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礼器组合制度

中国古代的礼器组合形式分为殷、周两大文化系统。殷商文化系统的礼器组合形式是鼎、簋、豆、笾等的组合,皆呈偶数形式,表现出殷人追求对称美以及对女性的尊重。而周文化系统的礼器组合形式是：鼎呈奇数、簋、豆、笾等皆呈偶数。奇数组合可以突出一个“居中”、“中央”、“太极”的地位,然后再形成对称形式,表现了周天子至高地位的形成。周文化系统的鼎与簋、豆、笾等礼器组合,呈奇、偶纽合形式,反映了周人的阴阳思想意识。     

江南土墩墓与铜礼器器用的偶数用鼎

江南地区土墩墓葬青铜礼器的器用礼俗,偶数用鼎是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无论是墓葬整体器用组合的偶数用鼎,还是用鼎组合内部存在的偶数同形鼎,西周中期以降在宁镇、皖南、江淮以及山东沿海地区均有所见,特别是偶数同形的用鼎礼俗至迟在春秋初期已成为上述地区有别于中原地区列鼎“周制”的显著特色.墓葬青铜礼器用鼎亦揭示出春秋以后广义之“...     

论商周之际的乳钉夔纹盆形簋——关中地区先周时期铜器群探索之三

乳钉夔纹盆形簋主要出土于关中地区,是探索先周文化铜器群的重要研究对象。根据乳钉、夔纹特征及其组合关系可判断乳钉夔纹盆形簋的年代上限为殷墟文化第四期。根据纹饰特征可将关中地区商周之际的乳钉夔纹盆形簋分为三式,Ⅰ式的年代上限相当于殷墟文化第四期早段,Ⅱ式的年代跨先周晚期至西周初年,Ⅲ式的年代为西周早期。Ⅱ式簋主要出自关中地区商周之际的中小型墓葬,其背后反映的是关中地区在先周晚期的社会复杂化,中小贵族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为西土集团的崛起奠定了重要的礼制基础。乳钉夔纹圆鼎也是探索先周文化铜器群的重要对象,与乳钉夔纹盆形簋的关系密切,两者以一鼎一簋方式构成的随葬铜器组合有可能早至先周晚期。随着西土集团的东进灭商,乳钉夔纹盆形簋和乳钉夔纹圆鼎在东方地区的出现已晚至西周早期。     

周代前期用鼎制度新探

周代前期墓葬中的用鼎、簋情况具有多样性,存在至少两种用鼎制度。西周早中期受商文化的影响,随葬鼎的数量、形制不一。西周晚期形成了属于周文化的用鼎制度即列鼎、列簋制度,其中"公"级称谓国君随葬7列鼎、6或8列簋,"侯"级称谓的国君随葬5列鼎、4或6列簋。伴随列鼎、列簋制度的还有复古明器组现象的出现。这两种现象的产生正是在两周之际社会动荡变迁中,诸侯国贵族追求身份地位认同、社会等级规范化的结果。     

陕西省蒲城县马坡遗址H1发掘简报

马坡遗址位于蒲城县罕井镇境内洛河支流白水河南岸的山梁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H1进行了发掘,出土了一批重要遗物。出土陶器有罐、釜、盆、斝、盂、豆、鼎等,其中以为罐、釜、盆、斝主要组合,这一陶器组合不同于垣曲古城东关遗址中庙底沟二期文化罐、盆、鼎、釜灶、斝的组合,也不同于案板三期的陶器组合,体现出独特的文化面貌,应为庙底沟二期文化的一个地方变体。     

汉画像“捞鼎”图的流传与嬗变

"泗水捞鼎"图是画像石(砖)中较为典型的汉画图案,集中出土于山东、江苏、河南、四川四省。不同地区的图案组合有同有异,根据图案组合和组合的变化情况,可以初步得出该图案流传路线依次为山东、江苏、河南、四川。到了四川后,捞鼎图像进入转变发展期,这里也是捞鼎画像最晚消失的地区,其图像结构的变化与移民的迁入以及当地葬俗等文化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略论商周扁足鼎

本文对科学发掘的扁足鼎进行分析,指出其功能主要是作盛食之用,并在西周中期发展为温器。扁足鼎是商文化青铜器组合中的重要部分,使用者一般具有较高的社会等级。商文化的这种传统因素,一直延续到西周早期,直至扁足鼎消亡。     

略论海岱地区的西周青铜鼎

海岱地区的西周青铜鼎发现较多。本文通过类型学分析,将海岱地区青铜鼎分为商代末期至西周早期偏早阶段、西周早期偏晚阶段至西周中期、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三个时期,不同时期的青铜鼎又有形制和分布区域的差别。西周时期海岱地区青铜鼎的发展和流变格局,经历了一个从与中原周文化趋同到相异的过程,同时也是殷商文化消退和复归的过程,并可看作是西周时期海岱地区政治文化格局变迁的一个缩影。     

鲁国铜礼器的初步整理与研究

两周时期的鲁国铜礼器与中原诸国保持着较多的一致性,但同时,其在形制、组合、铭文方面也有一些自身的特点。与其它诸侯国相比,鲁国铜器还有以下特点:铜器尤其是铜乐器数量较少,侯器较少,媵器较多。自始至终都存在甲、乙两个发展系统(组),甲组重舟轻鼎,而乙组则重鼎轻舟,乙组铜器一直是鲁国铜器的主体。     

