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三方北魏墓志释文补正

整理公布石刻文献的论著大量出现,对文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存在的问题也很多。客观原因是石质材料易脆,石面剥泐,造成文字残损,不易辨识。主观原因则是没有辨明文字异体,字词关系不对应;没有识破典故,对铭文内容不理解;疏于名物典章制度的考证,文化背景不明等。通过校正近年北魏新出三通墓志,试图揭示石刻文献论著中普遍性的问题,为以后出土的石刻释读提供参考。     

唐代《师弘礼墓志》释文校补

整理公布石刻文献的论著大量出现,对文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存在一些疏漏之处。客观原因是石质材料易脆,石面剥泐,造成文字残损,不易辨识。主观原因则是没有辨明文字异体,字词关系不对应;没有识破典故,铭文内容不理解;疏于名物典章制度的考证,文化背景不明等。论文通过校正唐代《师弘礼墓志》,试图揭示石刻文献论著中带普遍性的问题,为以后出土的石刻释读提供参考。     

大足石篆山《严逊记》碑补正及相关问题考略

大足石篆山佛会寺存有后人翻刻的《严逊记》碑,碑文载有石篆山石刻造像内容、造像缘由、功德主严逊的生平事迹等重要信息。清代以来众学者多据此碑考证石篆山石刻等相关问题。然而,由于碑文本身存在少量讹误,再加上《大足石刻内容总录》等资料性书籍释录碑文时出现纰漏与错讹,致使某些谬误被学界直接沿用,以讹传讹,造成众多研究结果失之偏颇。2003年新发现的摩崖刻《严逊记》,个别字可校对、补正佛会寺所存翻刻版。本文通过对两处碑铭的实地调研与文献甄别,对各类错讹予以商榷、补正,并对《严逊记》碑所涉及的相关问题加以考述。     

《甘肃佛教石刻造像》评介

张宝玺先生编著的《甘肃佛教石刻造像》是—部研究甘肃佛教艺术的著作。该书不但是一本图录,更是一本研究论著,其中精选甘肃各地从北凉至明代各时代有代表性的石刻造像、铭记图片290余幅,共涉及石刻造像160余件,较为系统地描述了甘肃佛教石刻的分布、时代特点及艺术风格。     

辽代石刻概述

本文全面系统地记述了辽代石刻文字的发现与著录、种类与特点、学术价值及影响和研究现状。指出陈述先生的《辽文汇》和《全辽文》是最早全面搜集辽代石刻文字的著作,迄今为止已知辽代石刻文字约有320～330种左右,成为订正、补充《辽史》的重要第一手资料。它揭示了辽朝多次更换国号,补充了大量人物史实,推动了契丹文字研究。辽代的白话碑对于研究白话碑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状元姚文田的石刻手迹

九曜石,是唐末刘龚王朝在药洲仙湖建南宫御苑的历史遗迹。一千多年来,在湖岸周边的文物建筑和水中九曜石还留下富有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的石刻和碑刻,计有一百多题,共约二万五千余字。有诗有文,内涵丰富。如米芾、苏东坡、周敦颐、阮元和翁方纲等众多学者、名家、政客的手迹,都已广有名声,是极可欣赏的珍品。还有一位状元姚文田的亲笔书刻,也精微可赏,但知者无多,值得一说。     

陕西名碑被毁纪

陕西是我国保存历代碑石最多的一个省,清代人王昶所著《金石萃编》中所收陕西碑石,约占全国半数以上。据陕西社会科学院古籍研究所截至1989年10月初步统计全省现存各时代碑石约13840多座。碑石是有文字或图像的文物,有人说是会说话的文物,这是它不同其它文物之处,所以自宋元以来,便把金石学作为考古工作的一门重要课题。     

福州乌山元代摩崖石刻一则考述

福州乌山摩崖石刻有元代摩崖石刻一则,涉及元代相关历史人物,且还有四联诗句,对于文学文献的收集与整理有重要意义。同时,利用石刻文字与相关地方志和传统著作相校对,可以互校文字,订正错讹,丰富和规正同时代的文献。本文对以上元代石刻一则试作考述,并请专家指正。     

王森文及其《石门碑醳》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褒斜道石门及其摩崖石刻”,以其多晶体文化精品的特殊价值,被誉为人类共有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随着有清一代乾嘉学风的盛行,石门碑帖流播海内外,由此引起广泛重视与研究,如同治年间,罗秀书、万方田、徐廷钰等深入褒谷,写成了《褒谷古迹辑略》一书(汉南试院本),这是迄今为止研究     

西夏碑(石)刻述要

西夏遭到蒙古毁灭性的打击后,人民流散,城池沦为废墟,遗迹、遗存屈指可数。加之宋、辽、金修史,也刻意跳过西夏这一段历史,致使西夏历史几乎不被后人所知。清嘉庆著名学者张澍发现了《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通过这块夏汉文合壁碑的碑文,揭开了西夏文字之迷。自此,西夏历史文化才犹如一方初遭洞开的迷阵。因此,西夏文物考古资料,特别是有文字记录的碑刻就显得特别重要,它犹如一卷卷石刻文献,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史籍的不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书法艺术价值,成为揭开西夏历史文化神秘色彩不可或缺的实物佐证,具有丰富的史料、文物价值,对考证史籍、辅翼方志、存史资政具有重要意义。     

