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新唐书·方镇年表（一）》“遥领”

释《新唐书·方镇年表（一）》“遥领”陶卫宁《新唐书》卷六四《方镇年表（一）》载：“（代宗）大历五年（７７０年）,泾原节度使马诉地贫军不给,遥领郑、颍二州。”说到遥领之事,最初滥觞于三国时期。到了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遂达到“鼎盛”。《晋书·地理志》载...     

东晋南朝西阳郡沿革与地望考辨

东晋南朝西阳郡沿革与地望考辨石泉，鲁西奇一、东晋南朝西阳郡沿革《宋书·州郡志》（卷３７，下简称“《宋志》）郡州刺史“西阳太守”条云：“本县名二汉属江夏，魏立弋阳郡，又属焉，晋惠帝又分戈阳为西阳国，属豫州，宋孝武孝建元年，度郢州．明帝泰始五年，又度豫，...     

马鞍山东晋“建元二年”墓分析——两晋偏室墓研究之二

马鞍山地区发现的东晋“建元二年”墓墓葬形制较为特殊,发掘简报认为是前后室砖墓。结合该地区吴晋墓葬的发展,认为其形制为主室附加侧室,并将其与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大墓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全面考虑南方地区(长江中游和下游)平面形制近方形晋墓的时空发展,探讨两晋社会变迁对墓葬文化因素的影响。     

周阐铜牌解读

《贵州省博物馆收藏的先秦至汉晋时期青铜器》一书公布了东晋时期的一块铜牌。该铜牌虽附释文,但内容不全,晦涩难懂。在利用传世文献等相关材料对该铜牌铭文进行识读的基础上,可以探究铜牌物主,考证其来源。此外,结合东晋时期墓葬随葬品的性质特征,可以认为铜牌系伪制品,进一步的论证可以发现,其作伪内容源自《涧泉日记》。     

从"荆扬之争"到"雍荆之争"--东晋南朝政治军事形势演变略论

东晋“荆扬之争”,不仅是门阀政治发展的结果,更是东晋守国实施“中间地带”战略的结果。南朝从刘宋开始为了加强皇权,派宗王出镇荆州,限制、分割荆州,以削弱荆州实力。但同时不得不大力强化雍州,以适应新的“中间地带”战略的需要。因此,随着荆扬之争的解决,雍荆之争或雍扬之争又出现。这表明方镇与中央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间地带”的军事政治形势。     

后进·强盛·衰败——六朝陈郡谢氏家族的历史轨迹

陈郡谢氏是后进世族,很长一段时期内都被旧族所轻。到了东晋中期,随着谢氏子弟先后列为方镇,谢氏的政治势力开始强大,以至逐渐掌控了东晋王朝的政治、军事大权,从而在东晋中后期发展成为一流世族。南朝以后,由于门阀政治衰微,陈郡谢氏逐渐失去了手中的实权,又因历经数次变故,族人多有丧亡,以致人脉不继,陈郡谢氏便在南朝后期彻底败落。     

南宁古城始建考

南宁古城之始建，一向论为东晋元帝太兴元年，即公元318年，此说未为定论，尚可进行考证。因为除南朝沈约《宋书》：晋兴郡“晋元帝太兴元年分郁林郡立”外，尚有同时代的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晋兴郡太康（西晋武帝司马炎年号，280—289年）中分郁林郡置”的记载，但始建于两晋期间是没有疑义的。     

十年辛苦不寻常，佳志琳琅永留芳——评新编《乐清县志》

乐清地处东海之滨,南濒瓯江,背山面海,是浙江省的一个中等县市。传说春秋周灵王时,太子晋成仙后乘鹤至乐清县西山(今名箫台山)筑台吹箫,乐声悠扬。又有“箫韶九成,凤凰来仪”之说。由于这个神话故事,东晋宁康二年(374)(一作宁康三年),遂以乐成名县,     

广东韶关东岗岭墓地M1发掘简报

东岗岭墓地M为东晋砖室墓,出土有罐、碗、陶釜、铜镜等,其组合形式和纹饰与长江以南晋墓基本相同。     

东晋的西府及其战略地位

一、西府考论关于西府得名缘起,前人颇有异议:《资治通鉴》胡三省注、《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以地理方位为规矩,强调豫州治历阳,历阳为西府。《资治通鉴》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年)胡三省注:“晋以京口为北府,历阳为西府。豫州治历阳,在江西,故云北带寇戎”。《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西府”条:“晋咸和四年(329年)侨立豫州于历阳,置军府于此,蔚为重镇。以在建康之西,故称西府。今即安徽和县也。”     

宰相王导,一套衣服解决财政困难

王导(276年-339年),琅琊临沂(今山东省临沂市)人,是东晋政权的奠基者之一。先后辅佐了晋元帝司马睿、晋明帝司马绍和晋成帝司马衍三朝皇帝。谥文献。辅佐三代皇帝,撑起东晋江山"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这首怀古诗,令人感慨万千。     

历代整理与研究《华阳国志》综述

《华阳国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专著。东晋常璩撰,其所记的历史时间,上起巴蜀传说时期&;#183;下至东晋永和三年(347)止。其所叙述的历史地区,包括今天四川、云南、贵州以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属《尚书&;#183;禹贡》九州之梁州。《尚书&;#183;禹贡》：“华阳黑水惟梁州”,故常璩称他的书为《华阳国志》。《华阳国志》共十二卷,归为三部分：“一至四卷主要记载梁、益、宁三州的历史、地理,而以地理为主,类似‘正史’中的地理志;     

