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新疆办理禁烟情况史料选北大核心CSSCI

北洋政府时期,新疆地区烟毒泛滥,杨增新执政时一度禁烟,后出于财政考虑,于1928年改禁烟为种烟。同年7月,金树仁上台后又改种烟为禁烟。本组史料反映了国民政府成立初期新疆办理禁烟的基本情况。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新疆办理禁烟情况史料选

北洋政府时期,新疆地区烟毒泛滥,杨增新执政时一度禁烟,后出于财政考虑,于1928年改禁烟为种烟.同年7月,金树仁上台后又改种烟为禁烟.本组史料反映了国民政府成立初期新疆办理禁烟的基本情况.     

民国时期禁烟内幕

一、禁烟·种烟·运烟 辛亥革命后,割据一方的军阀,对鸦片烟税收,无不垂涎三尺,可是义不敢公开扶植,于是高唱“寓禁于征”。云、贵二省,种烟较久,为了禁烟,也装模作样厉行“铲炯”。或是在交通要道铲烟,在偏远山区种烟;或是待收烟之后去铲;或是今年铲烟,明年种烟。贵州种烟地区,割烟上市时抽产场税,每担八十元左右。云南唐继尧统治时,发出禁烟令,实行按亩收税,称为“禁烟罚金”,顾名思义,     

黎平禁烟事件

民国时期地方政府的禁烟工作,由县长主管,县政府第一科主办。民国二十年(1931年),黎平县成立戒烟所;民国二十六年,成立禁烟委员会;民国三十二年,各乡(镇)成立禁烟委员会;民国三十五年,成立贵州省禁烟协会黎平分会,各乡(镇)成立支会,分会和支会成立后,取代禁烟委员会工作。其责任是:登记烟民,强迫戒烟,缴销烟具,取缔烟馆,宣传禁烟法令,查铲烟苗、烟土,维护禁烟法令,控制民众种烟,制定禁烟计划、措施。其目的达到禁种、禁售、禁吸、禁藏,如有违反或包庇者,依法惩办。国民党政府对禁烟工作,虽然设立常设机构,发出禁烟大法,张贴禁烟布告,从表面…     

中国出席国联第十八届禁烟委员会会议史料一组

1934年5月,国联第18届禁烟委员会召开会议,与会的英、美、西班牙等国代表对中国烟、药泛滥及鸦片公卖政策等提出质询,中国代表顾维钧、胡世泽一面“巧言辨护”,一面致电国内有关机关,要求迅速采取有效办法,废除公卖政策,取缔毒品。本组史料对本次禁烟会议经过及军委会、禁烟委员会等核办情形有一定反应,特辑出刊布。     

辛亥革命时期安徽在焚烟问题上同英帝国主义的斗争

辛亥革命后,安徽革命党人以柏文尉为代表,在焚烟问题上同英帝同主义进行了一场胜利的斗争。这一史实,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愿望,打击了英帝国主义的气焰,是值得后人称道的。安徽,是辛亥革命后第一个提出实行禁烟的省份,而且措施极严,执行坚决,禁吸禁运禁种都为全国之冠。在柏文尉就任安徽都督后,更是雷厉风行。英国政府曾与清政府约定,如果中国有哪些省份,禁绝了种烟和运销烟土,英国政府就不向这些省份输入烟土。于是,柏文尉在禁烟中,就把禁种当作禁烟的重点,以便断绝烟种,杜绝英国政府借     

蒋经国赣州禁烟记

1940年,蒋经国初任江西四区专员。新官上任三把火,一到赣州,便提出“建设新赣南”,首先就是除三害:查禁烟、赌、娼,并从禁烟开始。 当时我在赣州任市区区长,管辖五镇两级,工作在除三害的最前线,知道当时禁烟的一些情形。     

晋察冀禁烟禁毒

抗战时期,晋察冀根据地遭受了严重的鸦片危害。根据地党和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大力宣传,发动群众禁烟禁毒,并制定法令法规对种烟贩毒者严惩,从而有效的遏制了鸦片的泛滥,保存了抗战力量。     

中国鸦片问题文献及研究述评——以贵州鸦片问题为重点

鸦片问题影响了整个清至民国时期的中国,贵州鸦片种植历史悠久,早在明代典籍就有了相关记载,其后不断扩大,至清代中期迅速在全省范围内蔓延,由鸦片种植与吸食所引发的"烟祸"贯穿于清至民国时期贵州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因此梳理其研究成果,对于研究清至民国时期贵州的鸦片问题烟祸,理解和研究整个中国近代禁烟史、社会史等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性。本文拟对百余年来中国鸦片问题文献及研究状况进行梳理,并以现有贵州鸦片的研究成果为重点,冀以服务于当前贵州鸦片问题的研究。     

道光皇帝与林则徐禁烟

对于道光帝在林则徐禁烟问题上的态度,我们要采取两分法,既要看到他支持了禁烟运动,还要看到他扼杀了禁烟运动。禁烟前,禁烟派势单力薄,处境困难。1838年(道光十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上《请严塞漏厄以培国本疏》主张禁烟。在参加讨论这个建议的各省官员中,反对者有琦善、伊里布等二十人,其中满员十三人;赞成者有林则徐等八人,其中汉员六人。二十八人中,反对派占多数,满员占反对派的多数,而反对派还不断地攻击黄爵滋。在这种情况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禁烟的困境——以 “重治吸食”为中心的考察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的禁烟政策遇到内外两种阻力:一方面,英国政府极力庇护中国沿海地区的鸦片走私贸易,企图劝诱中国官员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另一方面,贩卖鸦片利益集团、受贿的不法官吏、鸦片吸食者和各级行政司法官员构成来自中国内部四种禁烟运动的阻力。在此背景之下,《查禁鸦片烟章程》对鸦片吸食者判处死刑的条款在执行过程中难以得到有力贯彻,禁烟运动也因此逐渐形成 "明禁暗弛"的局面。从实施效果看,主张用死刑对付吸食者的建议并不完全可取,而反对 "将食烟之人拟以死罪",主张慎刑并以 "常例治之"的看法则有一定合理性。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禁烟政策

