔教为国民义这一命题所包含的思想及制度挑战：在传统帝制社会曾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教面临着突破优胜劣汰、天演竞争等历史进化观念的藩篱,而转成现代国民信仰之源的问题;而曾经作为东亚地区普遍价值信仰的儒教,在进入略显偏狭的近代国家主义之制度范畴的目的和方式上,同样必须作艰难的抉择。康梁在孔教能否为国民义思想上的分合,表明儒教从“天下义”、“宗族义”到“国民义”的现代转型中的确蕴涵着嬗变、协商与不被规训的多重面相,亦折射了清末民初文化思想变迁的多元生态。     

梅光迪、胡适留美期间关于中国文化的讨论——以儒学、孔教和文学革命为中心

留学初期,梅光迪以创造中国新文化为己任,发掘儒学的现代价值,对其不适于现代的部分则加以批判,积极探索复兴儒学和融合中西文化的途径。这一主张得到了胡适的积极呼应。在孔教运动中,梅光迪赞同建立孔教,而胡适则对简单恢复孔教的做法提出批评,二人还就基督教、西方现代文明等问题进行了讨论。1915年后,胡适以实验主义为指针,力倡文学革命,梅光迪对其积极支持,同时也以新人文主义观念不断予以批评,尤其是在诗歌问题上。胡适、梅光迪关于文学革命的主张尽管不同,但却相反相成,相生相长。胡适倡导的文学革命主张在近代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而梅光迪对其的批评也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对近代中国的文化变革颇具启示意义。     

佛教不是西夏“国教”论

若干年来,学术界流行一种观点,认为佛教是西夏"国教",更有甚者,认为藏传佛教也是西夏"国教"。这一观点向我们提出了三个问题:一、什么是"国教"?二、什么是藏传佛教?三、藏传佛教何时传入西夏?解决所谓"国教"问题,就得把这三个问题厘清。本文讨论什么是"国教"问题,并分别就佛教不是西夏"国教",藏传佛教更非西夏"国教"进行了研究,结论是所谓"国教"说不能成立。     

关于李提摩太与梁启超关系的探讨

李提摩太等西方传教士通过译书、办报等为手段,以西学知识为依托,宣传其基督教思想,这种宗教思想通过康有为而对梁启超产生了间接影响,创办与广学会机关报同名的《万国公报》,并提倡在中国创立“孔教”,成为与西方基督教等量齐观的宗教。1896年以后,梁启超通过与严复、马相伯等人的交往,学习了真正的西学知识,深悟自己以前从康有为处学得的西学知识的肤浅,产生了怀疑与批判,并反对“孔教”。     

民初国会对孔教的争论及其思考

民初国会对孔教的争论,是中西文化冲突在政治层面上的反映。主张孔教者希望将孔教载入宪法,体现在立国精神中,将民族文化精神与宪政结合起来,忽视了与共和政体对立的因素,在客观上阻碍了宪政的顺利进行;而反对孔教者,则看到了传统与宪政间的对立,加剧了民族文化认同危机,二者均存不足。     

民初的西儒与孔教会

民初孔教会的活动得到了当时政界、商界、文化界的不少支持,而一些在华外国人对孔教的推崇,对孔教会活动的响应,更是其中一道别致的风景,本文就西儒中的几位主要人物作简单的陈析。     

民初关于孔教入宪的激烈争议

民国初年,孔教是否应作为国民指导思想写入宪法,引起了激烈争议。这一争议本质上是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史上的一次法治派与礼教派的斗争,是—次政治上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唇枪舌剑直至流血冲突,康有为、袁世凯、张勋、李大钊、陈独秀等参与了这场斗争,阐明了各自的观点。《民初关于孔教入宪的激烈争议》记载了中国近代史上这惊心动魄的一幕。     

回鹘摩尼教研究百年回顾

摩尼教是 3世纪在波斯兴起的一种宗教 ,因其创始人为摩尼 ( 2 16— 2 77?)而得名。中国旧译明教、明尊教、二尊教、末尼教、牟尼教等。该教在拜火教的理论基础上 ,吸收了基督教、诺斯替教和佛教等教义思想而形成自己的信仰 ,其主要思想是世上光明与黑暗斗争的二元论。摩尼教在波斯曾盛极一时 ,后来因受波斯王瓦拉姆一世 ( 2 74— 2 77)的残酷迫害 ,教徒流徙四方。其中向东的一支传入河中地区 ,以后逐渐东传进入中国 ,于 76 2 /76 3年再传入回纥。 8- 9世纪时 ,在回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不久便替代了原来盛行的萨满教 ,一跃成为回纥的国教。…     