浅析刘白塔遗存的文化特征及与周边文化的关系

燕山南麓地区是史前釜鼎系统、筒形罐系统两大文化近距离接触地带。河流域河北三河刘白塔遗存,主体特征属釜鼎系统的北福地二期文化,与同处河流域,以河北三河孟各庄遗址一期、北京平谷上宅遗址⑧层为代表的燕山南麓兴隆洼文化距离最近,也是目前唯一的釜鼎系统文化遗存,其中少量的筒形罐、器表各类划压纹饰等因素,应是受兴隆洼文化的影响。两种文化相互交流、碰撞、融合,率先演变为以上宅遗址⑦-④层为代表的赵宝沟文化早期遗存。     

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一批商周青铜器

浙江省博物馆收藏有一批商周青铜器,包括鼎、簋、爵、斝、觚等,来源不一。本文对其中15件礼器作了初步整理与分析,认为它们在器型、纹饰、铭文等方面皆具有较为明确的时代特征。     

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八号墓发掘简报

本文公布了应国基地八号墓的发掘资料,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墓主人是一位应国国君,墓葬的埋葬年代为春秋早期早段.所出应公鼎铭文显示周文王的庙号为"丁",揭示了生活在商末周初的姬姓周王在死后用庙号的历史事实,填补了文献记载中的空白.墓中出土的青铜器和玉器等,为研究两周之际高级贵族阶层的丧葬制度和用鼎制度提供了一大批宝贵的实物资料.     

平顶山市西高皇鱼塘捞出的一批应国铜器

2000年9月,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西高皇一鱼塘内打捞出一批青铜器,共有5种12件,即鼎5件、盨4件、盘1件、匜1件、车辖1件。其中1件铜鼎和2件铜上铸有铭文,应为西周中晚期应侯见工墓被盗之物。     

周伐猃狁与“长父侯于杨”相关问题

多友鼎、四十二年逨鼎记述了西周与猃狁(或戎)的两次战争,这两次战争发生在何地?"长父侯于杨",杨又在何地?前杨囯之灭与后杨国肇建是有因果关系的。"杨姞"究竟是晋侯邦父的夫人,还是杨侯的夫人?     

四十二年逨鼎与周伐猃狁问题

周代,猃狁部族是其西北部的重要威胁,周室和猃狁的战争贯穿于西周始终.四十二年逨鼎记载了宣王末年周朝与猃狁的一次战争,本文通过对其中的"井"、"历豃"、"弓谷"等地名的考证,得知这次战事发生的地点应在陇东,关中平原以北的地区.     

妀善鼎年代与国别质疑——兼谈箕国灭亡时间

妀善鼎的年代或以为是战国早期,或以为是春秋早期,从该鼎的纹饰、器形、铭文字体来看,其年代最有可能是春秋晚期,或提前至春秋中期后段。该鼎的国别旧被认为是山东纪国,但是春秋早期之时这个位于山东的姜姓纪国已经被齐国所灭,金文中以""为国名者尚有一个箕国,此国春秋晚期尚存,且地望与燕国临近,两国关系密切。器主自称"妟生",金文中"妟"声之字常读为"燕","妟生"意即燕国之甥。从鼎的年代以及器主自称两方面考虑,妀善鼎应属于箕国,该鼎的出现也证明了箕国的灭亡应在春秋中期以后,合于《路史》"春秋犹有箕、崇之国"的记载。     

殷周文化传统与先秦儒家圣人内涵的政治维度

先秦儒家圣人具有德业并重的特点,其内涵除了具有伦理维度外,也有政治维度。殷周文化传统的影响是先秦儒家圣人内涵政治维度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先秦儒家圣人的则天、知天与殷代巫文化传统的通天有关,先秦儒家圣人作为人伦之至与周代的德文化传统有关。殷周文化传统的影响,对于先秦儒家圣人成为从天下无道向天下有道转变的秩序建构主体至关重要。探讨殷周文化传统对于先秦儒家圣人观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把握先秦儒家关注社会现实、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情怀和致思路向,从而在整体上深化对于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功能、作用和地位的认识。     

对江汉地区楚式鬲美学结构及其内涵的探讨

考古发掘中经常发现的楚式陶鬲,曾是区别江汉楚化和中原商、周化的一个重要的标准性器物。本在对楚式鬲、殷式鬲及周式鬲的外形特征进行比较的基础上,认为楚式鬲所体现的清秀、婉约、富有线条美的风格与楚人及楚艺术所秉持的一贯的审美关照方式是一致的。     

周公东征史实诠说

作为周初杰出的政治家,周公的历史功绩主要是在成王即位之初稳定周初局势和巩固周朝统治两个方面,而周公东征则是前的重要内容。《尚书大传》称周公摄政时“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这是一个笼统的说法。人们习惯上说周公东征三年,一般认为包括救乱、克殷、践奄的整个过程,其实,这个过程比较复杂,而且历时亦非三年。“周公东征三年’’很可能仅指伐奄的三年而言。     

从毛公鼎的真伪鉴别展望中国古器物学的研究(下)

4．透视技术了断了毛公鼎的真伪公案4．1真真假假毛公鼎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了一件腹内铸有五百字铭文的毛公鼎,系迄今为止所发现的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图15）。这件铜器相传在清朝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歧山,当时如何出土,并没有确实的记录,出土之后流传的经过也暖味不明;目前所知最早的流传记录,是1852年收藏家陈介棋以高价向古董商苏亿年购得毛公鼎。清季乾、嘉之后,盛行金石考据之学,有铭文的古铜器十分珍贵,毛公鼎的五百字铭文堪称皇皇钜构,行家不莫不视为至宝。但在旧社会中,因怀宝而招祸之事,时有所闻,因此陈氏获得毛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