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前期五山文学对杜诗的接受和嬗变——以义堂周信对杜甫的受容为中心

在日本汉学史上,二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平安时代如火如荼的追踪、崇拜白居易的高潮在持续了三百余年後,随着政治、化的变动,终於无声无息地衰微下去。而当进入鎌仓、室町时代,另一轮主要由五山诗僧发起的效法中国诗的创作热潮掀起时,白居易已较少有人提起,取而代之的是盛唐时代的杜甫、     

“无悔”亦或“回避”——浅谈梁晓声知青小说创作主题的学界“接受”

梁晓声的知青小说自诞生起便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尤其是文学创作主题。本文通过对相关研究成果的全面考察,总结出学术界对梁晓声知青小说创作主题的“接受”呈现三种倾向,即:认同接受、异质接受和辩证接受。三种接受倾向共同诠释着梁晓声知青小说创作主题的多重性,从而更好地引导、规范着文学创作活动的进行。     

《九家集注杜诗》版本疑点考辨——兼论“聚珍本”说的产生背景

《九家集注杜诗》共有五种版本,依次为南宋淳熙八年郭知达刻本、南宋宝庆元年曾噩刻本、清乾隆间《四库全书》抄本、清嘉庆八年武英殿刻本、民国二十九年《杜诗引得》铅印本。但因叶德辉、洪业等名家误导,学界对此多有误解,所谓"乾隆武英殿刻本"、"乾隆武英殿聚珍本"(活字)及其"嘉庆时翻刻之本",实皆嘉庆八年武英殿刻本;所谓"元明间刻本",纯属子虚。以《九家注》为例,可以窥见清代修书刻书与书籍著录之一斑:《四库全书荟要》不收《九家注》,是其编纂从速、去取不精的例子之一;学者、书坊、官书局等未详《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实情,错误地著录乃至"重刻"不少"聚珍本"。今人从推测清宫印出"聚珍本"《九家注》后又"不欲其流传",到断言清宫宋本《九家注》"绝不会是宋刻"等等,以讹传讹,应予澄清。     

论大学生对校园流行语的接受心理

大学校园流行语是校园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它能够比较真实的折射出大学生的心理,体现大学生的思想动态。本文从当代大学生的接受心理角度对大学校园的流行语展开探讨,大学生的求知欲望、尊重需要、创新精神、从众心理是校园流行语能够流行的原因。     

论晏几道词在宋代的传播和接受

晏几道是北宋的著名词人,他的词自宋代以来就广泛传播,影响深远,其词多为歌女而作,在北宋的传播也有赖于歌妓的演唱。而在南宋,晏几道词的传播便以文本传播为主,不仅有词集《小山词》刊刻发行,其词还多被选入词选,且有不少文人士大夫模仿学习或次韵唱和。除了探讨晏几道词的歌唱和文本传播,本文还考察了晏几道词在传播过程中的失传与误传现象,以期能较为真实地展现晏几道词在宋代的传播与接受情况。     

对《鲜血梅花》之接受预期错位的解读

余华的先锋派小说《鲜血梅花》着眼于武侠故事,却与传统武侠小说有很大不同。读者在阅读前所持有的阅读期待在这部小说里发生了颠覆,对这部小说的接受预期出现了错位。     

论前期五山文学对杜诗的接受和嬗变——以义堂周信封杜甫的受容为中心

在日本汉文学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平安时代如火如荼的追踪、崇拜白居易的高潮在持续了三百余年后,随着政治、文化的变动,终于无声无息地衰微下去。而当进入鎌仓、室町时代,另一轮主要由五山诗僧发起的效法中国诗文的创作热潮掀起时,     

论《西宁府新志》对著述性和资料性的兼顾

志书的史家法度,很大程度上体现于修志者对志书整体性的追求,做到著述性和资料性的统一很关键。乾隆《西宁府新志》的编纂者杨应琚对“史家法度”有着理性而深入的思考,借助著述性和资料性的统一,他尽可能地体现方志的整体性,为乾嘉时期史派方志的发展起到奠基作用。     

“渊明吾所师”与“出处依稀似乐天”——论苏轼对陶渊明和白居易的接受

苏轼虽曾一再表示过对陶渊明和白居易的倾慕之情,但实际上他对陶、白二人的接受态度是有所不同的。苏轼既受白居易的影响,主要将陶渊明当作是精神上的“导师”,而不取其贫寒困顿的一面;又将白居易所开其端绪的“中隐”化心态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苏轼之能成为中国封建士大夫人的一个“标本”式的人物,与他对陶、白二人的这种接受态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网络策划人徽剑接受本刊专访 “网民制造出一切”

