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异，一种民间的政治批评——解读弘治《徽州府志·祥异》

祥异是明清地方志中用以记载自然灾害和祥瑞的,其内容一般都是自然现象,但背后却含有深刻的政治寓意,用以讥讽天变、人事、民穷、吏污之弊,实质上是一种民间的政治批评。文章以弘治《徽州府志·祥异》为例,重点揭露“祥异”背后的政治玄机。     

"承负说"与两汉灾异论

作为《太平经》基础理论的"承负"说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善恶报应,继承汉代之前中国本土的善恶报应思想;二是对汉代社会危机提出的一套解释系统,此与灾异论的盛行具有重要关联。前者为《太平经》对下层民众进行宗教教化准备了前提,后者为其政治改良方案的提出铺平了道路。尤其后者,对两汉之际不同派别的道教运动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进而深刻影响了后汉之政治变迁。     

汲取圣贤文化精华促进先进文化建设

“圣人”一词在我国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老子》中说:“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成。”《易·乾·文言》中说:“圣人作而万物睹。”《论语·述而》中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荀子·性恶》中说:“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也。”司马迁在《资治通鉴》卷一中说:     

塔西佗的史料思想

塔西佗主张史学之最高功能在于“惩恶扬善”。基于强烈的道德目的,塔西佗对史料的选用精益求精:只有包涵道德训诫意蕴的历史人事才能成为历史研究唯一有价值的撰述对象和内容;从不轻易放过与种种“小恶”与“小善”当中任何相关的蛛丝马迹。塔西佗的史料方法旨在厘定历史人事的善恶之实。     

喝酒的学问

年年岁岁总相似，又是岁末饮酒时。饮酒，看似简单，其实也是有学问的。它与一个人的阅历、学识、地位及品格修养等密切相关。酒品，实乃人品。所以，古语云：“饮酒，乃学问之事，非饮食之事也。”又说，“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说解字》言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恶也：一日造也，吉凶所造起。”     

手抓羊肉

手抓羊肉又叫手抓、手扒羊肉,因用手抓食而得名。《说文》中说:“羊,祥也。”《周礼·夏官·羊人》记:“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饰羔。”羊在古时被赋予吉祥的象征,是重     

“战国土地买卖”辩

持战国土地买卖说的同志,依据有二:(1)《汉书·食货志》引董仲舒的话说:商鞅变法“除井田,民得买卖”。(2)《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赵括“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其实,这两条史料都不足为据。 《汉书·食货志》虽然引用了董仲舒说商鞅“除井田,民得买卖”的话。但《战国策》、《史记》却只说商鞅“决裂阡陌,教民耕战”、“各以差次名田宅”,根本没有土地买卖之词,就连班固本人,在同书中,也只是讲商鞅“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同样不提土地买卖之事。再拿云梦秦简来看,其中“顷畔”、“盗徙     

太平军从象州回师金田原委

太平军从象州回师紫荆、金田的原因,“招齐”说曾风行一时。该说主要源于《李秀成自述》这句话：“天王到金田之后,移营上武宣东乡、三里,招齐拜上帝之人,招齐武乡之人,又上象州招齐拜上帝人马,招齐仍返金田新圩。”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感到它不能自圆其说。这主要是：太平军“上象州招齐拜上帝人马”后,与“仍返金田新圩”没有必然的联系。     

陈独秀笔名补遗

任建树同志《陈独秀字号笔名化名考释》(《民国档案》1986年第4期)一文说:“根据以上统计,陈独秀一生共使过三十七个名字。”查作者在该文所列的三十七个名字中没有“致中”这个名字。陈独秀在1922年底至1923年曾多次使用它发表文章。如《离间中俄感情之宣传》、(《向导》第13期),《丧尽权利之鲁案协定》(《向导》第14期)、《统一的     

“新历史小说”？

一、为什么要制造”新历史”这样拙劣的概念 眼下的媒体宣传,老拿《但丁俱乐部》和《达·芬奇密码》放在一起说事。我甚至看到有人编出“新历史小说”一说,来把他们归类,被归在下面的,还有《时时刻刻》、《冷山》。 这几本书,要说有什么类同的地方,无非是已经或者即将被好莱坞买断版权,跟“新历史”什么的,一点干系没有。关于所谓“新历史小说”,有人是这样加以注解的：“试图通过在虚构故事中加入大量历史细节,来达到     

“春秋五霸”提法不科学

将春秋称霸的国家限定在“五”这个数字中,这不是科学的态度。战国至秦汉盛行五行学说,将万事万物都套在五行之中,如五方、五时、五兽、五色、五器、五德、五神、五帝等。我们有必要讨论这些概念吗?实际上也是讨论不清楚的。如五时:春、夏、(四方)、秋、冬,“(四方)”在字典上都查不出来。把人们的思想局限于封闭的、狭小的五行框子,此不足取。宋人郑樵反对这种研究方法,他讲:“《洪范五行传》者,巫瞽之学也,历代史官皆本之以作五行志。天地之间,灾祥万种;人间祸福,冥不可知;若之何一虫之妖、一物之戾皆绳之以五行!……臣故削去五行,而作《灾祥略》。”     

