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介绍

<正>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发动得还少吗?1951—1952年是"三反"、"五反",1957年是"反右",1959年是"反右倾",1963—1966年是"四清",1966—1976年是"文革",中间还有"镇反"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     

老楼见证的早期议会政治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路北的57号院,现在是新华通讯社总部机关办公地。晚清时期的资政院曾设在这里;民国时期,这里又成为国会的议场和办公地。至今,这座院内仍有五座国会办公楼完好保存。楼房外表看上去很普通。但它们见证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早期民主议会政治历经坎坷、风雨飘摇的苦涩历史进程。     

浅谈大学生思想教育中的“两课”教学

在当代社会,大学生作为我国新一代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不久的将来会成我的各项事业的栋梁。在政治素养的培养和教育过程中,我国一直重视大学生的思想教育。我国近些年来一直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即"两课",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精品课程,"两课"对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树立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对大学生的"两课"教学提出了新要求,赋予"两课"以新的教学内容和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纲领的历史发展

从改革开放之初提出"两个文明"建设,到十五大正式提出"经济、政治、文化纲领",再到十六届四中全会发展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四位一体,实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发展过程,是在这个总体布局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面临新任务、扮演新角色、承担新使命的过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纲领继往开来、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反映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和实践品质。     

疑尊、疑卣及“栗成左”戈铭文补释

疑尊、疑卣铭文开头人的名号应释为"中義子父",金文中偶尔有这种"伯"、"仲"、"叔"、"季"与"父"之间有二字的名号。疑尊器底铭文第一行"于"下的字应依李学勤先生释为"卜",其写法与甲骨文中部分"卜"字相同,这可能与器主是西周早期商遗民有关。"卜鄂侯于盩城",即通过占卜的方式让鄂侯到盩城建都。铭文第二行的■字,释读尚需进一步探讨。《记一件新见铭文铜戈》公布的齐国铜戈,铭文第一字当释为"栗"。"栗成"即"栗城",盖即秦汉时之栗;后世之"栗城",在今河南夏邑县。此地在前286年后数年间曾短暂属齐,此戈可能即此时齐国铸造。     

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理论课几种教学方法运用

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理论课"05方案"及其在高校教育教学实践中的逐步展开,不仅是顺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与时俱进的最新理论成果的发展需要,而且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教育教学规律的深入发展。贯彻落实好"05方案",应总结以往"两课"教育教学经验基础,深入探索新课程的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多媒体教学法、启发式教学法、社会实践教学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能够实现教育目标、达到教学目的的好方法。     

赵宋当朝盛世说之造就及其影响——宋朝“祖宗家法”与“嘉之治”新论

北宋中期,当其"祖宗家法"愈加显露弊端之时,以范仲淹、欧阳修、石介、李觏等人为代表的士大夫,把回向"三代"作为理想的政治目标,掀起了革新运动。其精神被王安石所继承。但是随着熙丰变法的失败,"祖宗家法"却更受推崇,并由此制造出堪与"三代"、贞观相媲美的当朝盛世说——"嘉之治",从而使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目标由推尊"三代"转向效法当朝。赵宋当朝盛世说由"祖宗家法"和"嘉之治"有机结合而成,并以"祖宗家法"为核心。此说被南宋所接受,束缚着南宋人的思想和行动,最终使南宋对盛世之追慕成为泡影。另外,赵宋当朝盛世说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后世对宋代之评价。     

彭思永權御史中丞事

正《宋史》卷三二〇《彭思永傳》記載其"治平中,召爲御史中丞"。此處所言實誤。按:程顥在《彭公行狀》中稱:"留金陵歲餘,復召權御史中丞……今天子踐祚,正拜御史中丞。"(《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四)"今天子"指神宗,故彭思永在英宗治平年間爲"權御史中丞"。《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〇六治平二年(1065)冬十月甲寅條,對彭思永任命的原因有較爲詳細的記載:"翰林學     

