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为表明南诏不得已叛唐而立的<南诏德化碑>基本反映了南诏王阁罗凤对南诏与唐朝及吐蕃关系的认识,碑文是阁罗凤和郑回的内心独白,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心路历程.南诏异牟寻的"四忍"与"四难忍",体现了他对南诏与吐蕃、唐朝关系的认识,表达了南诏"弃蕃归唐"的基本思路.异牟寻"永为唐臣"思想观点的产生,除了深受吐蕃的欺压之外,还有如下因素:一是南诏与中原王朝有着比较密切的渊源关系;二是唐朝因势利导,积极争取;三是深受郑回的影响.异牟寻和韦皋共同创作的<南诏奉圣乐>突出"西南向化"的主题,既反映了南诏脱离吐蕃归附唐朝的现实,又体现了唐朝统治者希望天下一统的理想追求.     

浅谈唐与南诏的和战关系

唐和南诏存在的时间基本相随,南诏的兴亡和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总体上看,唐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在唐与吐蕃的纷繁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南诏持观望态度,时而臣服于唐,时而叛唐归附吐蕃。南诏利用唐王朝和吐蕃之间的斗争实现了在夹缝中割据,绵延二百余年。     

韦皋与韦南康纪功碑

简阳市简城镇北门桥北有一座碑亭.经考证,确认为唐代德宗皇帝为褒奖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服南诏,摧吐蕃”之功而赐予之碑,即韦南康纪功碑.此碑亭为罕见的融唐、清两代历史、书法、镌刻及建筑艺术于一体的珍贵文物.     

唐《盖巨源墓志铭》再考——以唐与南诏关系为重点

唐《盖巨源墓志铭》不仅记载了盖氏的来源、盖氏家族人物的宦历及生平,还反映了中晚唐时期朝廷为抵御南诏入侵,不断加强剑南西川军事力量的史事。盖巨源曾多次参加唐与吐蕃、南诏的战争,特别是志文中提到的几场中晚唐时期唐与南诏的战事,未见于传世史料。通过对盖巨源墓志的深入解读,加深了我们对唐代中晚期剑南西川军事形势的了解,同时也可了知中晚唐时期的部分地方将领倡导军事与文化修养并重的观念。     

天宝战争后南诏的扩张及影响(公元754年—779年)

天宝战争之后,南诏借着吐蕃的威势,北取嶲州,西收寻传、裸形诸蛮,并降骠国,东置拓东城,占据步头,实力得到进一步扩张,大有与吐蕃、唐朝鼎足而立之势。南诏的扩张也给唐朝带了巨大影响:一方面,吐蕃与南诏形成合势,剑南西川地区的军事压力骤增;另一方面,吐蕃利用南诏牵制唐朝剑南地区的兵力,更专注于唐朝西北地区的扩张。     

论唐蕃长庆会盟后吐蕃与回鹘、南诏的关系

唐蕃长庆会盟后,吐蕃与唐朝和解,回鹘与南诏政权随之也与吐蕃会盟和好,通使往来。唐朝联合回鹘、南诏共同对抗吐蕃的战略格局也随之瓦解。敦煌汉藏文书和传世汉藏史籍对这一史实都有相应记载,可以相互印证,只是有的藏文史籍记载这一史实发生的具体时间有误,将其与其他历史事件混淆。吐蕃同回鹘、南诏的和解对吐蕃大力崇佛及唐蕃维州事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晚唐(公元861—907年)凉州相关问题考察——以凉州控制权的转移为中心

唐咸通二年(公元861年),归义军从吐蕃手中收复凉州。为了使中央实际控制区西扩,唐政府于咸通三年(公元862年)至四年(公元863年)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控制凉州。但作为河西主要收复者的归义军并不甘心放弃凉州,而活动在河西地区的末人也很快加入到凉州的争夺战中。自咸通二年至唐亡,凉州在唐政府、归义军、末三种势力之间,存在几次控制权的转换。     

吐蕃统治下的敦煌社会及其与唐朝中央政权关系管窥

吐蕃占领教煌时期,汉地佛教通过敦煌等地向吐蕃本部传播,对吐蕃佛教产生重要影响.吐蕃曾在敦煌等地举行释放唐朝战俘、两国通好、礼佛祈愿等活动;敦煌蕃汉官员与唐朝中央政权也曾发生过一些联系与接触;吐蕃在河陇推行的各项制度大量模仿唐制,唐朝文化礼俗在敦煌地区仍然被官方和民间一定程度上加以保留和吸收;落蕃唐人及其后裔仍然保持着很强的对唐朝中央政权的向心力.正因为这样,所以才有了公元848年敦煌世族张议潮率众起义,驱逐吐蕃,建立归义军政权,遣使归唐的壮举.     

唐蕃青海之战与陇右军事力量的初创

唐初,吐蕃崛起,至高宗时期占领吐谷浑、击败前来讨伐的唐将薛仁贵,对唐的威胁日益严重。失去了吐谷浑这一屏障,唐政府不得不在防御真空的陇右地区布置新军,仪凤二年置河源、积石和莫门三军,次年就对吐蕃发起大战,史称"青海之战"。本文考证了青海之战的时间和战役细节,并分析了唐政府新置的三军。虽然此役以唐军的失败告终,但战前所置三军为唐守住了西北防线,为陇右节度的设立奠定了基础,使唐与吐蕃在陇右地区达到一种军事上的动态平衡。     

