珐琅彩烧造过程中的几件物证——从景德镇到皇宫

珐琅彩是一种名贵的宫廷御用瓷器,其制作工艺繁复考究。本文通过对故宫旧藏的雍正、乾隆时期的细白釉瓷器造型、胎体、款识等方面探赜爬梳,并与珐琅彩器物进行比较研究。同时,本文结合清宫档案,考证出这一批白釉瓷器是景德镇御窑厂为清宫造办处珐琅作特制的白釉瓷坯,证实了档案中有关珐琅彩制作工艺的记载。     

笃慕永思 用昭世守 故宫收藏的御赐品

造办处档案是研究清代宫廷御用品的第一手资料。2005年《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出版,系统地公布了雍正至乾隆时期宫廷御用品制作、修复、收藏等方面的材料,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很大便利。     

清宫旧藏佛衣考

乾隆时期清宫佛衣的制作曾盛极一时。本文以故宫博物院现藏实物和造办处档案为第一手资料,从分类、制作、工艺、样式及风格特征等方面对清宫佛衣加以梳理,力求呈现乾隆时期兼容传统佛衣披着规制和宫廷审美理念的清宫佛衣之全貌,以揭示清代宫廷佛衣的整体特征。     

清宫紫金琍玛造像考述

清乾隆时期是宫廷藏传佛教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其标志是汉藏艺术的频繁交流。六世班禅于乾隆四十五年进京为乾隆帝祝寿,他带来的紫金玛造像为乾隆帝所重,并在宫中造办处仿做,其后,又对原配方加以改进,成造了具有宫中特色的紫金玛造像,成为清宫藏传佛教造像的珍品。本文根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的档案将这段历史渊源作了详细的介绍,并概述了故宫和承德避暑山庄具有代表性的藏品。     

略说清乾隆朝的南玉匠

清代的南玉匠是一群因技艺高超而被选入内务府造办处应役的宫廷玉匠,他们主要来自苏州地区,是制玉匠中的精英。本文依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从南玉匠的选拔、技艺和待遇三个方面,探讨了他们在宫廷玉匠中的特殊地位,及其在乾隆朝宫廷玉器制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艺术人类学视角下的清宫造办处制作

本文以清宫造办处制作为个案研究来深度挖掘杰尔的艺术人类学理论中艺术品能动性发挥的机制。基于造办处的档案和文物实物,本文从画珐琅工艺的研制过程、造办处工匠的处境以及乾隆皇帝咏物的御制诗等入手,结合艺术品能动性理论来探讨造办处制品的社会功能。造办处的机制充分体现了皇帝对于物的能动性在社会关系网中的重要性的认识。从将来自全国各地及世界各国的贡品汇集到造办处,到发动造办处和地方工匠的力量对器物进行设计和制作,体现了皇帝对于物作为皇权象征的重视。所以,造办处从本质上可以视作是将皇权以物质的形式来进行表达的机构。     

赞《关山行旅图》玉山

《关山行旅图》玉山(见图版八),是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一件较大型的玉制品,现在陈列于明清工艺美术馆。据清宫“造办处”档案记载,作品亦称《秋山行旅图》玉山,于乾隆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开始制作。乾隆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造办处”谨奏请旨:“今查凿錾《秋山行旅图》(玉山),已做至六个月,夜工四个月,约得二成,共用过买办工银六百七两,所用     

明清铜镜的时代特征

明清铜镜在继承宋金民间铸镜传统的同时,其纹饰及铭文更多地反映了当时普通人士的心态,融入了市井文化内容,形成独特的时代风格。乾隆时期,清宫内府铸制了一批独具特色的宫廷用铜镜,其工艺精湛,纹饰别具一格,是铜镜艺术的一枝奇葩。本文通过对明清铜镜造型、纹饰、款识与铭文、特殊工艺镜、仿古镜以及清宫内府造镜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比较,勾划出其时代特征,并对形成这一特征的社会根源作进一步的探讨。     

关于两岸故宫博物院藏明代漆器后加款的两个问题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近年公布的《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一方面重新梳理了镌刻乾隆御制诗的明代漆器,确认了几件漆器上的明代年款属清高宗年间所刻,指出与御制诗共存于外底的款识并非随意镌刻,而是尽量与重漆之前的落款习惯保持一致,弘历并非盲从明人观点,自己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另一方面,作者发现万历款的书写形式会因漆器圈足形状的不同而存在一定差异,进而认定了部分位于外底顶端伪款的刻作时间为万历或天启时期。     

18世纪清宫佛堂供龛的样式及其艺术特征

清宫所供奉的藏区各地进贡和造办处铸造的佛像甚多,但长期以来由于受保存条件所限,大量佛像与所装供之供龛被分置庋藏,学者们在研究佛教造像的同时并未对其供奉形式予以足够重视。浏览清宫造办处档案可以发现,18世纪有关宫中造龛的记载不胜枚举。本文拟从归纳清宫供龛的基本样式和龛、像关系出发,对供龛的艺术特征及其所体现的时代精神和宗教情感等进行尝试性分析,以期全面把握清代宫廷藏传佛教艺术的整体特征。     

