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辽东地方官优礼朝鲜使臣研究

明代辽东为朝鲜使臣陆路入贡明朝的必经之地。朝鲜使臣行经辽东时,不时地受到辽东地方官的优礼。辽东地方官对朝鲜使臣的优礼是明鲜宗藩关系的内在要求。明朝优礼朝鲜使臣的主要动机是密切中朝关系,巩固以明朝为中心的藩贡体系。事实证明,朝鲜使臣受到辽东地方官的优礼后,更多感恩于朝廷。这无疑有助于中朝关系的发展。试梳理辽东地方官对朝鲜使臣的优礼,并对辽东地方官优礼朝鲜使臣的原因、效果加以阐述,以期有助于中朝关系史的研究。     

16世纪朝鲜对明朝情报的搜集与应对

朝报的传播功能构成一个"虚拟舞台",这个"舞台"还可以经由封贡关系扩展到包括朝鲜在内的东亚世界。明朝朝报、题本等文书作为有效的信息传递媒介,在两国间构筑出一个"共享"的信息世界。明朝自身的信息生产、传播能力和方式,是这个机制的物质基础。朝鲜君臣通过阅读这些文书,得以近距离地观察明朝政治动向,并通过事大礼仪介入明廷的政治博弈,强化本国在明朝中心的东亚秩序中的地位。此外,朝鲜使臣还能主动利用这些文书来影响本国政治,表达政治理想。     

毛文龙与《輶轩纪事》

随着后金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崛起,处于明朝、后金及朝鲜之间的明朝边将毛文龙的作用变得尤为重要,作为牵制后金的重要军事力量,毛文龙与明朝和朝鲜之间的关系不仅直接影响着其实际作用的发挥,而且影响到明朝、朝鲜及后金之间的关系。但此时毛文龙与明朝及朝鲜的关系却并非十分融洽,本文主要以明朝使臣姜曰广所著的《輶轩纪事》为史料依据,试析毛文龙与明朝和朝鲜之间的矛盾所在及产生这些矛盾的原因。     

毛文龙与《轩纪事》

随着后金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崛起，处于明朝、后金及朝鲜之间的明朝边将毛文龙的作用变得尤为重要，作为牵制后金的重要军事力量，毛文龙与明朝和朝鲜之间的关系不仅直接影响着其实际作用的发挥，而且影响到明朝、朝鲜及后金之间的关系。但此时毛文龙与明朝及朝鲜的关系却并非十分融洽，本文主要以明朝使臣姜曰广所著的《輶轩纪事》为史料依据，试析毛文龙与明朝和朝鲜之间的矛盾所在及产生这些矛盾的原因。     

“盛极又衰”的圆明园——以朝鲜使臣的圆明园经验为中心

本文以朝鲜使臣的圆明园经验为主,探讨朝鲜士人圆明园印象的演变,同时分析圆明园由盛至衰的过程对朝鲜的影响。乾隆四十七年之前,朝鲜使臣未能亲眼目睹圆明园辉煌的一面,仅凭自己所持有的"小中华"意识以及儒家的观念,将圆明园视为"阿房"一样的皇帝娱游之地。而从乾隆四十七年开始,他们参加圆明园的礼仪活动,亲眼目睹圆明园宴会的辉煌,感受到了当时的乾隆盛世,此前"游戏之所"的印象被打破,并从圆明园中看到了"太平文物之盛"。但到了咸丰十年,圆明园遭到英法联军毁坏,昔日朝鲜使臣眼中盛世象征的圆明园已呈现出衰象。     

朝鲜王朝的"太平馆"

朝鲜王朝的太平馆是专门接待明朝使臣的馆舍.围绕太平馆的接待职事,朝鲜设置迎接都监都厅,下设"六色"及各司负责使臣的生活起居,户曹、兵曹、工曹等衙门分别配合,负责财务、保卫、修缮、供给等项事务.太平馆内主要举办接待明朝使臣的各种宴会并进行贸易洽谈,是朝鲜王朝与明朝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机构,具有"崇华事大"的象征意义,对维护和发展明朝与朝鲜的封贡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朝鲜燕行使臣与西方传教士交往考述

自17世纪初开始,部分朝鲜入华朝贡使臣——燕行使臣在出使中国的过程中接触到西方文化。出于对异质文化的好奇和探求,他们在求购汉译西学书的同时,还访问北京天主堂,并积极主动地寻求与在华西方传教士进行直接对话。在西方传教士还未涉足“隐士之国”朝鲜之时,是燕行使臣的这些活动使西学从中国进一步东传朝鲜。西学初传朝鲜的主要推动者不是耶稣会士,而是朝鲜的燕行使臣,这与大航海时代以来西学初传中国和日本的途径是迥然不同的。     

