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在心间

<正>有的事物想永生,却毁灭了自己;有的事物被毁灭,却得以永生。巴米扬立佛,因被极端组织塔利班摧毁而名扬天下,迈向不朽。反观肆意破坏阿富汗文物的塔利班政权,在倒行逆施后迅速被推翻,走向了灭亡。从佛教的历史看,佛教早期并不执着于修建庙宇和佛像,佛陀时代是摒弃物质具象的,多以菩提树、手印等佛迹来表现佛的形象。由于亚历山大东征直抵印度河流域,擅长建筑与雕塑的希腊文化与佛教文化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东西合璧的犍陀罗文化,具象化的佛教造像开始风靡大陆。犍陀罗是北印度的一个小国,但其文化流行的区域却很广,也包含     

犍陀罗与马图拉造像艺术比较研究

犍陀罗艺术和马图拉艺术是贵霜王朝时期大乘佛教传播过程中产生的最重要的两种造像范式,两种佛像的雕塑材料、造型特征、艺术风格上都呈现出巨大的差异性。本文将两者进行比较,介绍了犍陀罗和马图拉艺术的文化、地理范围和分期,列举了犍陀罗和马图拉造像艺术的主要差异性。根据两地出土文物证实,两者虽然归属于独立发展的艺术体系,但两者之间始终联系紧密、互为影响。马图拉艺术所代表的印度本土因素,在犍陀罗艺术形成初始期就已经对犍陀罗造像产生影响,并一直持续至犍陀罗艺术晚期灰泥阶段。受犍陀罗艺术"迦毕试样式"的影响,贵霜时代马图拉艺术出现了着通肩式佛衣、身材矮短的佛像。笈多时代马图拉艺术在融合犍陀罗灰泥造像的基础上创造了"湿衣佛像",并以此完成了印度佛像自诞生之日起便不断融入亚洲人审美特征、逐渐向着东方风格佛像回归的整个历程。     

丝绸之路上的贤劫信仰与千佛图像——以《贤劫经》的译传为背景

近年来,随着一些犍陀罗语、梵语《贤劫经》残片的发现及学者们的研究,已大致梳理出《贤劫经》发展与译传历程。与文本的译传相对应,与贤劫信仰相关的千佛图像也在丝绸之路沿线佛教遗迹中大量出现。文章以犍陀罗、于阗和河西地区为节点,围绕《贤劫经》的产生与译传对丝绸之路沿线的千佛图像进行梳理与探讨,勾勒出贤劫信仰与千佛图像流传的时间线索与传播路线,并认为千佛图像是在文本译传之基础上,结合不同地域流行的佛教建筑结构与宗教实践,在图像组合与布局上进行的探索与创新。《贤劫经》的译传与千佛图像流行对大乘佛教在丝绸之路的传播具有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     

居庸关过街塔造像义蕴考——11至14世纪中国佛教艺术图像配置的重构

自1954年村田治郎出版汇集诸大家成果的《居庸关》,1964年宿白先生撰写《居庸关过街塔考稿》以来的半个多世纪,几乎没有学者涉猎居庸关研究,也没有发表对以往研究进行认真审视的专论。然而,早期的研究将居庸关过街塔形制与造像定位于藏传佛教义理的展示,但由此进入不能解释过街塔造像内在的逻辑联系。本文从分析过街塔损毁的三塔与券洞图像配置入手,揭示三塔的来源及其多重义理,讨论券顶五佛的文本与图像来源,考察斜披四手印、十方三身的十方佛构成方式及法华释迦多宝式样至14世纪时的变异形态,并通过仔细观察以往无人关注的四大天王图像头顶化佛与胸前铠甲图像,从中复原设计者将西夏蒙元时期的多元信仰熔铸于过街塔建筑的绝妙构想。本文强调,居庸关是塞外草原连接华北京畿腹地之间官道上最重要的关隘,元顺帝时在此设计建造的过街塔是元代各民族友好相处的巍峨见证,是多民族国家一统的象征。现今各界只将元顺帝"报施于神明",元人自认"壮丽雄伟,为当代之冠"的过街塔看作是藏传佛教的佛塔,实际上没有领会设计建造者的雄心大略,无意中忽略了过街塔更大的价值。     

四川理塘县麻通寺元末塔殿壁画调查简报

通过对四川省理塘县麻通寺小殿壁画进行实地调查和研究,可知该寺疑由萨迦派大师达尼钦波桑布贝建于13世纪末,现存小殿原为塔殿,其内壁画应绘于元末。题材主要为无量光佛西方净土、释迦牟尼佛与十六罗汉、六胜二庄严,以及药师七佛曼荼罗。其中,十六罗汉按克什米尔班智达释迦室利跋陀罗的传承绘制。风格在体现出元、明时期浓郁的尼泊尔艺术元素的同时,展示出一些本土特征,及与以北京为首的内地藏传艺术之间的联系。现存壁画对于尼泊尔艺术元素在元末明初的传播、西藏与内地的交通、萨迦派和噶举派的活动等历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北魏太安元年张永造像考释