从1927年9月到1930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关禁止鸦片等毒品的章程和条例,这些是国民政府禁烟政策的体现。以往论者对国民政府的禁烟政策多斥之为借禁烟之名,行收税之实,本人不敢苟同。笔者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禁烟政策实际上是由寓禁于征向禁烟为主的过渡。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禁烟政策,按照有关章程和条例的特点及其对禁烟所起的作用,基本可分为两大阶段。     

贵州烟草史话之晒晾烟

<正>一、历史沿革贵州烟草种植历史悠久。据史料记载,早在明朝天启二年(1622年),烟草就由屯边云贵的军队从桂、粤、闽、吴、楚等地带入贵州种植,至今已380多年的历史。贵州最早栽种的烟草类型,是晒烟和晾烟,贵州人俗称叶子烟。据清代著名学者郑珍、莫友芝编篡的《遵义府志》所引《蚓庵琐语》记述:"烟叶出自闽中,边土人寒疾,非此不治,关外人至以匹马易烟叶一斤。崇祯癸末下禁烟之令,民间私种者问     

鸦片烟在嘉绒藏区的传播

淡蓝的罂栗花是美丽的,但鸦片烟却贻害无穷。1838年,林则徐的虎门禁烟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帷幕,一个世纪后,这罪恶之花却开遍了祖国西南边陲的嘉绒藏区,给嘉绒藏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据说雅片烟最早传入嘉绒地区,是在清光绪年间。一些有钱人家的纨绔子弟从外地带回一些雅片品尝把玩,慢慢吸食成瘾,便引进烟种,试着在当地种植。哪知嘉绒地区的土壤植被,都非常利于罂栗的生长,于是,嗜烟之徒越来越多,种烟之人与日骤增。到了20世     

试论民国浙江禁烟运动的发展阶段——仅以1912—1935年为考察对象

民国时期浙江的禁烟运动经历了辛亥革命严禁鸦片时期、北洋军阀烟禁废弛与红丸替兴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反对鸦片公卖及浙江自办禁烟时期以及抗战之前依法禁烟时期四个发展阶段,每个时期浙江的禁烟运动随中央政府政策的改变而呈现出自身的特色。     

从禁烟看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内政外交——以浙江为中心的考察

禁烟贯穿于中国近代史的始终。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了相关政策法令,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厉行禁烟。在南京临时政府禁烟政策的示范和指导下,地方政府纷纷制定禁烟法规,积极禁烟。浙江军政府在这些地方性禁烟法规的颁布及具体实行的过程中比较有代表性,反映了南京临时政府、地方政权与外国列强三者之间的博弈关系,折射了南京临时政府面临的内政外交困局,以及新旧制度更替之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走势。     

从赵尔巽档案看清末四川禁烟

近十年来 ,有关四川的地方史论著① ,均对清末四川禁烟成效予以肯定 ,但都属概略叙述 ,对赵尔巽禁种、禁贩、禁吸的具体措施以及禁烟动机等问题仍语焉不详。本文主要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赵尔巽全宗案卷》 ,再次对上述问题作一梳理。该案卷十分庞杂 ,但关于四川禁烟部分则较为集中 ,主要在第 3 1 5号“川督赵尔巽等关于禁种罂粟及惩处违章私种 ,筹办禁吸、禁贩等问题的奏稿及与度支部等来往文电”之中 ,尤以赵尔巽的三封奏折最为重要。一、缩期禁烟缘由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初四日 ,赵尔巽就任四川总督 ,时值朝廷大力禁烟 ,赵尔巽履任…     

美国政府与清末禁烟运动

美国政府为支持清末禁烟运动,发起上海国际鸦片会议,并与中国代表一道,促使会议通过声援中国禁烟的决议。这既与当时美国国内兴起的反麻醉品运动和治理菲律宾有着直接关系,又与美国对华鸦片政策及美国扩大对华贸易有关,同时也是因为出现了有利于中国禁烟的国际背景。美国政府在清末禁烟运动中与中国的合作,不但有力地推动了清末中国禁烟运动和国际禁烟运动,同时也是晚清中国参与多边国际外交活动的一个成功范例,是晚清中美特殊关系的一个具体表现;它表明晚清中外关系除了侵略与反侵略主题之外,尚有正常的国家关系和国际合作之内容。     

民国初年禁烟运动述论

民国初年的禁烟运动是清末禁烟运动的继续。自1906年9月20日发布禁烟上谕,到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为止,清末禁烟运动持续了五年多的时间。在此期间,清廷一面积极与英国交涉,努力寻求国际的同情和支持;一面制订和颁布了一系列禁烟章程,并认真     

沦陷时期天津烟毒问题探析

天津沦陷期间日本侵略者有计划地推行鸦片毒化活动,通过操纵伪天津禁烟分局、土药业分会等机构,颁布一系列禁毒法规,统制鸦片的生产、贩售、吸食各环节,放纵对毒品的走私制贩,结果使天津地区烟毒愈加泛滥,成为远东闻名的"海洛因制造中心地"。该时期天津烟毒问题颇具代表性,由此尽可呈现日本毒化罪行与中国受害之惨烈情形,深刻揭示日本侵华战争之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