高墙内的“派系”轮替:国民党感化政策在江西的推行(1930-1935)

1932年3月,国民政府开始推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这一"剿共"政治即包含了如何处置投诚俘虏的重要问题,为此,蒋筹划在江西反省院的基础上建立一所覆盖湘鄂闽赣等22省的大型感化院。高墙之内,暗藏汹涌,感化院内先后上演"CC系"、"黄埔系"和"政学系"分别所代表的党、军、政三方围绕主办权的权力竞夺。透过高墙内权力竞夺的背后,我们不仅看到蒋介石在用人政治中凸现出来的重军轻党的浓重痕迹,也看到了蒋的这一策略中隐含的"政以军兴,政亦以军废"的重要特征。缕析感化政策在江西推行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蒋在某一政策的兴废过程中,往往以"派系"轮替的用人策略执行其"剿共"政治,这与我们以往认识的"多元竞轨"的制衡策略又有所不同,或许这是历史复杂性的另一面相所在。     

再论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为何失败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时,改变了以往的战略与战术,用政治与军事两手展开"围剿",鼓吹"攘外必先安内"之理论鼓舞士气,吸取以往教训采取步步为营之策。中共临时中央却在军事战略与战术上出现严重错误,"两个拳头打人"、以堡垒对堡垒的"短促突击"未能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命令主义使前线指挥员不能临机决断;对福建事变处理失当,致丧失了反"围剿"的有利时机;肃反扩大化和查田运动中的"左"倾政策,不顾实际的"扩红",严重影响红军战斗力;过早成立中央政府也成为反"围剿"的沉重包袱。     

卢杞:让名将郭子仪畏惧的唐代奸相

正唐代选官非常讲究"身、言、书、判"四项基本原则,尤其是"身",即要求为官者仪表堂堂。然而,凡事总有例外:唐德宗时的宰相卢杞就完全不符合此项要求。他"体陋甚,鬼貌蓝色"(《新唐书·卢杞传》),何以脱颖而出?卢杞是故相卢怀慎的孙子,其父卢奕死于"安史之乱",生前是东台御史中丞,因而得以入仕。可不知道为什么,卢怀慎和     

抗战中后期日本的“重庆工作”述论（1941——1945）

1940年1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的《中国事变处理纲要》,提出了"重庆工作"的计划和条件。这一目的虽然没有促进"钱永铭工作",但随着11月30日承认汪伪政府而实现,并奠定了此后"和平工作"基础。1941年,日本加紧发动太平洋战争,"中国事变"转向持久战略而无暇顾及"和平工作"。1942年,日本以设置对重庆的谍报路线为主,开展"重庆工作";并以阎锡山为对象开展"对伯工作",来分化国民政府。1943年,日本实施"对华新政策",并在日本领导下、由汪伪政府进行"对重庆政治工作",但到年底,"开罗宣言"的发表宣告了"对华新政策"的破产;随后开始的"一号作战"又使得"重庆工作"无果而终。1944年7月小矶内阁上台后,再次转向通过汪伪政府的对重庆政治工作。但由于汪精卫病死,该工作愈加悲观,只好转由中国派遣军主持。小矶首相还企图主持"缪斌工作",由于受到内部的强烈反对而夭折。1945年4月以后的铃木内阁,为了本土决战,仍企图进行对重庆的"和平工作",但中国派遣军的谈判并未取得结果。抗战中后期日本的"重庆工作"均以失败告终;伪满洲国与日本驻军问题,成为检验其是否有和平真意或和平是否会实现的关键条件。日本在承认汪伪政府的前提下、并主要通过该伪政府进行的"重庆工作",其实质就是要使重庆国民政府沦为南京伪政权,以达到其不战而降的目的,其失败的命运亦是历史的时势之使然。一系列"重庆工作"失败的记录,证明抗战中后期日本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仍然主要实施战略进攻;它也从反面佐证了中国政府坚持抗战的伟大意义。     