浪孛儿罕事件与女真族民族精神的觉醒

明英宗天顺三年（1459年）女真毛怜卫都督佥事浪孛儿罕被朝鲜世祖诱杀,此事件发生之后,女真人开始了针对朝鲜的斗争。一方面们向明朝廷报告了这一事件,另一方面面对朝鲜世祖对女真的侵扰,逐渐形成联合抵抗朝鲜的局面。与此同时,女真人也出现了向建州、海西迁徙靠扰的趋势。这一事件的发生,增强了女真人对国家和民族归属的认识,也增强了他们自信自强精神的升华,从后来满洲族对朝鲜关系的处理原则看,浪氏事件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燕行录》咏北京东岳庙诗抄

北京著名的道教圣地东岳庙主祀东岳大帝,始建于元代,历朝多有修葺。明清两朝,东岳庙乃朝鲜来华使臣更衣处也。朝鲜使臣通常先在此小憩,再入朝阳门至下榻地玉河馆。在来华笔记中,朝鲜使臣不仅详细地记录了东岳庙的建筑布局及祀神情况,而且热忱地写下了咏唱东岳庙的诗篇。这些诗篇既是研究北京东岳庙文化的珍贵史料,更是中朝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在朝鲜使臣看来,彼国“于前明实有再造直恩”,“圣祖驱胡羯,神功永配天”。但“夷虏”或“胡皇”入关,汉人改易服色,中华古制日远而日亡,将不得复见,是所谓“三百洪基一梦疑,大明天下竞归谁。人民城郭犹前日,文物衣冠异昔时。白雪楼空云漠漠,黄金台罢草离离。东风吹送烟尘暗,似慰山河举目悲。”(《看羊录》,姜鋧,1645—?)“民风嗟易变,燕土化龙沙。冒说满洲族,浑忘汉世家。华音胡语杂,关月箔中斜。此事大应悔,骄横且莫夸。”(《燕行诗》,李颐命,1658—1722)故其来华已非“朝天”,而是“燕行”。朝鲜使臣这种微妙的心态,亦略见于在咏东岳庙诗中。     

“大行”消息到朝鲜--《世宗大王实录》关于永乐帝宾天的记载

永乐皇帝龙驭上宾消息传到朝鲜,引发一系列政治礼仪举措,从中可以生动展见明朝与朝鲜宗藩关系运行的方式尺度。朝鲜君臣谨慎依照中原礼仪为永乐皇帝举行丧礼,体现高度中华礼仪文化自觉,同时浸透谨慎事大的政治考量。永乐皇帝宾天消息从官方渠道达于朝鲜与朝鲜从民间获取该消息的时间差,表明朝鲜与明朝政府间信息往来并非迅捷有效。《朝鲜王朝实录》关于永乐皇帝之死及诸多关涉明朝宫廷内重大事件的记载皆含朦胧不清处,提示使用域外资料仍需如使用域内资料一样谨慎进行可靠性推究。明前期皇帝向朝鲜索要处女及以嫔妃、宫女殉葬事,体现帝制时代仍然存在龟缩到权贵高层角落的奴隶制社会关系残余,朝鲜一方面为之尽力周旋,同时也对之表露鄙薄怨恨之意,属明朝皇室咎由自取。     

晚清朝鲜进京使臣的摄影体验与朝鲜影像

在朝贡体制下,朝鲜与清朝的交流与交涉主要通过朝鲜赴京使臣来实现。朝鲜使臣在北京接触到一些西方技术与思想,摄影技术就是其中一项。这与他们以往在华的文化经验极为不同,令他们新奇。而到19世纪70年代,随着欧风西雨对朝鲜半岛的侵袭,那些摄影影像也见证了朝鲜闭关与开放的历史进程。     

朝鲜使臣所见的建州社会——兼论后金建国前与朝鲜的关系

建州女真与朝鲜毗邻．所以当努尔哈赤起兵后势力不断强大,便引起了朝鲜方面的严密注视。并通过各种渠道与手段观察努尔哈赤为首的建州女真。本详细陈列了朝鲜使臣出使建州后的观感记述,反映了当时朝鲜与努尔哈赤为首的建州女真关系。     

16、17世纪之际东亚全辽地区的满蒙关系——以努尔哈赤对东部蒙古的策略为中心北大核心CSSCI

16、17世纪之际,东亚地区的历史环境给满洲的崛起提供了机遇。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满洲统治集团成功地把握了这次机遇,并依据时局的变化,不断调整与明朝、蒙古、朝鲜的关系。上述诸关系中,满蒙关系,尤其是入关前满蒙关系至关重要。努尔哈赤因势利导地对蒙古各部采取联姻科尔沁,争取、招抚喀尔喀,孤立、打击察哈尔的策略,最终使满洲成功崛起。     

清代朝鲜使臣与圆明园

从清雍正(1723-1735)朝起,历乾隆、嘉庆、道光,至咸丰十年(1860),圆明园一直是清帝在京城的行宫,也曾是大清帝国的政治中心。朝鲜是与清朝保持最亲密关系的国家,因而圆明园自然成为两国进行外交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乾隆时期,每年正月上元节(元宵节)朝鲜使臣进入圆明园参加节庆活动,已形成一种定例。遇有特殊的庆典,在圆明园举办的重大活动也少不了朝鲜使者。在1860年10月圆明园惨遭西方列强洗劫焚毁前,进入圆明园人数和次数最多的外国人就是朝鲜使臣。他们不仅为维护朝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同时,留下了大量翔实生动的文字记载,是不可多得的…     