一段时间来,"王石婚变"是互联网上最热闹的事件之一了。王石这位已淡出江湖、赴美留学的房地产界风云人物,被迫回到了舆论中心。近日,网络策划人徽剑高调走到前台,自称是他一手策划了该事件,另外两位地产大佬任志强、潘石屹的绯闻事件,也都是其策划的一部分。他还公开了网络策划书,     

试析中国酷刑现象——以《禁止酷刑公约》的接受和实施为视角

酷刑是一种对人身体上和精神上造成极度痛苦的行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酷刑行为在国内一直都存在。本文意在挖掘酷刑,量中国的表现形式,结合我国国情,为中国走向“无酷刑”的法制社会提供意见和建议。     

民政专家唐钧接受本刊专访 “现在的救助制度没帮对人”

2012年12月末一个寒冷的下午,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中国社科院一间会议室见到了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教授唐钧。64岁的他身穿黑色毛衣,染过的黑发遮不住鬓间隐隐的银丝。在此之前,他刚刚接受了另一家媒体的采访,神色略显疲倦。近期公众对社会救助持续不断的关注,多少让他有些意外。外界异乎寻常的重视,与这个格外寒冷的冬天有关。入冬后,发生在城市中生     

善变之豪杰——论梁启超的“多变”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极有影响力的政论家、启蒙思想家和学术大师,同时也是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对于梁启超的"善变",如果不认真分析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和其一贯主张,就会造成对他的"误读"。     

“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论思想家陈寅恪

陈寅恪先生是举世公认的二十世纪中国伟大的史学家,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他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即使某些极其钦佩陈先生的学者在称扬他在学术上的成就的同时,还要特别指出陈先生“并不是一个思想家”。     

岭南新志求索录——对“岭南志派”的讨论

在讨论正题之前,首先申明笔者的观点：任何一种学术流派,都只能是整门学科的组成部份,而绝对不应该看作是与整体分隔开来的独立个体。以方志学而言,流派是缘于地方的特点,促使志书更客观和科学地反映社会现象和实际生活,从而有利于尽量缩短从成书到为大众接受、认可的时差,使志书发挥最大的效益。     

论“三钱之府”

传世文献中与楚国货币有关的记载,有与范蠡同时代的楚王“封三钱之府”、楚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以为大”二事,都见于《史记》。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三钱之府”的解释基本一致,即它是楚国的国家钱库,“三钱”即金、银、铜三种金属所铸货币④,并由此推论早在春秋时期,楚国以及中国就已使用金、银、铜三种金属货币。     

“述而不论”之管见

＂述而不论＂之原则引起争议,说明方志理论研究在推进,方志实践在深化。＂述而不论＂原则应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把握。从首轮修志看,记述内容与旧志相比,内容要丰富得多,范围要大得多,涵盖面要宽得多。可以推测,本轮志书的内容可能更甚之,同时要在指导思想、篇目设置、体例规范和编纂方法等方面创新。内容发生了变化,形式理应适应内容的...     

史家修养论之“史德”

在中国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史家修养论一直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关于"史德"思想,从孔孟时代起就有许多学者对此进行过论述。到了清代,章学诚在继承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全面的"史德"论。此后,梁启超又着重强调和阐释了"史德"修养的具体要求及其重要性。章、梁二人的"史德"观点值得我们充分肯定,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史德"论也应与时俱进,才能更好地指导史学的发展。     

治吏与“和平”——论康熙“中正和平”之道对吏治的影响

在国家元气未苏、民困兵乏的特殊社会背景下,玄烨将中正和平之道施行于地方统治,强调不生事、不扰民,培养国家之元气,清朝社会出现了天下粗安,四海承平的治理局面。但康熙将其中正和平之道施行于吏治,则产生了极其消极的影响。康熙朝中期以后,玄烨极力强调和平、安静,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凡事不可深究者极多,不能严禁浮费和规银,宽纵州县火耗和亏空,至康熙晚年,整个清王朝吏治废弛,贪贿公行,个别地区出现暴动和骚乱,统治秩序奏出了不和谐音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