“商郊牧野”辨

《书·牧誓》说:武王伐纣,“王朝至于商郊牧野。”牧野相当今日何地?历来没有一个明确的解释。它大致的方位在纣都之近郊。《书·牧誓》孔传:“牧野,纣近郊三十里地名牧”;《通典·州郡》:“郊野之地,即纣都近郊三十里即此也。”商末,朝歌有商王离宫别馆,纣兵败焚身于此,后人多以朝歌为纣都之地。故“纣之近郊”,又称朝歌之南。《说文》“坶,朝歌南七十里地。《周书》武王与纣战于坶野”,坶即牧;《后汉志·郡国》:“朝歌,纣所都居,南有牧野”,刘昭注:“去县十七里”;《水经·清水注》:“(清水)东南历坶野。自朝歌以南,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据皋跨泽,悉坶野矣。《郡国志》曰,朝歌县南有牧野。《竹书纪年》曰,周武王率西夷诸侯伐殷,败之于     

郑樵对档案文献编纂理论的贡献

郑樵的学术成就，在于《通志》一书。书中的“二十略”，被后人公认为是全书的精华。郑樵在学术上的成就很多，而有关历史编纂学方面的理论，即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仅就《校雠略》关于查找史料、注释文献、编次必谨类例的理论，《图谱略》关于书有图谱的理论，《灾祥略》斥妖妄、记灾异的理论以及《金石略》对于文献编纂理论的启示，略谈郑樵对档案文献编纂理论的贡献     

韩非的历史观

韩非 ,韩国人 ,生年约在公元前二八零年 ,死于公元前二三三年。他是战国末年法家集大成者 ,是一个有深远影响的政治家。《韩非子》是一部政治论文集 ;他观往古有国之君得失之变 ,“据摭春秋之文”(《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据以论证法治思想。它虽不是一部历史著作 ,却反映了韩非的历史观点。从韩非的整个思想体系来考察 ,他反对“贤人政治” ,但并不否定“贤人” ,只是他说的“贤人”是与旧贵族“势不两存”的“法术之士”。有时他还把儒家墨家所称道的“先王” ,说成是实行法治的历史人物。韩非没有提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民主要求 ,也根…     

“宋太祖敕书说”质疑补述

笔者曾写《“贵州”一名由来考证》(载《贵州文史丛刊》1993年3期),其中,对“宋太祖敕书说”提出质疑。原文大意是:(民国)《贵州通志·舆地志》说,“按《康熙通志》载,太祖赐水西土官普贵敕书,有‘惟尔贵州,僻在要荒’之文,是贵州之名宋世已有”;又《贵阳府志·沿革》说,“五代     

中外都有“替罪羊”

世界各地都惯于用“替罪羊”一词比喻代人受过的人.为什么不是“替罪牛”或者“替罪猪”呢?其实这是有典故的. 《旧约》中说,上帝为考验亚伯拉罕的忠诚,叫他把他的独生子以撒杀了作燔祭,献给上帝.正当亚伯拉罕要杀他的儿子时,有个天使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了,前面林子里有一只羊,你可用它来祭献上帝.”于是,亚伯拉罕便把那只山羊抓来杀了.     

清代成都城市休闲文化的复苏与繁荣

成都是一座典型的内陆平原城市,位于中国四川省中部的岷江流域盆地西部龙门山脉和龙泉山脉之间的成都平原中央．秦汉以来就十分富庶,号称“天府之国”。成都人的闲适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隋书·地理志》说：其人“多溺于逸乐”。《宋史·地理志》也说：“其所获多为邀游之费,踏青药市之集尤盛。”元朝费著在《岁华纪丽谱》中也说：“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明崇祯十七年,张献忠入成都,号大西国。     

《马氏文通》的另一面──纪念《马氏文通》发表100周年

《马氏文通》的另一面──纪念《马氏文通》发表１００周年刘乃仲人们评价《马氏文通》,往往批评它是模仿西洋语法。《文通》果真是“单纯地机械地模仿”吗？就马氏本人而言,显然没有单纯模仿西洋语法的想法。这一点在《又通·后序》中讲得很清楚。“因西文已有之规矩,...     

《宋史》论赞评析

“论赞”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史论形式。《宋史》论赞是元史臣对宋代历史的一种考察,一种“盖棺论定”,而这种考察和盖棺论定是以统治获得资政启示和进行教化为主要目的,其着眼点集中在一代成败兴亡的教训、总结典章制度的得失和褒贬历史人物的善恶上。《宋史》论赞以儒家思想,特别是理学思想的价值取向为圭臬,但运用司马迁以“通古今之变”的研究方法把握宋代历史兴衰治乱规律,和继承中国历史编纂的“直书实录”的优良传统,是《宋史》论赞的突出特点。     

走近北联池

历史冠以北联池“祈雨之所”、“祭祀之地”后,任何一个现代人的目光都无法躲开它。走近北联池,就会走近自然,走近神话,走近历史。“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走在去六盘山的路上,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毛泽东的《清平乐·六盘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