治边之才戴耀

明万历年间,日本大肆入侵朝鲜。朝鲜在万历二十年（1592年）夏五月,倭寇首领丰臣秀吉率舟师逼釜山镇,潜渡临津。国王李盼沉缅于酒色中,军备松弛,敌军逼近,望风皆溃,他令次子李珲摄国事,自己则弃城逃到平壤。七月,朝鲜兵部令本国官兵驻扎险要之地,等待朝廷派兵,还号召全国勤王,以图恢复。倭寇占领了京城,劫走王子、陪臣,剽掠府库,八道几乎都被吞没,并且大有渡鸭绿江之势,朝鲜向大明请援的使臣络绎于道。明王朝认为朝鲜为“国之藩篱,在所必争”。万历二十年底,明朝以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率南兵大举援朝。万历二十一年,光复平壤、开城,收复汉江以南千里之地。丰臣秀吉假意与明朝讲和,诱明撤兵。万历二十五年二月,明朝和丰臣秀吉议和失败,日本又大举入侵朝鲜,明朝再次发兵援助朝鲜。     

朝鲜王朝对中国书籍的购求及其对儒家文化的吸收

朝鲜王朝从中国获取书籍的数量、种类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其从明朝获取书籍的途径一是由明廷赐给,二是由使臣在市场购买。与此同时,朝鲜王朝也重视对引进书籍的印制和传播,努力吸取书籍中蕴寓的思想理念、行为规范,从而使儒学在朝鲜半岛得到前所未有的传播。     

试论朝鲜王朝尊明贬清的理论基础

明清时期的中朝关系一般被视为典型的朝贡关系,但在文化心态上,朝鲜一直采取尊明贬清的态度。朝鲜把明朝看成中华的化身,把满洲看成夷狄,明朝灭亡以后,朝鲜以“小中华”自居,因现实政治的需要,朝鲜大肆宣扬明朝的正统,贬斥清朝的正统。朝鲜以宋时烈为代表的性理学家,以朱熹的思想为基准,形成了以尊华攘夷为中心的华夷观作为他们处理与清朝外交关系的准则。他们对于正统论的论述,依从朱熹的思想,且只关心中国历史上王朝的正统性,而不关心其本国历史上王朝的正统性。这是朝鲜后期儒家性理学思想的一大特色,也是其尊明贬清的理论基础。     

从赵太妃之薨论清政府对朝鲜的名分控制

1890年6月4日,朝鲜赵太妃薨逝。按照成例,朝鲜必须向礼部派遣告讣使,清朝派遣敕使,赐奠弔丧,但因朝鲜屡思自主,企图改变事大礼仪,遂引发"郊迎礼"的礼仪之争。从中朝两国处理赵太妃丧礼的案例,可见朝鲜国王追求自主的企图,欲改动事大礼仪,模糊化宗藩体制的等差位阶,因而请求敕使队伍改由马山浦上岸,并免除向皇帝诏书三跪九叩的"郊迎礼",保护朝鲜的体面。但清政府却欲藉"郊迎礼"的举行,向各国驻朝公使彰明中朝两国的君臣名分,所以坚持按成例处理,稳固清政府的宗主权。中朝两国礼仪之争的结果,最后还是清政府略胜一筹,成功让各国驻朝公使了解"名分"控制朝鲜君臣的有效性,却让朝鲜君臣更加强了反华意识,埋下日后中朝宗藩关系破裂的导火线。     

朝鲜前期赴京朝天使臣违禁贸易之再认识

朝鲜王朝前期,与明朝间贸易形态多样化,双方在使臣往来过程中,有政府主导和认可的朝贡贸易及使臣贸易,也有被政府禁止的各种贸易方式,一般被称为"违禁"贸易。其中被禁止的贸易物品主要包括明朝政府禁止的军需用品和朝鲜国内稀缺的珍奇土物山货,违禁贸易不仅交易品数量巨大、参与者身份复杂,而且朝鲜王朝政府也是外紧内松给予很多支持。     

咸丰辛酉朝鲜赴京城三使臣手迹

董文涣(1833—1877),字尧章,号研樵、研秋,岘嶕山房、藐姑射山房为其室名,山西洪洞杜戍永乐堡(今东堡)人。咸丰六年 (1856)进士,历官翰林院庶吉士、翰林检讨,文宗显皇帝实录馆协修、总纂,巩秦阶兵备道等职,是晚清书法家、诗人和外交活动家。 董文涣在咸丰、同治年间,居北京菜市口米市胡同兵马司后街16号(现为后兵马司街31号大杂院,旧宅遗迹尚存),曾与朝鲜赴北京使臣交往甚密,仅他所著《岘嶕山房日记》与《岘嶕山房诗集》中出现的朝鲜人名即达93人,并保存了朝鲜使臣诗144首,与朝鲜使臣交往史料12万字,其所存著作,从史料、民俗、外交、医药、古文字诸方面来分析皆有极其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