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河洛文明”产生的地理环境因素

“河洛文明”是“黄河文明”的核心,是华夏文明的源头,她的产生与特殊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从自然方面来讲,影响河洛文明产生的主要有气候、河流、地形、地貌、黄土、动植物、矿藏等因素,这些自然因素对河洛文明的产生有着重要的影响,给“河洛文明”打上了深深的地理环境的烙印。自然环境并不决定河洛文明的产生,但它可以延缓和促进文明的到来。     

自然地理环境对先秦货币铸行的影响

探索历史货币的产生、流通和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应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这项研究的出发点,就是把货币及其流通与相应的地理空间相联系,把由地理位置、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等综合构成的整体地理环境,视为影响和制约货币和货币流通空间状态的最基本因素。以研究特定空间背景下的货币为内容,发现由综合因素构成的整体地理环境与货币流通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就上述所论的整体地理环境而言,自然地理因素显然是其他环境因素的前提和基础。因此。     

中国古地理环境下农业文化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特定的区域性地理环境为加速瓦解或巩固某种类型的历史文化提供了催化剂和养料。以后俄国的近代学者I.B普列汉诺夫有着更精辟的论述:“如果这两种类型（古代东方的农业文明和古代西方的商业文明）彼此有着很大区别,那么它们的主要特征是在地理环境的影响之下形成的。”本文以此为依据,重点分析中国古地理环境影响胎育下的农业文化。     

尼罗河流域文明与地理环境变迁研究

本文根据对尼罗河流域文明区地理环境变迁研究的结果,认为正是由于距今9000-4000年前亚非季风势力增强、季风雨量增加给尼罗河流域带来的湿润气候,为文明的形成和初步发展创造了优越的地理环境。因而尼罗河流域文明不仅仅是"尼罗河的赠礼",而应当更准确地说它是"季风雨的赠礼"。也正是由于季风雨的多寡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文明的盛衰,因此,由于从距今4000年前后开始的季风势力衰退和季风雨量锐减而导致的干旱化、沙漠化,则逐步吞噬了这一古老的文明。     

《中国河西走廊——历史·文化·艺术》为西北史地研究领域再添奇葩

河西走廊地处黄河上游东亚与中亚地区结合部,是我国中原地区通往今天新疆地区乃至中亚、西亚地区的过渡地带。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和周围地理环境的特定关系,遂成为历史上文明于世的丝绸之路东段中最重要的干线路段,是古老的华夏文明与南亚印度文明、西亚两河流域文明和地中海文明等多种文明的交流融汇之     

黄河沿岸人地关系与发展

文明的产生与扩散是人地相互作用的反映,不同的文明与不同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不同发展阶段的文明又反映了不同类别的地理要素的组合及其共同作用。产生古文明的区域,在新的发展阶段由于地理环境优势的变化,又面临着严峻的发展挑战。本文分析了黄河文明的起源、扩散与地理环境的关系,黄河特殊的"曲流"形式以及中国特殊的地形阶梯及气候带与晋商的形成,黄河沿岸东西、南北经济的相互作用及其现代发展滞后的地理因素的影响,得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在此观点的基础上,本文认为黄河沿岸的现代发展应该考虑:由河流治理为主转变为发展为主,重新认识黄河流域特殊的地理要素和社会文化要素的优势,充分利用黄河沿岸的上下互动、两岸腹地的左右互动,系统地考虑和反思黄河对国家和沿岸地区发展的综合作用,综合谋划黄河沿岸地区的发展。     

略论中原古代文明的中心地位

中原古代文明的起源过程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中原文明因素起源、积累,文化水平与周边地区大体相同.第二阶段中原文明初步形成并成为中国文明中心.中原成为文明中心有两个基本原因,一是优越的地理环境,二是深厚的文化积淀;三个要素,即战争、洪水和强权.     

论古代西亚和北非文明中的几种回忆模式

每个文明都有自己的特点 ,因为她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不断地适应和征服自然以及调整和改善其社会制度的过程中诞生和发展的。同时 ,每一个文明在其发展历程中创造了适合自己的回忆模式。保持并且完善回忆模式对于一个文明的延续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论述了古代若干文明的几种回忆模式 ,并且强调了这些回忆模式对各自文明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希腊文明与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古希腊为祭祀宙斯神举办的全民族体育盛会,是古希腊民族精神的体现和民族团结的纽带。希腊文明的宗教信仰、民族性格、地理环境、城邦政治等因素孕育并产生了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反过来,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又丰富和深化了人们对希腊文明的理解。     

古埃及人的圣甲虫崇拜

<正>在古代社会,由于人们对环境的认知水平低下,思想观念里就经常对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动植物怀有崇拜之心,古埃及人也是这样,他们对圣甲虫的崇拜就包含在古埃及宗教中的自然崇拜之中。埃及地处非洲大陆东北角,在纵贯南北的世界第一长河——尼罗河的特殊人文地理环境和自然地理环境的滋养下,孕育出了举世闻名的古埃及文明,古埃及文明历经千年风雨直至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入侵后才被伊斯兰文明所取代。作为古埃及文明核心的古埃及宗教包括三大主题,即"自然崇拜"、"法老崇拜"和"亡灵崇拜",圣甲虫崇拜则属于自然崇拜,也是原始宗教和迷信下的图腾崇拜。     