正定崇因寺明神宗圣旨碑

崇因寺曾是正定的八大寺院之一,明神宗圣旨碑是寺中流散多年后又失而复得的重要石刻文物之一,碑阳所刻的明神宗颁经敕谕及碑阴所刻的募缘疏,为考订崇因寺的历史沿革及铜铸毗卢佛像的铸制缘起等,提供了确切的文字资料。     

清同治十二年福州柔远驿《宪示》碑拓片发现与校读记

厦门大学图书馆所藏清同治十二年福州柔远驿《宪示》碑拓片由著名历史学家傅衣凌主持摹拓,是目前该碑拓片的首次发现。由于碑刻原石已散佚,拓片文字屡经迻录传抄,时有讹脱衍倒,甚至误读等情形,迄今未有人加以校读。本文在识读碑文的基础上,厘清碑拓的存藏源流,梳理碑文的传抄情况,辨正各家迻录文本的疏误,分析碑拓的文献与文物价值。     

樊敏碑趺有关问题之己见

樊敏碑是东汉巴郡太守樊敏的墓碑,现藏于芦山县芦山东汉石刻陈列馆内。樊敏碑多次倒塌,现所见之碑趺,应为南宋扶植樊碑时所易,原碑趺应为类似高颐碑之“方趺”。     

论肥致碑的立碑者及碑的性质

本文从称谓避讳的角度论证了“肥致碑”并非许幼之子许建所立 ,并对立碑者的身份作了推测。通过对碑文中“便坐”一语的进一步解释 ,并结合文献及其他石刻材料 ,认为此碑可能是属于为合祭肥致及诸弟子而立的神主一类刻石     

秦石鼓与《石鼓文》

我国传世的石刻文字,以刻于秦石鼓的《石鼓文》为最早,为东周时期秦韵刻石。而宝鸡正是秦石鼓的故乡。秦石鼓为10个形似大鼓的刻石,石鼓呈馒头形,这是古代石刻中仅见的一例。其石质为花岗岩,颇为坚硬。秦石鼓的具体诞生时代,有好几种说法,但其是秦物已被多数学者所公认。据郭沫若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时当周平王元年(前770)。     

吕思礼墓志录文校正

《考古与文物》2004年6期刊发了《隋吕思礼夫妇合葬墓清理简报》,读后很有收获。文中介绍了该墓出土的墓志,笔者认为是很有价值的石刻资料。以之和《北史》及《周书》的《吕思礼传》相对勘,可以解决一些学术问题。这里只举最浅层次的文字校勘为例:《周书》本传有“普泰中,仆射司马子如荐为二千户郎中”,而《北史》本传此句中的“二千户”作“二千石”     

敦煌本《证道歌》再探讨

南宗六祖慧能弟子释玄觉所作《证道歌》,以通俗的语言阐释永嘉禅观,在唐宋时期广为流传。敦煌文献保存有6个《证道歌》写本,是晚唐五代时期的《证道歌》版本,抄写随意,错讹较多;北宋道原《景德传灯录》是最早全文引录《证道歌》的传世文献。《证道歌》在北宋以后士宦文人间的广泛流传,与《景德传灯录》的入藏与刊刻密不可分;广州六榕寺存有宋刻《证道歌碑》,是现存唯一《证道歌》石刻,也是《证道歌》在两宋时期民间寺院传播的实例。本文再次探讨了敦煌本《证道歌》的作者、题署、抄写时间等问题,并结合传世文献梳理《证道歌》在唐宋时期的流传情况,同时对敦煌本《证道歌》进行校补。     

浅析南涅水石刻的造像艺术特色

山西沁县南涅水石刻历经北魏、北齐、隋、唐、五代十国、宋等六个朝代,一直延续至北宋天圣九年,至今已有1500年历史了。石刻内容集中表现了佛教人物、佛传故事、佛教经律、佛教文化艺术及崇佛故事等;形式上可分为塔形造像、个体造像、文字造像碑及刻像石四大类型。品种繁多,可组合移动,造像塔下大上小逐渐收分,五节七节叠垒成方柱形,单体造像多分为佛、菩萨、罗汉,形制不同于云冈和龙门石窟。     

《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校读

宣德六年（1431年）春,郑和率领船队第七次下西洋。驻泊太仓时,立下了《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碑。后经福建长乐时。又立下了《天妃灵应之记》碑。这两块碑石。成为研究郑和七次下西洋的最为第一手的资料。学界据此而纠正了《明实录》和《明史》关于郑和历次下西洋的漏记误记。从而得以明了郑和每次下西洋的确切年代。这两块碑石由于具有如此重要的价值,因而数百年来倍受人们重视。遗憾的是。《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至今未见原碑。后人依据的都只是嘉靖《太仓州志》或嘉靖时苏州人钱毅《吴都文粹续集》或明末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所录碑文的文字,而这诸种抄录碑文文字。互有出入。甚至由此数件抄录文字校核。原碑恐也微有舛误;今人更据此数种抄件。辗转相抄。鲁氩豕亥。手民之误难免。为此。笔者拟据明人碑文抄件。互相比勘,试图恢复碑文原文。     

白鹤梁题刻与宋史研究

白鹤梁题刻是三峡石刻文献中的一种,具有重要的科学、艺术和史学价值。白鹤梁宋代题刻达百余段之多,是研究宋史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对于考补史实、列名人物、稽核地理、探寻官制、展现民俗、研究文字等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参考素材。白鹤梁题刻价值仍尚待挖掘,从而为推动三峡石刻文献的进一步研究提供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