流光溢彩 皇家风范

乾隆一朝是我国瓷器发展的极盛时期。瓷器品种繁多,造型丰富、装饰技法多样,制瓷技艺达到鬼斧神工的境地。釉彩的发展达到封建社会的顶峰。之所以有如此成就,主要是历代制瓷工艺的经验积累与乾隆皇帝本人酷爱艺术,直接干预制瓷过程亦有一定关系。从清宫造办处活计清档中,乾隆皇帝对制瓷的画稿、木样、器物品种、造型、釉色、款识、烧造数量、器物入宫后的存放地点、摆放位置、     

清宫编钟制作考

编钟是清宫规制最高之礼乐——中和韶乐的重器,是天地尊神和帝后至尊身份的象征。没有编钟等乐器,则清宫典礼无所附丽而成其礼。为了谋求礼制完备和统治的合法性,满族入关建立的清朝,在承袭明朝宫廷礼乐及乐器的基础上,康熙和乾隆祖孙更不惜重金改制和添制了大量形制不一的编钟,最终做到各坛庙宫殿专属专用。本文通过细致爬梳清会典、实录以及造办处档案等,将文献与现存编钟实物相互印证,考察了有清一代宫廷编钟制作的过程及其背后的统治观念。     

佚名油画《弘历骑马像》考

本文以《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为主要文献,对故宫博物院藏佚名油画《弘历骑马像》的作者、艺术手法、绘制时间及流传经过加以考证,指出该作品是由郎世宁于乾隆六年(1741)以中西合璧的技法为南苑新衙门特制的画作。本文的个案分析将有助于对郎世宁绘制御容的总体研究。     

试析乾隆朝毁造墨

乾隆初年,内廷御书处"墨作"曾多次将前朝遗墨分类、配匣庋藏,并将各类破墨销毁重造。本文结合清乾隆造办处活计档案与现藏墨品进行分析,通过对乾隆时期"墨作"所进行的墨品改造、毁造、补造及仿造等项活动的梳理,探寻毁造墨品的特点。     

谈清宫造办处档案中的吉言

中国传统吉言装饰体系可追溯至汉代,在明代形成了由皇权推动的装饰体系,且为清代所继承。本文借助清宫造办处档案的详实记录,探讨了皇权在装饰制作中发挥作用的机制,以及装饰艺术与吉祥语汇之间的关系。清宫吉言装饰体系带来了审视古代书画、玉器、青铜器的全新视角,也对物质文化的演进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戛尔尼使团礼品中的图册

英国马戛尔尼使团送给乾隆帝的礼品中包含两箱图册。关于这些图册的数量、名称和内容一直比较模糊,进入清宫之后的流转也不甚明晰。本文依据英国东印度公司礼品购买清单、乾隆六十三年清宫造办处活计档、民国二十五年清宫造办处舆图房图目等材料,揭示这些图册的具体信息,并进一步探讨其所反映的英国18世纪的社会面貌及其被选作乾隆帝生日贺礼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反观乾隆帝回赠给英王乔治三世礼品中的图册,也应是深思熟虑的选择。     

雍正青花釉里红

与康熙青花挺拔、道劲的风格迥然不同,雍正青花代之以柔媚、俊秀的风格。据清宫造办处档案记载,雍正皇帝本人曾多次规定瓷器的造型、花纹图案,不仅要求烧成的瓷器各部分尺寸适度,而且重视气势和神韵,讲究轮廓线的韵律美,御用瓷器必须经他亲自审定,方可烧造。     

故宫宁寿宫花园遂初堂糊饰的材料、工艺与装饰历史

宁寿宫花园的遂初堂西梢间墙面保存了清中期的多层裱糊残迹。据档案推断,现存四个时期的糊饰分别制作于乾隆三十九至四十一年、嘉庆七年、嘉庆十七年和道光元年。其面纸均为蓝地樱花图案,颇具日本美术装饰特色。推测此种纸张即造办处档案中所谓“倭子纸”,系江南工匠根据日本进口纸张仿制。科学检测表明,四次糊饰使用相同的制作材料和工艺：以竹纸作为面纸,纸上以刷染法均匀涂布地色,再用凸版印制樱花图案。浅蓝地色颜料由靛蓝、蛤粉调和而成,樱花的橙色颜料成分包括片红土、蛤粉和云母,胶结材料均为动物胶,并加入滑石作为填料。乾隆时期的初次裱糊施做了油灰地仗层,并以两层构皮纸作为底纸,粘结剂为淀粉浆糊。面纸纸张经过上蜡处理,即清宫档案中所谓“蜡花纸”。     

彩釉官造 名窑遗风——清宫仿古瓷承载的古风古韵

本文以沈阳故宫博物院藏清代仿古瓷为研究对象,分析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仿古瓷的造型、纹饰、釉色、款识,探讨清宫仿古瓷的仿制工艺和创新精神,阐述清三朝仿古瓷的背景、工艺、风格、创新以及时代特点,由此展现清代对古代传统文化的延续与创新思想。     

清宫造办处玻璃厂、玻璃作名称及厂址考证

清宫造办处玻璃厂的建立和沿革一直是中国清代玻璃研究中有待厘清的重要课题，而档案中“玻璃厂”和“玻璃作”等名称的出现，又为该题目增添了纠结不清的地方。本文通过《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和内务府档案等史料，梳理了造办处玻璃作坊的发展脉络，包括考察建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位于北京西安门蚕池口的造办处“玻璃厂”在19世纪的两次厂址变迁，以及雍正时期“玻璃作”的新建、运作和西洋人的活动，并利用以上一系列论述，明确了“玻璃作”与“玻璃厂”的区别及各自承担的功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