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浙东学派经史兼重观念的形成、内涵及其影响

浙东学派是宋代与洛学、湖湘学、闽学、心学等并驾齐驱的重要学派。浙东学派虽然开始于北宋时期,但真正发展是在南宋时期。浙东学派在学术思想上虽然强调经制事功、经世致用,但也对当时的性命道德之学给予高度关注。浙东诸儒重视历史,希望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治国安邦的理念和方法,所以他们在经学解释中注重"以史证经""经史互证"之法,以佐证所提出的治国之道。为此,浙东诸儒甚至提出了"六经皆史"的命题。浙东诸儒对史学的重视实际上是对二程"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他们"道器合一"理论的外在展现,其经史互证、经史兼重的观念更是其经世致用学术旨趣的自然反映。     

也论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明清贾儒关系问题研究之反思

学术界对徽商"贾而好儒"特色的争论,缘于没有明确区分"好儒"与"崇儒"、群体特征与个体特征。"崇儒"是对"儒"的尊重、推崇,是明清各个社会群体的共同特征,既非徽商特色,也非其他地域商人群体特色;"好儒"是发自内心对"儒"的喜爱。将"好儒"视为徽商为经商做出的功利性选择,无法解释缘何其他商帮无"贾而好儒"特色。徽商"贾而好儒"是唐宋以来徽州兴起的好儒之风与明清时期重商之风结合的产物。在讨论明清时期贾儒关系问题时,必须明确界定和区分"好儒""崇儒"等概念;应跳出纯粹的商人视角或功利性视角,关注到地域商人群体的文化背景和个人行为动机的复杂性;既要注意历史必然性,也应重视历史偶然性。     

梁武帝与僧团素食改革——解读《断酒肉文》

本文以解读梁武帝的《断酒肉文》为中心,从儒、释两面考察梁初僧团素食改革运动的思想史背景。《断酒肉文》的写作时间在天监十七年（518）,所依据的佛教经典主要是《楞伽经》和《大般涅盘经》等大乘经典。素食运动的展开,是大乘佛教兴起和本土素食传统的合力所致。为了调和部派戒律与大乘经典的不同说法,南朝的义学僧人发展出“渐进制戒”的解释方式。与此相应,南朝的士大夫也用类似的方法对礼制作出新解释,用以调和儒释。这种解释在南朝後期逐渐被新的学术形态取代,随着伪经《梵网经》的流行,大乘戒法以条文化的形式被确定下来。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简论

清代中期 ,汉学发展如日中天 ,江藩是乾嘉时期著名汉学家。他编纂《国朝汉学师承记》 ,叙述了清代汉学的承继渊源。本文拟对《国朝汉学师承记》的撰述动机、体例特点及学术价值进行梳理 ,进而客观地评价其人其书。     

宫廷史研究初探

一 宫廷史,旧称宫史。早在明朝末年,吕毖就从刘若愚的《酌中志》中选编了一部《明宫史》,至清乾隆年间,皇帝命儒臣们修纂了《国朝宫史》,嘉庆年间又修了《国朝宫史续编》。但这三部宫史,都只是记录了宫殿规模、典章制度等,像是三部“宫廷志”。其中当然不少是宫廷史料,然而究竟     

西域伊斯兰教黑山派与白山派的斗争及其对叶尔羌汗国的影响

黑山派、白山派是明清时期西域伊斯兰教派和卓家族中的两个对立派别,在西北地区历史上有着很大影响。本文综合使用汉文文献及波斯文等穆斯林语文文献,对和卓黑山派、白山派前期即叶尔羌汗国统治天山南路时期的活动与斗争进行了全面考察,论述了两派斗争对叶尔羌汗国乃至整个西域的影响,提出了一些不同前人的看法     

曹文埴曹振镛父子的政治文化形态略论

政治文化是某一民族或某一区域的民众在特定的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出现了徽商“好儒”这一较为独特的政治文化形态。其实,徽州商人的……     

从儒佛道三教关系的视角看鉴真东渡

鉴真是唐朝著名的佛教高僧和思想家,鉴真东渡与玄奘西行可视为唐朝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西行东渐"的双璧。鉴真游学、东渡于盛唐武则天至唐玄宗期间,其时亦属儒佛道三教文化的长足发展期。在武则天崇佛抑道轻儒时期,鉴真在扬州出家;重佛轻道的中宗和崇道兼佛的睿宗时期,鉴真游学两京;玄宗崇道抑佛升儒时期,鉴真六次东渡。盛唐时期儒佛道三教冲突与融合实为鉴真东渡的思想因缘之一。     

曹文埴振镛父子的政治文化形态略论

政治文化是某一民族或某一区域的民众在特定的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出现了徽商“好儒”这一较为独特的政治文化形态。其实，徽州商人的……     

