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捉刀”因何指代笔

根据《世说新语·容止》的记载,曹操统一北方后,政治地位提高。北匈奴派使送来了大批礼物并要求面见曹操。曹操认为自己的长相有损国家形象,就叫外貌很合国家口味的部下崔琰穿上他的衣服,扮成“山寨”版的曹操履行外交程序,而曹操自己则拿着刀扮成护卫。之后,曹操派人向匈奴使者打听他对“自己”的第一印象如何？匈奴使者回答说：“魏王看起来很有威严,确实不错,但是站在座榻旁边的那个捉刀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啊。”“捉刀”一词由此而来。     

试论明代皇权的政治基础

皇权问题在明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明朝皇帝集立法、行政、军事、司法大权于一身,实行极端君主专制统治,在封建社会晚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皇权政治。本文拟对明代皇权赖以存在的政治基础作一初步探讨。 所谓皇权的政治基础,是指皇帝在实行专制极权统治时所借助和依靠的主要政治力量、政治派别和政治集团。这些政治势力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居于上层地位,在政治上经济上享有种种特权。他们与专制皇     

从皇室王府奴仆下人人身地位看清代社会的腐朽没落

清王朝是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君主高度集权的封建国家,皇权高于一切。满族八旗贵胄统治全国。“朕即国家”、“臣民即奴仆”,清代上层统治集团把社会物质财富和臣民视为私物,并靠其政治权力不断强     

荀彧,身在曹营心在“汉”

在三国的璀璨群星中,荀彧,并不是一个广为后世所知的名字。《三国演义》一书的艺术再造里,他甚至被郭嘉分去了“戏份”。然而历史上,内敛淡泊的荀彧却举足轻重。他是曹操得到的第一个谋臣,在曹操的戎马生涯中,几乎每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都能看到他的敏锐智慧。无数后继的谋士因为他的大儒之风、相国之材而投奔曹营。他毕生怀抱着“汉室中兴”的政治理想,却误把曹     

元代大赦与政治关系论析

从大蒙古国到元朝,大赦的施行逐渐变得频繁,成为蒙古统治者常用的一种政治策略,这一现象与元代的政治变迁息息相关。由于制度变迁以及特殊的政治环境,郊祀大赦在元代大大减少,皇权变更、政治动乱乃至不同政治势力间的政治博弈成为引发大赦的主要动因,大赦的政治实用色彩更加凸显。对于元朝统治者来说,大赦是其应对复杂统治局面的有效策略,有着重要的政治功能:宣扬皇权的合法性,获取民众的政治认同;消弭社会动乱,促成政治和解,稳定统治秩序;整饬政令,调整行政运行。作为一种"非日常"的统治手段,大赦在元代的治理实践中有着重要地位。但不可忽视的是,它常常扰乱了行政与法律的正常运行。     

金代亲王府属官研究

金代亲王府属官名称多以唐宋辽制为参照,虽较唐宋简化,但也具有自身的特点。金代亲王府属官,除《金史·百官志》所明确记载的属官外,还有王府同提点、王府掾、王府教读,王府祗候郎君等。金代亲王府属官的设置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演变的过程,其职能由最初"傅导德义"变为"检制王家"。亲王府属官和职责的变化与金代章宗以后强化皇权、严防王爵越制的统治政策密切相关。     

大明才子解缙的悲剧人生

解缙（1369—1415）,字大绅、缙绅,号春雨,又号喜易,是明代一位杰出的大才子,一部珍贵的历史巨籍《永乐大典》传世,让他永远成为闪耀历史长河的一颗巨星。他少年登科入仕名满天下,却因恃才傲物被朱元璋罢黜出朝;主修史籍巨典备受朱棣恩宠,为天下士子景仰。却因卷入“皇储”之争而遭贬;他满腹经纶、精通礼典,却以身试法,因“违制吊祭”而遭流放,最后又“私谒太子”招来杀身之祸。由于他不幸成为封建王朝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皇权历史一直对他讳莫如深,一部清修《明史》有意回避他纂修《永乐大典》的人生功业,也隐瞒了他的死因。皇权政治的流弊几乎导致了解缙身世遭遇和人生价值的湮灭。 解缙生平传记不多,他流徙两粤的经历更是鲜为人知。本文钩沉史实,披露解缙荣辱、跌宕的曲折人生及其寂寞身后的史料,为世人撩开这位旷世大才子谜一般的人生隐秘……     

