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教育部检发之《请看敌国内正在泛滥的反战高潮》广播稿

该广播稿系国民政府教育部根据中统有关“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延安支部的情报及其它日人反战材料拟成,内有许多源于日方的事实与统计资料,揭露了日本军阀的侵略暴行、欺骗宣传与实质,反映了日本国内及在华士兵中日益高涨的反战情绪。     

国际宣传处与南京大屠杀真相的对外传播

正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日军在南京地区实施了大规模的屠杀、强奸、纵火、劫掠等暴行。为掩盖丑行,日军采取封锁新闻和虚假宣传的手段,编造"日本军亲切关怀难民,南京充满和睦气氛"的谎言,粉饰太平,混淆视听。国民政府通过新组建的对外宣传机构"国际宣传处",开展了对南京大屠杀真相的国际宣传,以赢得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一、国际宣传处的组建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方采取恶人先告状的伎俩,连日用英语对外广播,竭力将责任推     

国民政府对日本情报的破译(1938年1-6月)——基于孔祥熙档案的分析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日本电报的侦收能力名声远播,但究竟如何,一直缺乏具体的实证研究.通过孔祥熙档案中破译的日方电文,可以对战时中国的情报侦收能力有一个具体的了解.孔档中的破译电文,按其命名规则,可以分为三大类:“国字”电文、“无字”电文及“H字”电文.这些电文包含了日方对中国各政治派别的情报刺探、对中国经济的掠夺和剥削.破译电报所呈现的战时中日之间的种种情形,皆为国民政府制定相应对策提供了情报依据.对于破译情报的研究而言,除了论证情报来源的真实性之外,更深层次的研究应该是探究该项情报如何影响决策部门政策的制定,并最终影响中日两国间的生死较量.     

“战后日本五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战后日本五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刘荣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５０周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５０周年前夕，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和中华日本史学会于８月１０日至１２日在长春共同主办了“战后日本五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出席会议的中方学者１２４人，日方学者...     

1938年1月17日"广田电报"考证

在近年来在有关1937-1938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著述中,有一件日方史料常被引用,这就是以日本外甸大臣广田弘毅的名义于1938年1月27日发往日本驻美大使馆的一份外交电报,该电报为当时美国情报机关所破译.     

编者按

本刊以2002年第3、4期合刊的形式,奉献给读者的是两个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特辑。 2002年7月21—24日,“面向二十一世纪中日比较文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东北师范大学举行。此次会议由东北师大文学院、外国语学院、日本研究所与日本早稻田大学古代文学比较研究所共同承办。早稻田大学田中隆昭教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户川芳郎等22名日方知名学者率博士研究生,东北师大文学院孟庆枢教授、外国语学院林忠鹏博士以及     

日本机密档案中的伍廷芳

本文运用日本外交档案,叙述伍廷芳与日本驻华外交官的秘密接触,及伍氏向日方提供清廷上层情 报,揭露翁同龢、李鸿章之间尖锐矛盾由来及发展,从而可全面了解伍廷芳其人。     

1939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工作报告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欧美各国对中国抗战形势并不了解,为加强国际宣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争取国际同情和援助,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积极开展各种对外宣传活动,如创作宣传文字、播送国际广播、组织国际人士前往战区参观等,在抗战国际宣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组史料为抗战初期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的工作报告.     

察哈尔抗战失败原因述论

抗战期间,侵华日军在察哈尔利用刘桂堂、李守信、张海鹏等伪军侵占察东地区,扰乱地方治安,从而建立伪政权,进一步蚕食中国。面对抗日同盟军的崛起,日本政府表示只要冯玉祥、方振武表示与日方合作,共同反蒋,日本就予以支持。然而,冯、方、吉等皆以民族大义为重,没有接受日方的条件。日本视多伦和"非武装区"为伪"满洲国"的安全屏障,故力图控制这些地区,决不允许蒋介石的政府军进入该地。在国民政府军事威慑下,冯玉祥、方振武等人也曾想谋求与日方缓和关系,以全力对付蒋介石。最终,冯玉祥无奈下野,方、吉的抗日讨贼军也在日蒋的联合剿杀下彻底失败。     

扬壮烈之志 铸军人之魂——怀念父亲张自忠

正1940年5月16日深夜,日军汉口广播电台中止正常广播,插播一则惊人消息:据前方战报,大日本皇军第三十九师团在本日"扫荡"湖北宜城沟沿的作战中,向敌三十三集团军总部发动了决定性打击而将其消灭。在遗尸中发现了支那大将张自忠总司令及其下属幕僚、团长等多人,同时缴获大量军事文件和军用地图,收到极大战果。张自忠总司令,字荩忱,卢     

日本情报局在重新建立中

[新华社十三日讯]东京消息：恶名昭彰的日本战时的情报局正在重新建立中,现在的所谓“内阁调查室”,就是它的雏形。这个“内阁调查室”是吉田内阁和各特务机关联系的枢纽,专门负责收集反苏、反共的情报,并进行宣传工作。 负责这个特务机关的是现任日本国家地方警察本部警备部副部长村井顺。而国家警察中的所谓“警备警察”实际上是“情报警察”,这增加了村井顺工作上的便利。     