京兆韦氏从将帅到骚客的转身

京兆韦氏家族开基于西汉中叶,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质变为具有全国影响的士族。隋唐时,家族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时称“去天尺五”．形容韦氏所拥权势直逼霄汉。韦氏一族在隋唐的显赫地位由军功奠定。族中韦孝宽、韦衮、韦桃符等,皆为周、隋大将。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位,要属南康郡王韦皋。他曾大破吐蕃军队48万,取铁桥16城,俘其五王,使南诏俯献图求降。后又治理蜀地二十余年,通过发展交通、巩固经济等措施,解除边患,稳定了唐室在蜀川的统治。     

唐蕃和亲、战争与会盟——以“唐代涉蕃诗”为中心

唐王朝与吐蕃交往的二百余年间,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唐蕃交往过程中,有摩擦,有战争,面对不断地战争,双方亦采取会盟的方式争以取暂时的和平,而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入藏,与吐蕃赞普之间和亲,为双方带去了和平与安宁。唐代"涉蕃诗"作为唐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唐王朝与吐蕃交往过程中的战争、会盟、和亲等都有所描述,成为历史书写中的一种特殊的记载方式。     

80年代剑桥版《南诏国与唐代中国的西南边疆》一书汉译本问世

1981年,剑桥大学出版了美国青年汉学家查尔斯·巴克斯的博士论文:《南诏国与唐代中国的西南边疆》,这是西方研究中国西南边疆的最新成果,为国内外学者所重视。巴克斯的这部著作系统地论述了唐朝与南诏、吐蕃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论证了唐经营西南边疆政策的得失与影响,详细论述了南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民族情况。作者批判了中国封建史家的陈腐观点和西方史学家的主观谬论,并提出了新的见解。代表了80年代西方研究南诏史的最高水平。1983年,韦克斯勒在《亚洲研究》杂志第一期上发表的书     

唐代西南地区地方长吏对少数民族的安抚

西南地区山川险峻,物产丰饶,经济、政治、军事战略地位重要,有唐一代,西南地区所面临的形势是较严峻的,外有强邻吐蕃南诏,内部民族种族众多,但整个唐代,西南地区社会基本和平稳定,经济一直向前发展,尤其是巴蜀地区,被称为唐之"外府"。其中原因之一,缘是西南地区地方长吏贯彻执行了中央的民族政策,成功地安抚少数民族,营造了安定的社会局面和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氛围。     

唐五代归义军政权述评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盛转衰,吐蕃乘隙而入,用武力占领了西北诸州。唐宣宗大中二年(公元848年),沙州人张议潮利用吐蕃内部矛盾,率众起义,赶走吐蕃人,收复伊、西、瓜、肃、岷、兰等十一州,同时献表唐朝廷,表示归顺。唐朝乃于沙州建归义军,以张议潮为归义军节     

唐朝云南政治地理变迁研究——以唐对云南的经略为中心

自隋起,中原王朝试图重塑云南政治地理的空间秩序。随着石门关道的开辟,唐初逐步建立起以核心坝区为支点,联结山区与支线坝区的政治地理格局。但受云南社会生态的影响,唐“华夏网络”的铺设始终处于草创阶段。为更好经略云南,唐开始扶持发轫于部落政体的南诏。在唐的帮助下南诏统一六诏,并完成对苍洱地区的政治整合。此后,南诏在与唐的政治互动中,南诏的拓疆日益威胁到唐廷原有的统治,双方矛盾日益凸显,在政治地理表现上为南诏东拓与唐西进的冲突。在唐与南诏的政治互动中,南诏的拓疆日益威胁到唐廷的统治,步头路事件时双方关系恶化。     

“西南王”韦皋的蜕变之路

<正>引子:两位权臣,一场勾兑唐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唐顺宗即位不久,掌控大唐西南半壁江山长达二十一年的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派遣支度副使刘辟来到长安,向新君朝贺。此后,他还拜见了新皇任命为起居舍人、翰林学士的王叔文,将上司韦皋的隐秘诉求向他和盘托出。     

试论南诏东进安南与岭南道的应对

唐前期所形成的"岭南五府"格局,在军事上呈现明显的以一府统四府的格局,其中安南本是防卫南诏的重要屏障。但随着大中、咸通之际南诏势力东进,交趾两次陷落,唐南疆防御体系受到重大冲击。然安南并未因此成为弃地,相反唐廷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从而引起岭南其他四府地位的变化。以岭南西道节度使的设立为标志,邕州战略地位凸显,成为唐代南疆边防体系的核心,容、广、桂则成为屯兵聚粮的后勤保障基地。这种以邕管为核心的岭南道防御体系一直持续到唐朝灭亡。     

唐代灵州兵事初探（下）

反击吐蕃和平息仆固怀恩反叛吐蕃为公元7至9世纪在青藏高原建立的军事奴隶制政权。隋唐时期,吐蕃日渐强盛,拥兵数十万之多。贞观年间,唐与吐蕃关系十分融洽。唐高宗至睿宗时期,唐与吐蕃交战互有胜负。     

唐与吐蕃大非川之役杂考

从公元7世纪起,亚洲大陆的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唐帝国进入西域起,吐蕃于638年入寇松洲开始扩张,唐与吐蕃双方或战或和,唐与吐蕃对峙的战线从葱岭一带沿青藏高原的外沿一直延伸到川西高原横断山脉一线,最终决定唐与吐蕃两方对峙格局的则是两场决定性的战役---大非川之役与青海之役。因而对大非川之役的研究对于唐与吐蕃关系研究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略论唐代盐州城的修筑

安史之乱以后,吐蕃乘势东进,不断攻占唐的大片领土,迫使唐廷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抵抗吐蕃的东扩,盐州城的修筑正是这一时代背景下的必然产物。本文依据有关材料分析了盐州城修筑的缘由、过程以及意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