崔琰被杀原因考辨——兼论曹操的用人

《曹操论集》及近几年一些论著,对崔琰的死因无人专门论述,仅散见于某些论著中的观点也很混乱:或言是因为曹操平冀州后崔琰犯颜直谏而得罪了曹操,曹操“心中不平”,终以“言论罪”杀之;或言曹操“忌刻残忍”,崔琰是其“暴戾恣睢”的牺牲品;或言是因为“误会”被曹操列入所要打击的汉朝遗老而被误杀;或言是曹操犯了杀掉“可以不杀,或不应该杀”者的错误,从而“削弱”了自己的“威望”。     

塔西佗历史书写中的“年代记”及其政治功能北大核心CSSCI

塔西佗以传统“年代记”体裁写作自奥古斯都到图密善统治时期的历史。他的历史探讨最深刻的人性与政治的关系,以此论证元首政体的好坏与统治者品性之间的联系。塔西佗的政治生涯大部分在图密善时代度过,在图拉真统治时期开始写作历史。图密善的暴政使他对历史写作持谨慎小心的态度,而暴政带来的影响使他希望通过历史写作给贵族阶层提供政治教诲,培育政治上的审慎美德,以便服务于国家。历史写作上的谨慎和提供教诲的愿望,使他放弃了当时流行的皇帝传记体裁而选择传统“年代记”体裁。尽管“年代记”与皇帝传记一样,都把皇帝作为叙述中心,但塔西佗研究的重点是皇帝的统治技巧、计谋和贵族阶层对此的回应,这种叙述体裁的选择因而也是其写作意图的组成部分。     

东汉前期统治方略的演变与得失

本对东汉前期的统治方略进行考察,认为其间发生了由“柔道”到“严切“再到“宽厚”的重大变化。其发展演变的轨迹,虽基本符合宽严相济的历史发展原则,对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因“严切”和“宽厚”政治的极端发展和矫枉过正,对东汉政权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消极作用和影响。从而说明任何时期的统治方略,都应适宜势并事变的客观规律,严而不猛,宽而不弛,尽力避免矫枉过正的弊端。     

论荀或

苟或在辅佐曹操统一、治理北中国的军事、政治斗争中立下了首功,使曹操成为北方最大的实力派。然而,当曹操显露出篡政的意图时,苟或则义无反顾地采取了坚决抵制的态度．最终导致了自杀的悲剧。苟或的人生悲剧,是他自己的人生定位与曹操政治行为冲突的结果。     

曹操与曹操墓

2008年,对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东汉大墓的抢救性发掘,证实了位于村西南的东汉大墓就是魏武王曹操的墓:西高穴村汉墓的地望与文献对曹操墓的记载一致,墓中的随葬品符合曹操的薄葬思想,而且墓中还出土了多件刻有"魏武王"字样的石牌。墓中有一男二女的遗骨,其中随葬的老年妇女不是卞后而是曹操的嫡妻丁夫人。曹操墓的发现证实了曹操生前节俭,死后薄葬的事实,反映了当时俭朴廉洁的社会风气及尚武之风,也有利于正面认识和评价曹操的历史功绩。     

解构与重塑:司马懿历史形象再思考

王朝鼎革时期的开国之君多为具有“卡里斯玛”品质的人,司马懿虽受儒学之风的熏染,却具备“卡里斯玛”的气质,他的身上兼有狮子和狐狸两种习性。曹操去世后,谁来统一三国,历史最终选择了司马懿。司马父子最主要的功绩就是“除三国之大害,静汉末之交争”,使天下归于一统。虽然司马父子是曹魏政权的掘墓人,但从汉魏时代民众的呼声,时代的主旋律来看,司马懿又是“曹操事业的继承人”。近来有人把曹魏灭亡的原因归诸司马懿长寿,但司马懿绝非是靠长寿代魏成晋的。     