张永造像是北魏武帝灭佛后的最早单体造像之一,是在《法华经》思想影响下的弥勒造像。主尊弥勒,与释迦、多宝二佛并坐组合,反映了5世纪北方影响最大的"三世佛"思想;佛像背面雕刻佛传、本生等故事图像,内容选取以北魏所倡导的"孝"道精神为准则。造像沿袭了犍陀罗晚期佛像表现形式,是北魏中期中亚与我国北方的宗教艺术交流的案例。     

拉卜楞寺与“塔哇”的关系探究

藏族地区的"塔哇"与藏传佛教寺院关系密切。两者相互作用,一方面,"塔哇"依附寺院而存在与发展;另一方面,寺院随"塔哇"的发展而发展与繁盛。探究拉卜楞寺与"塔哇"两者的相互关系及相互作用,挖掘"塔哇"深刻的文化内涵。     

北魏释迦牟尼铜造像

甘肃省清水县藏有北魏“太和八年”纪年铭文的释迦牟尼铜造像一尊,不仅雕塑工艺精美,人物造型生动,而且具有非常浓厚的犍陀罗艺术风格。铜造像以高浮雕、浮雕兼阴刻等技法相结合的艺术形式制成。正面的释迦牟尼佛身着通肩袈裟,袈裟上有阴刻“U”形细绳样衣纹,结跏跌坐于方形台座上,禅定印。佛顶上发髻为波浪起伏的卷发,面容清秀文雅,鼻梁高直修挺,眉毛弯曲如新月,神态安详,仿佛在沉思之中。佛身周围浮雕兼阴线刻七佛,均结跏跌坐于覆莲座上,禅定印。而倒“凹”字形底座空档两侧则是两身男、女供养人。造像背面龛楣内上方刻三佛,均着通肩袈裟,结跏跌坐于覆莲座上。三佛下方刻二菩萨相向而立,均高发髻,面庞浑圆丰满,袒上身,戴项圈及交叉缨络,下着裙,佩巾自双肩绕臂下垂。外周为火焰纹。从以上佛和菩萨的主要造型特征可以看出其十分明显的犍陀罗风格,尤其是释迦牟尼佛的发髻、眉毛、鼻梁及衣着纹饰,还有二菩萨的高髻、印度人面形及衣着打扮都深受犍陀罗艺术的影响。但是,任何外来艺术形式如果不与本土文化相融合或不被本土艺术家所接受,必将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壤,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艺术家在接受外来艺术的同时就开始按照本土文化意识改造外来艺术,最终取而代之。清水铜造像主佛...     

北朝佛传雕刻所见佛教美术的东方化过程——以诞生前后的场面为中心

本稿着眼于北朝佛传雕刻的托胎灵梦、树下诞生、七步、灌水四个场面,论述了佛传图由西北印度经新疆,向中原北方传播期间呈现的东方化过程。北魏中期的佛传图以吸收西方因素为特征,诸佛传场面的表现大体可以在犍陀罗雕刻中找到祖形,克孜尔石窟壁画反映了佛传图在新疆初步东方化,传播到中原北方以后东方化程度加深。北魏晚期及其以降,佛传图在北魏中期基础上适应汉文化环境进一步东方化。     

隐形自在 护国佑民 清乾隆铜镀金摩利支佛母像欣赏

<正>在藏传佛教的神灵世界中,有大量的女性尊神,实为藏传佛教一大特色和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这些女神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地位崇高,属于藏传佛教尊奉的不共三皈依(上师、本尊、佛母)之一,通常被冠以佛母、明妃和空行母的不同类别名称;另一类地位一般,属于护法神,通常由天女一类统摄。藏传佛教修行重视智慧,认为智慧如利剑可以斩断一切烦恼,灭除一切魔障,可以帮助修行者证悟佛理,成就佛道;藏传佛教之别称"金刚乘"即     

读者来信

深圳的李钰问:我想到西藏旅游,请问拉萨最著名的景点是什么?答:拉萨市最著名的建筑要数闻名世界的布达拉宫,它在信仰藏传佛教的信徒心目中具有崇高地位,它也是世界文化保护遗产;大昭寺里因为供奉着唐朝文成公主携带到西藏的释迦牟尼佛12岁等身像,而被众多信徒视为佛教     

峨眉山华严铜塔

华严铜塔,又名圣积寺铜塔,2006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塔原置于峨眉山市城南2.5公里处的圣积寺内,以寺而得名。又因塔体内外刻有《华严经》全文及佛在七个地方,共召开九次法会上讲说华严经的场景,并铸有4700余尊佛像,象征九次法会到场的佛、大菩萨、罗汉、圣人等的总数,又称华严宝塔。     

