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早期的国际竞争与财政动员:关于西荷与英法的比较研究

在16—18世纪西方各国的竞争中,财政动员能力对竞争的走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财政动员主要包括税收和公债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考察尼德兰革命期间的联省共和国和西班牙、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的财政史可以发现,各国的政治—社会结构对财政动员的效率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这体现在税收体制的合理性和公债信用之上,而公债信用之优劣也直接反映在公债利率上。相比而言,英国与联省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使其税收更具合法性基础并提升了其公债信用,从而能够更好地动员民间财政资源;西班牙和法国王权受制于其政治—社会结构,在国际竞争中受其低效的财政动员的拖累。     

罗马共和国时期的道路建设

罗马共和国时期的道路建设在罗马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罗马国家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罗马道路建设的根本原因在于军事扩张的需要,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考虑并不多。共和国时期的道路建设主要在意大利本土进行,并呈现出鲜明的特色。这一时期的道路建设对罗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它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从另一角度考察罗马社会。     

联邦制、国家统一与两种话语之争——对近代中国联邦制论争的回顾与思考

自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联邦论作为一种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分权理论,在近代中国政治生活中时隐时现,并最终引发＂联省自治＂运动。但由于联邦论作为一种外来思想,难以在中国政治文化中找到移植的土壤进而完成国家统一的政治整合使命,从而使联邦论的正当性逐步消蚀。而联邦论与反联邦论之间的论争最后演化为宪政民主与民族国家两种话语之争,它扭转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模式,并最终使联邦主义成为中国历史上被放弃的制度选择。     

罗马共和国后期行省治理的弊端与规范

行省治理是罗马共和国后期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直接关乎共和政治的运作与国家的命运。然而,在行省治理过程中,作为实际治理者的罗马官员滥用权力,通过多种途径大肆搜刮钱财,成为行省治理中的首要弊病。为遏制这种弊病,规范行省治理,罗马当局围绕着官员搜刮钱财现象,不断加强法律建设,呈现出立法条款细致化、诉讼程序固定化以及惩处严厉化的倾向。但是,行省治理制度中总督权力缺乏制衡,荣誉任职的传统观念以及税收体系的混乱等因素为罗马官员滥用权力、非法敛财提供了条件,而相关法律实践过程面临着距离、语言、时间与经济成本等实际障碍,且法庭充斥着腐败与偏见,导致治理局面未因法律建设的加强而得以有效改善。行省治理的失当从行省与共和国政治两个层面加速了共和政治的失序,推动了内战的爆发,进而加速了罗马共和国的衰亡。     

荷兰取消飞行税

“荷兰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机场飞行税的取消将是对荷兰旅游业和航空业的有力支持。减税不仅降低了前往荷兰旅行的成本,实现了真正的让利于民,而且有利于在激烈地竞争中巩固史基浦机场欧洲第四大客运机场的地位。对于在阿姆斯特丹转机的旅客,在荷兰逗留几日也将更经济实惠。”     

试论载高乐主义与大国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建立了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但因在经济和安全上完全依赖美国,使得政治和外交也被迫与美国保持一致,逐步丧失了外交上的独立性。直至戴高乐上台后建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奉行戴高乐主义,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谋求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法国才又赢得了世界各国的尊重。本文拟从法国独立自主外交的逐步丧失和法国重拾外交独立两个方面来探讨独立外交对大国地位的重要性。     

罗马共和政治中的恩庇关系——西方学界两百年来的研究与争论

对罗马共和政治中恩庇关系地位的认识,是界定共和国政体和政治生活性质的一个重要方面。19世纪的蒙森和库朗热等人较为关注恩庇关系在王政和共和国初期的作用,认为随着平民贵族斗争的结束,恩庇关系不再重要。格尔策和塞姆及其追随者强调显贵阶层通过恩庇关系操控罗马政治,并从不同方面挖掘恩庇关系在罗马内外政策中的具体表现和作用。但过分注意显贵作用的结果,是精英阶级成为了罗马史的全部,进而引起了布隆特和米拉等人的挑战。他们重拾波利比乌斯的论述,试图重新强调民主因素在罗马共和政治中的作用,使相关研究转向更具体的制度和交流层面。虽然学界最近似乎不再特别关注恩庇关系,但罗马的制度安排、经济状况和社会结构,都给恩庇关系发挥作用留下了空间,它的作用仍然需要我们充分重视。     

试论14、15世纪佛罗伦萨的贵族政治

14、15世纪的佛罗伦萨城市共和国是当时欧洲世界的中心,与经济文化方面的活跃相比,共和国在政治上相对沉寂,显示出明显的贵族化集权趋向。但是在共和主义传统影响下,佛城集权政治保留了共和制形式,维持了个人与集体、共和与专制之间的平衡,保持了社会开放性、多元化的特征。对这一时期佛罗伦萨的贵族政治应当从两方面评价,一方面专权政治孕育的个人专制的萌芽,是佛罗伦萨16世纪以来共和主义危机、共和国覆亡的根源,另一方面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相对集中的政治对共和国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青海银行改革发展再创佳绩