“山文化”与“黔灵山朝圣”

<正>世间文化,叙"天"、"地"、"人"耳。古今故事,说"天"、"地"、"人"之相互演绎。谈"地",当离不开山与水。而"山为地之胜",是故,"山文化"贯穿人类始终,源远流长。古今多少事,都在"谈山"中。斗转星移,乾坤互换,沧海桑田,世事变化。前人平川建都,今世无山不城。前人曰:"山高路远,山穷人贫";而今说"山青水     

当代“和合”精神人格应规避“机械趋同”

现代化过程中,中国人格发展也遇到西方人格发展中出现的"机械趋同"问题。这启示我们中国传统"和合"精神人格也需随着时代发展不断进步,发扬其"和而不同"的一面。当代"和合"精神人格要规避"机械趋同",就必须实现"他律型"到"自律型"人格的转换,同时克服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     

说说“五七干校”

<正>1966年5月7日,正值"文革"前夜,毛泽东看了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在这封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的信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     

从儒家文化中“仁”的思想视角看中国体育的“海外兵团”

从儒家文化中"仁"的思想视角探讨中国竞技体育的"海外兵团",认为"海外兵团"这一现象从客观上体现了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与进步;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各国的文化交流,推动了一些体育项目在世界其他国家的普及和发展;也有利于中国体育事业的和谐发展。     

浅论孔子之“仁”

孔子的"仁学"诞生在"礼崩乐坏"的先秦时代。是时,各个军事集团相互征伐,先贤所作之"礼"彻底崩毁。在这种情况下,孔子站在维护本集团利益的角度提出了一整套关于"仁"的伦理规范,这套规范以"爱人"为核心,包含了忠、孝、节、义、恭、宽、信、敏、惠等诸多方面。孔子"仁学"的提出是与维护"礼"分不开的,在探索"仁"与"礼"的结合点这个过程中,孔子以"仁"释"礼",将外在的"礼"内化为世人内心的规范——"仁",这在是先秦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创造,对当时乃至今天仍有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楊繪權御史中丞事

正《宋史》卷三二二《楊繪傳》載:"未閲月,復知諫院,擢翰林學士,爲御史中丞。"此處以楊繪爲御史中丞誤。按:范祖禹在楊繪墓誌中云:"丁内艱,服除入對,面受翰林學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太史范公文集》卷三九)對於此次任命,《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二二熙寧四年(1071)四月癸酉條記載云:"翰林學士、勾當三班院楊繪權御史中丞。"而熙寧四年七月十四日,楊繪因論役法不當改官時,《宋會要     

说“制诏御史”

"制诏御史"是西汉重要制书的常见起首语,引领着立法、布政和封授高官贵爵之诏。学界以往从御史大夫负责颁下诏令的角度解释"制诏御史",认为其"御史"二字是"御史大夫"的省文。综括传世文献和悬泉汉简来看,这种看法并不准确。"制诏御史"之"御史",实际上是指"侍御史"。而"制诏御史"意指皇帝命令侍御史书记或抄录王言,并将其制成规范文书,反映的是诏令由皇帝自作,人臣负责"记王言"的制度。从性质上讲,"制诏御史"只是起到引领诏令的作用,其所以标明"御史",应该是要凸显侍御史在制书拟制过程中的作用。西汉时期,侍御史作为皇帝的近侍秘书,不仅负责拟制和玺封制书,而且拥有审核公卿奏疏之权,其权力和位望始终居于负责文书收发、传送的尚书之上。     

大夫与铃医

正"大夫",是北方人对医生的尊称。何以称医生为"大夫"?溯其源,大夫本是官名。周代时,天子及诸侯皆设之。分为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三级。秦汉以来,有御史大夫、谏议大夫、太中大夫、光禄大夫等。清代文官阶自正一品至五品,亦称大夫。旧时,太医院专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