浅析唐卡艺术的历史传承与创新探索

正唐卡艺术以视觉图像载体唤起宗教文化对我们感官的冲击和洗涤,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吸收中国传统儒、道、释文化及印度、尼泊尔、犍陀罗、波斯和于阗等佛教文化的基础之上,充分融合本民族的艺术特色和魅力,用自己沧桑的历程见证了中国西部各民族丰富灿烂的文化发展与历史变迁。一、唐卡艺术的内容题材唐卡艺术广泛涉及宗教、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成为研究西藏宗教、历史、民俗、文学和艺术等方面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     

日吾其金塔与壁画艺术

在班禅驻锡地的后藏地区,有两座造型独特、堪称佛塔造型艺术之绝的姊妹金塔,这就是被俗称为十万佛塔的江孜白居寺塔（又称大菩提塔）和昂仁县日吾其金塔。其所以称其为姊妹塔,是因为两塔的外观型制及内部构造大体相同,大小也接近,且同处于后藏地区。它们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藏传佛教建筑及绘画艺术的多姿多彩,也是藏族人民对祖国文化宝库的又一贡献。现在,白居寺塔已经为人知了,日吾其金塔却由于地处偏远,不在交通主干线附近,所以多少年以来,仍如同一个云中仙女,“藏在深闺人未识”。去年深秋,笔者因赴藏筹备西藏地方志的启动工作…     

长寿佛 尊胜佛母 白度母

在藏传佛教寺庙中,一般都供奉长寿三尊:长寿佛、尊胜佛母、白度母像,尤其在殿堂入口门额的上方或者在供奉舍利塔的灵堂里面,长寿三尊像是一定要供奉的,甚至在帐房毡包中也常可以看到。长寿三尊像的中间为主尊"长寿佛",其右侧为"尊胜佛母",左侧为"白度母"。长寿三尊像供奉在一起,被认为是福寿、吉祥的象征,这三尊神祗像只有在喇嘛教的寺院里面或     

西天梵相 汉藏交融 元铜鎏金释迦牟尼佛坐像

中国的佛教造像主要可分为汉传、藏传两大体系,其中藏传佛教艺术创始于7世纪,随着尼泊尔赤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的先后入藏,作为佛教重要象征的佛像及佛教艺术也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传入了西藏。经过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演变与发展,藏传佛教造     

走近大木塔

“沧州狮子应州塔,正定府的大菩萨。” 曾几何时,在晋冀两省就流传着这样两句古老的民谣。这里所说的应州塔,就是名闻遐迩的山西应县大木塔。 大木塔,美哉,壮哉！ 矗立在塞北大漠上的大木塔全名叫做佛宫寺释迦塔。作为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最高的木构楼阁式建筑,应县大木塔建于辽清宁二年（１０５６）,距今己有９４５年的历史了。 木塔平面呈八角形,通高６７．１３米,底层直径３０.２７ 米,外观９层,可用空间只有５层,谓“明五暗四”。塔建在４米高的两层石砌台基上,底层重檐,四周环廊。二层以上皆设平座围栏,挑檐层层举折平…     

陕西富县新发现明代道士墓塔

陕西富县新发现明代嘉靖年间道士墓塔一座,是目前已知的陕西境内最早的道教塔。该塔铭记叙了明代一位马姓道士的主要活动,为研究明代道教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其落款中的丰富内涵．也为了解明代地方道教组织的内部结构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该塔建造风格具有佛、道文化融合的诸多特征,反映了明代工匠在将佛教文化移植到道教过程中的智慧与创造性。     

解析上海出土文物中的藏传佛教因素

元代以来,藏传佛教广泛在西藏以外地区传播,带来了独特的宗教理念和宗教艺术。江南地区寺塔林立,在上海佛塔"天宫"、"地宫"出土的佛教文物中,诸多藏传佛教文化元素,从较早的元代一直延续到清代。这些文物是藏传佛教在江南地区传播的实证,对其性质的分析研究,可以了解元明清时期汉藏文化的融合方式和特点。     

试论克孜尔石窟第38窟的佛舍利崇拜主题

在西域佛舍利崇拜寺院模式的基础上,与龟兹佛教兴盛的背景下,融合了西印度的支提窟形制、犍陀罗地区的说一切有部舍利崇拜,而创造出克孜尔石窟第38窟的佛舍利崇拜石窟寺形式。此窟的建筑与图像程序,表现了佛从前世因缘累积而今世成佛的历程,最后涅槃显明佛性,荼毗后留下圣物舍利,信仰者通过供养舍利塔礼敬佛陀,体现了小乘佛教的佛舍利崇拜内涵。这种佛舍利崇拜石窟寺模式在东传过程中,中心柱舍利塔意味逐渐淡薄,日趋汉化,大乘佛教的图像逐步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