青海银行2012年,青海银行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力精神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认真践行科学发展观,以加快战略转型为主线,努力推进特色化、差异化、精品化经营,呈现了业务持续攀升、经营效益再创新高的良好态势,全面完成了省国资委、行董事会下达的各项目标任务。     

武汉近代经济地位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探析

武汉作为开埠最早的内陆城市之一,从1889年张之洞督鄂开始至1937年抗战爆发时期,其在全国的经济地位,经历了早期仅次于上海到居各沿海城市之后位列第十的发展变化,本文在分析其经济发展的内部结构和外部影响的基础上,认为影响武汉经济地位显著变化的主要因素,是政府、政局和近代化进程中经济整合的结构调整。武汉经济地位的变化折射出半殖民地经济体系中内陆城市经济转型的普遍问题。     

“联治”思潮与军阀“联省自治”评析

本世纪廿年代初,中国历史上演出了一场军阀“联省自治”的闹剧。仅就“联治”思潮的产生和“联治”运动的出现,作一简略的考察和分析。一地方自治,是近代中国社会玫治生活中一个引人注目的论题。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地方自治思想,是作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要求实行民主政治的进步潮流出现的,辛亥革命后“联治”思潮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说,仍是这种民主进步潮流的延续。     

论转型期社会政治稳定的价值规定性

经济自由与政治秩序的整合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经由经济自由推动而产生的新的权利诉求,能够成为塑造新的政治系统与制度体系的价值基础;二是政治系统与制度体系能够包容和吸纳这些新的权利诉求,并能以持续更新的政治秩序为经济自由的生长和新权利诉求的产生提供条件。这种价值整合在政治操作层面的现实策略,就是要形成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良性互动的结构。     

论“吏民”即编户齐民——原“吏民”之三

从户籍制度而言,“吏民”是国家的编户齐民。通常所谓的“编户齐民”,其内涵实际上主要就是指“吏民”。作为国家编户齐民,在理论上其身份地位是平等的,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享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经济上均有“名田”的权利和从“本”去“末”的义务,均有承担或被减免赋税、徭役等义务和权利;政治上均有上书言事和被察举征辟等权利;文化上均有入学受教育等权利,这既是文化上的权利,也是政治上平等权利的一种体现。虽然“吏民”作为国家编户齐民在法理上其经济、政治、文化地位是平等的,但是实际上他们之间经济上的贫富悬殊、政治上的地位高低以及由此决定的文化上的差异都是普遍现象,编户齐民并非以贫富和阶级为区分的。     

波罗的海三国独立的历史原因

1991年12月21日,前苏联11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在哈萨克首都阿拉木图签署了《阿拉木图宣言》,宣告了持续近70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全面解体。从1988年波罗的海沿岸三国“要求更大的经济和政治自治”给联盟蒙上阴影开始,到1991年9月苏联正式承认     

广西大事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八）

1951年12月 1日 省首次民族工作干部会议在南宁召开。会议总结两年来的工作,确定1951年冬和1952年少数民族工作的总任务是发动少数民族群众,搞好民族区域自治或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开展生产运动,以提高少数民族政治、经济地位,加强民族团结。     

革命根据地发展时期银行事业概述

革命根据地银行,是在根据地有自己政权和自己经济的条件下产生的。没有根据地,没有自己的政权和自己的经济,便没有自己的银行。因此,根据地银行与根据地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斗争息息相关。笔者在《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4期发表的《我国革命根据地早期银行事业概述》一文,主要概述北伐战争和土地革     

创新体制机制促进文化产业发展

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要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中已经成为公认的“软实力”和“经济力”,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现有的文化体制已不能适应文化产业发展的需要,必须进行深层次的文化体制创新。     

抗战时期山西国统区的金融体系

抗战前,阎锡山在山西形成四银行号的金融体系,对山西的经济建设进行支持。1937年山西沦陷前夕,阎锡山将四银行号合并为二银行号,迁往晋南、西安。相持阶段到来后,为维持盘踞在晋西的庞大军政机构开支,阎锡山开办"华利号""裕中商行",与省银行一道构成了战时金融管理机构,通过发行"晋钞"纸币,从事商业投资等行为,维护其统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阎锡山将其他金融机构合并,重组省银行,成为战时统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

政权建设：具有抗日、民主选举、民主思想和作风三大特性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他在论述新民主主义政治时指出：“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和国,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     

正常还是失控：罗马共和国后期执政官选举暴力问题探析

政治暴力是罗马共和国后期政治生活中的常见现象,被认为泛滥于各个政治领域,严重破坏了各项政治制度的正常运作,使政治秩序陷入全面混乱,加速了共和国的衰亡。然而,对共和国后期执政官选举的深入考察显示,暴力发生频率实际并不高,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选举秩序也未全然失控。这一现象的出现源于政治斗争舞台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与分散了执政官选举领域的暴力冲突;执政官选举机构——百人团大会寡头色彩浓厚,军事性质突出,并在选举竞争中较少涉及施政纲领的争执,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暴力的发生。因此,尽管暴力现象常见于共和国后期政治生活之中,但是在具体领域呈现出的图景并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