中国海关史研究首届国际研讨会择介

1988年11年29日至12月2日,由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与历史议系举办的中国海关史研究首届国际研讨会在香港大学本部大楼的厅举行。与会的有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以及大陆和台、港地会学者、专家共30余人,提交论文和评述等20多篇。会议是在热区     

华中沦陷区“军管理”工厂“发还”探析——以南通大生纺织公司为例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对占领地华资工厂实施"军管理",采取攫夺拆卸、"合作"经营、租赁变卖等形式使民族工业遭受重创。1940年3月,为配合成立在即的汪伪政府,昭彰"日中亲善",共建"东亚新秩序",日本决定"发还"华中沦陷区"军管理"工厂。至1943年7月28日,南通大生纺织公司等140家华资工厂历经日方公告、国民政府阻扰、汪伪督促等曲折后,先后解除"军管理","回归"中方。但究其实质",发还"只是日方经济统制与政治占领的另一种延续,华中沦陷区各"军管理"工厂并未因此而"重获新生"。具体到大生公司,其"发还"的坎坷历程,背后暗含着鲜为人知的势力折冲、日汪等多方势力的各取所需及"军管理"工厂的艰难求存。     

试论1927-1937年国民政府制止日人侵渔政策——以中日渔业交涉为中心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日人侵渔较之以往加剧,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强烈不满。在各界呼吁下,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制止日人侵渔的措施,如外交抗议、划定领海范围、颁布限制日本渔轮进口禁令、制定渔业法、实施渔业登记、取缔日鱼倾销、武装护渔、发展渔业等。有的措施直接打击了侵渔势力,尤其是限制日本渔轮进口禁令一度使侵渔势力有所退缩,引起了日方的强烈抗议,中日之间由此发生一系列交涉。由于日方态度强硬,中方最终妥协,禁令的实施一再延期,无形悬搁。总体来看,此时的政策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日本侵渔问题。政策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国势悬殊、时局影响、制止日人侵渔方针欠妥、措施本身局限、政府缺乏查禁日人侵渔的决心和勇气等。     

妥协与抗争:蒋介石与济南事件前后的对日决策

本文利用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收藏的相关日文档案,及《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等书中所收蒋介石日记,对蒋介石在济南事件前后对日决策中的表现进行系统梳理。研究发现,蒋的对日妥协、退让既是事实,但另一方面,无论是在谈判桌,还是在战场上,他也都不乏强硬的一面。面对日方赤裸裸的武力威胁和过高的谈判要价,他虽有不少退让,但从未完全屈服。尤其当认清日方的侵略本质后,他便开始想尽办法,改换策略,与其对抗。为了逼迫日方在谈判条件上让步,他顶住压力,力排众议,一再拒斥日方军事交涉的要求,并试图利用日本军、政界内部的矛盾、分歧,力争实现事件的外交解决。这些看似消极的抵抗,却收到不错的效果——日方被迫在谈判条件上让步。此后,蒋愈发强硬,最终致使日方未能实现其预定目标,南京国民政府也因此得以避免遭受更大的损失。     

日本军银系统对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的抵制和破坏

1935年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与日本在华北的利益、金融构想产生了直接冲突。军方和银行在日本政府默许和授意下,胁迫华北实力派干涉华北白银移交国民政府,支持河北省银行并发行货币、接收兑换华北地区外商银行存银。随着币制改革的推进,日方被迫不断修正华北币制自主方案。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实现了对华北金融系统的全面控制。     

本刊追踪

正奥巴马:徒劳无益的表态美国总统奥巴马4月25日上午结束了对日本三天两夜的访问。在当天发表的《日美联合声明》中,美方表示,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外界分析,奥巴马此举是为了换取日方在TPP谈判上的妥协,但奥巴马此访最终未能与日方就TPP问题达成一     

抗战时期的中日“黄金争夺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畔一声炮响,日本侵略军打响了全面侵华战争,为了＂以战养战＂,他们大肆掠夺中国宝贵的黄金等战略物质和资源,位于山东胶东半岛的招远是中国著名的＂金都＂,自然成为日方的觊觎之地。日军占领招远后大肆掠夺该地的黄金,而胶东中共党组织及八路军则同日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日本文化财保护的现状

这是根据1991年11月12日中国国家文物局局长张德勘与日本文化厅长官川村恒明在东京进行工作会谈时,日方的发言和书面材料整理编译而成的,从中可以了解当前日本文物保护的政策和状况的一斑。     

中日两国学者畅谈民俗比较问题

3月23日至26日,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在京主办了“中日民俗比较学术讨论会”.出席开幕式的有刘德有、林林、阴法鲁、钟敬文以及日方代表伊藤清司、野村纯一、大林太良、神野善治、宫本袈裟雄等先生.参加这次盛会的50余名中日两国学者围绕着文化学与民俗学、中日称谓习俗、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的异同、日本古俗与中华文化、民间故事比较,以及当前民俗学的发展和民俗工作的开展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学术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