韩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研究--以陈独秀思想为主的考察

本文旨在帮助中国学者了解韩国学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状况.韩国学者一般分三个时期来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第一,新文化运动的黎明期;第二,新文化运动初期;第三,新文化运动展开期.他们根据每个时期不同的思想给予不同的评价.韩国学者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评价每个时期的思想,使用了更详细的几个认识范畴:第一时期使用了反帝反封建运动、民族产业的发展与民众意识的成长以及对中国社会状况的认识;第二时期使用了进化论思想、民主主义与科学;第三时期使用了批判儒家思想、反对孔教运动和文学革命.一般而言,他们大多用儒教批判、孔教批判、偶像破坏论、进化论、民主主义思想和科学思想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评价,这些评价可以给中国学者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晚清劝善思想中儒家与宗教关系的新转向 ——以江南善士余治为中心的考察

学界普遍将晚清善士余治置于以晚明袁黄为开端的江南劝善系谱之中,但这与余治的自我定位及实际情况存在出入,通过考察余治劝善思想中儒家与宗教的互动关系,可以发现,与明末清初劝善运动中儒学的宗教化转向相比,晚清地方儒者的劝善活动则表现出在民间信仰中强调儒家主导地位的新动向,这与清末民初的救世团体及康有为的孔教运动之间存在某种思想关联.对余治劝善思想中这一面向的考察,有助于在更为广阔的思想和时代背景之下重新思考儒家与宗教的关系问题.     

民初复古尊孔运动与中国现代化

民初袁世凯发动的复古尊孔运动用儒家伦理禁锢人们的思想,阻碍了中国现代化。但它是在民初价值权威空缺的背景下兴起的,顺应了重建价值权威的历史必然,同时将孔子的大同学说民本思想与近代民主思想相比附。提出复古尊孔就是以孔子大同思想为指归,给民主思想的传播以一定的合法性。复古尊孔运动在一定的程度上对中国现代化又有推动作用。     

维新变法中康有为的创教努力及其影响

一些主要研究把维新变法中康有为利用孔子、创立孔教的努力仅仅视作是他为推动变法所施用的一个方便法门,或说是实现变法目的的权宜手段,是新内容而旧形式。其实,创教本身也是康有为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除了希冀用孔子这个招牌掩护变法主张、减少变法的阻力外,出于对西方的误读——把宗教发达当成列强致胜的一个根基。他还希望通过宗教的振兴来富强国家。另外,他还乞灵通过和西方列强制定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教律来解决当时的教案问题。维新变法中康有为创立孔教的努力,目标没有实现。适得其反,变法中许多分歧不是来自维新变法本身,反而是围绕孔教问题引起许多无谓的斗争,徒然增加了变法的阻力和难度。     

大慧寺彩塑造像定名研究——兼谈“标准器比较法”

北京西直门外大慧寺大悲殿内现存一堂佛教造像:殿内中心位置的主尊是千手观音菩萨立像,其旁有童子和龙女像,其前有两尊对称的协侍菩萨立像;殿内北壁及东、西两壁下共有彩塑造像28尊。为了研究这批造像组合的性质及其所表现的思想文化内涵,就需要先确认它们各自的准确名号。经查,这批造像中有多尊造像存在着同一尊造像的名号与以往公开的材料中并不一致的问题,而且鲜有专门的定名研究成果进行说明,现有的研究中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因此,本文希望通过进行文物鉴定工作来确认各尊造像的身份。文物鉴定包括鉴别真伪、确定时代、确定名称等。在文物鉴定中会广泛的使用"标准器比较法",但在使用这一方法的时候需要注意使用条件,即作为"标准器"的参照物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诸多因素。本文以北京大慧寺的28尊彩塑为例,在探讨文物定名的同时一并浅谈使用"标准器比较法"时需注意的一些问题。通过研究,本文认为大慧寺28尊彩塑是二十诸天像与天龙八部像的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