论生态文化与生态文明

文章分析了生态文化和生态文明产生的背景,指出技术文明经历的物理过程、化学过程、生命过程成就和所带来的环境危机。论述了生态文化和生态文明的内涵和区别。生态文明是人类最普遍、最重要的进步。指出个性原则具有永恒的价值,克服现代西方文化冲击下的文化多样性危机是人类文化发展的迫切任务。论述了生态文化与生态文明研究的方法论,认为文明过程的环境影响、地域生态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生态文明建设,是生态文化与生态文明研究的主要课题。     

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下的陕西省生态压力研究

基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利用生态足迹的理论和方法,分析陕西省1978-2006年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与生态压力变化的关系。对6个反映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指标进行因子分析,根据其载荷的大小确定了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两个因子,并据此分析陕西省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下的生态压力的演变特征。结果显示:经济增长对生态压力的影响要大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经济增长使区域生态压力增大,而产业结构的调整对生态压力的变化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减缓了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压力。     

世界农业起源地的地理基础与中国的贡献

本文以世界三大农作物起源地为核心,提出粟、黍、水稻等农作物的驯化是中国为世界文明进程作出的最大贡献。还重点讨论了农作物起源地的环境属性,并指出农业最初产生之地并非自然环境最优之处。自然环境的不利是迫使人们放弃采集渔猎、选择通过生产获得食物的原因;而自然条件良好的欧洲平原地带,正是由于动植物资源的充裕而长期处于野蛮状态,滞缓了文明发展的进程。因此,从地理的视角,审度人类的文明进程,起步之处却是环境脆弱地带。     

地域人文环境下苏南小城镇发展演化研究

在当前全新的社会发展时期,小城镇进入一个快速发展阶段。然而,我国现在很多地方的小城镇建设过分强调硬环境的建设,而忽视了软环境即人文环境的改善。本文通过对苏南模式下小城镇发展演化过程进行回顾,分析苏南人文环境的转化。从本土文化、经济发展、政府管理、政策等三个方面揭示了其地域内本土文化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持续作用于小城镇本身,形成特定的动态开放型小城镇社会人文环境,保证了该地区小城镇的健康发展演化,指出人文环境是提升综合社会环境质量,带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的一个重要因素。     

着力构建生态文明建设的长效机制

建设生态文明,既要在全国迅速掀起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热潮,又要构建生态文明建设的机制,进行法制化和长效化建设,确保生态文明理念转化为持久的生态文明行动。因此,要科学规划生态文明建设,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序开展;实现法律和制度建设的生态化转向,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规范开展;以产业生态化支撑生态文明,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开展。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人地关系及其特点

地理环境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影响作用表现为对文化发展历程的影响、对文化发展速度的影响、对文化特征的影响、对文化格局的影响、对中华文明早期发生发展的影响等5个方面,中国新石器时代先民对于自然环境的利用与改造体现在农业生产活动的开展、采集渔猎经济的存在、家畜饲养业的发展、对居住地的选择、因地制宜的居宅建筑、生产生活用具的制造、对原有生态系统的干预等7个方面。新石器时代的人地关系具有人对地依赖性强、地对人制约严格、相互作用极为直接等特点。     

中国古代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原因分析

中国古代文明持续发展,在世界文明史上是极为少见的。究其原因为,一方面是地理环境的基础作用,独特地理位置、封闭而又复杂的地理环境使其然;另一方面,中国古代大一统的历史和文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相对封闭、完整且一脉相承的文化是其内在动因;人口、土地开发和技术水平三者关系的协调是其前提;先进的农耕制对土地资源的保护是其基础;文明中心随环境而变迁,保证了古代文明的持续发展。     

环境史续论

环境是指人类周围的空间范围,即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世界。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但是不包括社会环境。生态中心论的提法忽视了人类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有些矫枉过正。环境恶化和环境污染,是环境史研究的两大重点。历史地理学、农史林史水利史的部分内容属于环境史,它们与环境史各有侧重,不能等同为一。考古学扩大了环境史研究的视野。环境史与上述学科的关系,体现了环境史跨学科的特点。     

自然风景区控制性规划初探——以山里泉旅游景区为例

论文以山西省泽州县山里泉旅游景区为例,论述了景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理念和方法。介绍了规划界限、规划红线的调整、建筑和环境融合的控制、山水景观的创造、环境容量的预测及规划成果的调整等内容,较为妥善地处理了自然风景区开发与山水保护利用之间的关系,建构了人与山水的和谐关系。旨在通过它,探讨在旅游景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如何因地制宜的保护和创造山水景观特色,丰富和完善控规的理论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