东晋雷寿墨以及墨史上有关问题

1997年南昌火车站前广场发现东晋墓，3号墓出土一块古墨，扁圆条状，两端切平。一面阳刻长方框，框内隶书直行“雷寿”2字，框外加曲线纹。长5．5、宽4．1、厚2厘米，(江西省物考古研究所、南昌市博物馆：(南昌火车站东晋墓葬群发掘简报》，《物》2001年的2期)。这块墨的发现在墨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清成亲王永瑆自书诗册

永瑆(1752—1823年)是清乾隆帝第十一子,著名的书法家。字镜泉,号少庵,别号诒晋斋主人。乾隆五十四年封成亲王,谥曰哲。著有《听雨屋集》、《诒晋斋集》,辑刻《诒晋斋帖》。《清史稿·永理传》载:"永瑆传工书,高宗爱之,每幸其府第。""永瑆尝闻康熙中内监言其师少时及见董其昌,以前三指握管悬腕作书,永瑆广其说,作拨镫法,推论书旨,深得古人用笔之意。上(嘉庆帝)命书裕陵圣德神功碑,並令自择书迹刻为《诒晋     

瓯海出土“无垢净光陀罗尼经函”不是东晋物

《文物》1998年第11期刊登了《浙江温州市瓯海区出土东晋铭文砖》一文,报道了两座晋墓的纪年铭文砖材料,其中永和八年(352年)墓中除纪年铭砖外,还出土一件石质经函,由此作者将其定为东晋时遗物。据经函盖拓片“无垢净光陀罗尼经函”,可知石函用于存放该经。《无垢净光陀罗尼经》为唐代所译之经典,共1卷,收录于各《大藏经》中。据《宋高僧传》卷二《寂友传》记载:“释弥陀山,华言寂友,覩货逻国人也。……天授中     

从《华阳国志》看常璩的史学思想

《华阳国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它不仅记载有从远古至东晋穆帝永和三年(347)今西南以及陕甘鄂部分地区古代史地、人物的丰富内容,而且在书中高扬起了“大一统”、“民本”、“旌昭仁贤”等旗帜。这源于作者东晋时著名史家常璩高远深邃的史识。常璩不仅在书中高扬“大一统”思想,而且还身体力行,为促使国家统一,作出了实际贡献;又在门第森严之际,倡扬“以民为本”,呼吁“选贤任能”。这些无疑超越了时代的拘囿。《华阳国志》正是融汇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精神,蕴涵了中华民族“民生民本”、“选贤任能”的传统,而发出流光溢彩。     

《南齐书·王广之传》“江阳”当为“欧阳”

正《南齐书》卷29《王广之传》载:"延兴元年,以(王)广之为持节、督豫州郢州之西阳司州之汝南二郡军事、平西将军、豫州刺史。预废郁林勋,增封三百户。高宗诛害诸王,遣(王)广之征安陆王(萧)子敬于江阳,给鼓吹一部。"([梁]萧子显撰:《南齐书》卷29《王广之传》,(北京)中     

刘宋货币说略

东晋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刘裕代晋称帝,国号为宋,历史上又称刘宋。刘宋历四世传八帝,共60年。刘宋社会的政治、经济曾大起大落,货币也很有特色。向为史家、泉家所重视。刘容,字德舆,小字寄奴。乃为刘帮弟楚元王交之后裔,祖居彭城,及晋室东迁,刘氏始徒居丹徒县京口里。裕出生时母即亡,年末及冠父亦病故,乃与继母共生存,家道贫寒,靠打柴、捕鱼、帮工为生,学识无几,但勤而至孝。后从军图强,屡立大功,直致掌握晋室军政大权,为相国、封宋王,元熙二年代晋称帝,仍都建康,改元永初。是为宋武     

《世说敬胤注》所见东晋建国佚史考

《世说敬胤注》所保留晋元帝君臣谋划建国路线的佚史为重描东晋建国史提供关键线索,由其可知在“以天下无主,便宜登大位”的“中兴”路线和“修桓、文之事”的割据路线外,东晋立国前夕元帝曾谋划过“建小晋于大晋之中”的“创革”路线。唐修《晋书·元帝纪》部分内容明显由此条敬胤注改写而来。通过逐一比勘诸家晋史,可确定敬胤注为虞预《晋书》佚文,文字改易很可能发生在晋末徐广《晋纪》修纂过程中,并为唐修《晋书》所沿袭。以此为基础,可重新勾勒出东晋立国路线在“中兴——创革——中兴”间转换的复杂面相。     

敦煌石室《晋史》写本乃孙盛《晋阳秋》考

敦煌石室《晋史》写本记录东晋太兴二年二月至六月间事,属编年体,其文献归属迄今未有定论。先唐众家编年体晋史,“多用《左氏》以易旧闻”这一特点为孙盛《晋阳秋》所专有,敦煌石室《晋史》写本与其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先唐编年体晋史记录东晋元帝朝事者有曹嘉之《晋纪》、邓粲《晋纪》、孙盛《晋阳秋》、刘谦之《晋纪》四家。敦煌石室《晋史》写本和孙盛《晋阳秋》为追求叙事的完整性而打破年月限制的特点完全契合。与此同时,敦煌石室《晋史》写本对王敦的评价和《晋阳秋》一致而与邓粲《晋纪》相左又为追寻写本的归属指明了方向。上述证据表明,敦煌石室《晋史》写本当钞录自孙盛《晋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