曹操墓出土“常所用”兵器考

曹操墓出土牌铭"魏武王常所用"兵器,分别为戟、矛、刀、椎四种,由导从及长短兵器,形成一套最简单的组合,执行"警跸侍卫如常仪"的基本功能,属于天子仪卫。例如"交戟",只有皇帝才能使用。曹操生前获得享用天子仪卫的资格。这套仪具既体现了曹操的薄葬主张,同时也是墓主身份地位和墓葬等级的重要标志。     

试论诸葛亮的从政心理与丞相之路

面对曹、孙、刘三家争夺天下的政治局面 ,诸葛亮为何最终选择了刘备 ,这需要对他的从政心理作深层次的剖析。诸葛亮投奔刘备是根据自身条件作出的最明智的抉择。他看中的是刘备在军事和人力资源上的弱势 ,而不是为了拥刘反曹、中兴汉室。由于关羽成了诸葛亮丞相之路上的最大障碍 ,故其不惜假吴军之手翦除之。诸葛亮又运用权术分割了法正的部分权力。经过十余年的苦心经营 ,诸葛亮终于登上了丞相的宝座。     

曹操用儒 文定中原

东汉末年曹操能够在雄豪并起的北方脱颖而出,统一中原,传统观点普遍认为是因曹操擅长法术、善于用兵,与其谥号“武帝”相符。本文推研众多史料后发现,曹操取胜中原的关键是他在东汉末年特殊的社会背景下采取了正确的“用儒”政策,借儒家的大旗笼络了一大批以儒家名士为代表的世家大族,致使“天下忠正效实之士成愿为用”壮大了自己的势力,得以逐鹿中原。     

曹植《洛神赋》意旨蠡测

从“余”和洛神的单一对应关系出发,《洛神赋》中间人神由遇合到分离、由喜转悲的过渡文字则相当突兀甚至不舍情理。与《神女赋》人称所指的变化相似,《洛神赋》中创作者与抒情者具有重合和分离的两面,重合时“余”、“吾”指曹植,洛神为爱情寄托对象;分离时曹植以洛神自喻,“余”暗喻政治寄托对象。《洛神赋》通过混合运用人称所指的变化来悼念妻子崔氏及父亲曹操,表达爱情希望及政治理想的两重幻灭之感。爱情和政治并非各自独立,而是相互补充的有机整体,具有互斥性、相济性、整合性三个基本特征。两者一为表,一为里;一为主,一为辅;一为正面,一为侧面;一为直接,一为间接;一为文学性之表现,一为政治性之表现;一为艺术价值所在,一为思想价值所在。     

从诸官到列曹：秦汉县政承担者的转变及其动因考论

秦至东汉,地方县内政务承担者由诸官转变为列曹。这一变化历程在传世文献与简牍资料中均有所呈现。战国至西汉,县的直接管理者由内史过渡到郡,造成了县内政务运行体制的调整。商鞅变法确立了内史等朝官共同管理县政的体制,县内诸官系统因对接朝廷各管理部门而形成。西汉中后期,郡制在地方的完全确立,切割了县与朝廷的直接联系。县为对接郡的列曹体制而使原有列曹壮大、完善进而成为县内政务的承担者。上述转变过程具有长期性与复杂性,还涉及内史的地方化和郡的行政化等问题。     

沛谯英雄的两次崛起与汉王朝的兴亡

沛谯又称谯沛,汉魏二祖和自己的功臣集团两次从这一地区崛起,于400年间,一首一尾,书写了汉王朝从建国到终结的历史。沛谯地方位于黄淮海平原。这里自战国晚期起,已经拥有富足的经济基础和充备的文化资源。楚文化的长期积累,在这里形成了新的重心。汉初梁国的文化优势,也对这里的人才形势有所影响。刘邦集团和曹操集团虽然都崛起于沛谯,而前者多布衣、白徒、亡命无赖,往往只是以个人身份追随刘邦,后者则以诸夏侯曹为代表,以宗族势力参与政治军事争搏,且其中颇有豪富。这一情形与东汉豪族势力的兴起有关。     

曹操形象的变化

曹操的形象,从唐朝以前的超世之杰演变为南宋以后的欺世奸雄,主要原因是封建正统观念的作祟。只有撇清正统观念,才能给曹操以客观的历史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通过为曹操翻案的大讨论,在历史学界确立了曹操的正面形象。不过,在文学界和艺术界,奸雄曹操的形象依旧有很大的影响,改动传统文艺作品好恶的难度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