苏州:鸳鸯蝴蝶派文化创意产业的起点

正上海是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中心,是鸳鸯蝴蝶派启程的目的地。苏州是鸳鸯蝴蝶派出生、成长、流动、生活、工作的核心地域,也是他们走向上海、走向早期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起点。苏州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时期也正是鸳鸯蝴蝶派从青少年走向成熟的时期。前者对于后者从事文化创意产业活动起到经验积累、知识锻炼、兴趣培养的奠基作用,苏州文化创意     

儒家八派嬗变探因

儒家八派嬗变探因吴学琴《韩非子·显学篇》说：“自孔子之死也。有于思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这是最早的关于儒家衍变为八派的说法。此外．八派之一的苟于在《非十二子篇》里，也对旁门之儒作了抨击，斥为贱儒，牵...     

学力、师友与门径——评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主要特色

有清一代,尤其清代中叶,汉学发展如日中天,江藩作为干嘉时期著名的汉学家,亲授业于干嘉诸儒,并与其中代表人物有相当之往来,其所撰写的《国朝汉学师承记》,有针对性地对清代学术(汉学)作了第一次系统的梳理,影响深远。本文不就具体的"门户之争"、学术史写法等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发表看法,只就读书所得,就《汉学师承记》所体现的治学精神、师友之道与对当今学者为学与为人的启发三个层面展开论述,以获得一种对该书乃至清代学术新的观察视角。     

简论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敦煌大族与佛教

本文把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敦煌大族与佛教问题分为三期。汉晋之际,初居敦煌的大族主要独尊儒家文化,他们并未真正信仰佛教;十六国时期,他们在尊奉传统儒家文化的同时,开始接受佛教,在思想信仰方面儒释兼行;北朝时期,其佛教信仰有了长足发展,且有压倒儒学之势。这个时期,敦煌大族的思想信仰和文化代表了敦煌宗教文化的发展方向。     

明清时期广西准提阁与地方社会研究——以梧州《重修准提阁碑记》为考察中心

明清鼎革之际,动荡的社会催生了人民朴素的求佛救苦信仰,地处边疆的广西地区流行的准提信仰是以往学界较少注意的。梧州博物馆所藏《重修准提阁碑记》作为一方罕见的“一石二文”碑,不仅真实记录了清代初年梧州准提阁衰落、重建及清查寺田的史实,也侧面反映了清政权在广西重建社会秩序的史实。同时借助现存方志、诗集与碑刻,进一步揭示了明清时期广西准提阁的时空分布状况,准提信仰在与临济宗的有益互动和儒、道文化相融合中得以走向繁盛,而清末以来地方社会巨大变迁则导致准提阁与准提信仰逐渐走向没落。准提阁与准提信仰的个案研究将给探究明清时期广西佛教发展状况与多文化融合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胡适和科学玄学之争

五四时期,随着西方各种思潮的输入,尤其是社会主义思潮的迅速传播,使新文化运动染上了明显的政治色彩。五四运动把胡适所希望的一个单纯的文化运动转变成一场政治运动,扰乱了他那为中国建立非政治的文化基础的梦想。但胡适并未放弃他的“思想革新”事业。1923年,在胡适主办的《努力周报》第48期上发表了丁文江的《玄学与科学》一文,从而在中国思想界展开了一场新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参加这场论战的人分成科、玄两派,站在科学派一边有丁文江、胡适、吴稚晖、唐钺等,玄学派以张君劢为     

略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结构的更新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结构更新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主导文化从儒学式微转变为儒、释、道三教并立;胡汉两种异质文化从冲突渐进到兼容;地域文化从中原一脉发展成南北分明。     

满清文化融合的使者、闺秀文化发展的领袖——恽珠

恽珠充分发挥自己“名父之女”、“满贵之妻”和“令子之母”的特殊社会文化身份,编选出版《国朝闺秀正始集》及其续集,并辑录《兰闺宝录》,成为得统治者认同的正统闺秀文化典范,对满汉文化的融合与闺秀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明清江南地区的文人游风

明清时期的江南,文人士大夫好游成风。文人专心于游事,固然是其习性所使,但事实上也与他们的人生遭际不无关联。而文人们的寻幽探胜、流连风景活动,客观上也产生了积极广泛的文化意义。     

中国传统和平思想论丛

中国传统思想中存在着丰富的和平思想,历史上产生的儒、释、道三大派和平思想一直延续着中国的和平文化。为此,南京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传统和平思想论丛》,共分三册,为《儒学和平思     

访三松堂主冯友兰

1986年夏的那次北京之行,我几乎遍访城中文彦颁儒。打着“文化发展战略”的旗号．没吃过一次闭门羹。在当年硕果仅存的大师级学者中．哲学家冯友兰教授自然是我不可或缺的走访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