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建所6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尊敬的王院长,各位领导,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有机会在这个历史所建所60周年纪念会上说几句话,我感到十分荣幸,也是感慨万千。我想我是以双重身份在这里发言的,因为如大家所知,近十年以来,我已经不在历史所工作了（还有兼职研究员的名义）,但我确实是长在历史所,学在历史所,从20岁起在历史所学习和工作了整50年。我本是清华大学的一名学生,1952年被调到科学院考古所工作,1953年底转来历史所,直至2003年8月调回清华,刚好是50年。这50年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50年,也是我永远引以为荣的50年。     

难忘我尊之为师的范长江

说起与范长江的关系,先举一例：我本是新华社的门外汉,是范长江把我引进新华社的大门,又是范长江言传身教,引我在新华社开步走,一走就走了40年,从青年到皓首。我生于1917年,范长江1909年出生,仅比我年长8岁,但是,我始终将他作为我尊敬的师长。     

我给黄华做秘书

我是1983年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华处工作的。原来黄华准备请外交部的叶弘良做他的秘书,监管外事委员会办公室工作,后因情况变化,叶弘良没来人大常委会工作,我被推荐为黄华的秘书。1983年8月初,我正式到人大常委会上班。这次变换工作,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以后将近三十年,我都没有离开全国人大,直到退休。这也是我一生中进步最大、收获最多的时期,一切都始自于跟随黄华工作。黄华是我     

家族往事

我的母系一我的母亲是湖北沔阳(今仙桃市)人,生于农历戊戌年(公历1898年)正月十八日。我生于癸酉年二月三十日(1933年3月25日)。这样说来,她应是35岁生的我。我是在武昌外国教会(基督教会)办的一所不大的仁济医院     

高岗秘书谈“高岗事件”

赵家,1941年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时参加革命。第一次访谈:2001年9月26日,在赵家的北京寓所。我是1952年5-6月间调任高岗秘书的。马洪、安志文两人熟悉我,梅行也熟悉我。那时马洪是东北局的副秘书长。我是从东北局宣传处副处长调任高岗秘书的。调动工作是由马洪、梅行执行的。安志文是东北局工业局的,曾经是高岗秘书。我到高岗处以后,正赶上开舞会,我不     

申凤梅自述（四）

对越调改革的探索 1949年到1965年,是我生命中的旺盛时期,也是我艺术上逐渐成熟的时期。我在解放前唱戏主要是为了养家糊口,解放后才真正走上了艺术的道路。这十几年里,我就像一棵树,得风,得雨,得阳光,成长得非常快。     

难忘的教诲——回忆在胡绳同志身边的日子

胡绳同志是我的老领导,也是我的老师,是我青年时代受益最多的老师。他的逝世,使我想起许多往事,止不住对他的深深的思念。当年他对我、对年轻人的谆谆教诲,我至今记忆犹新,终身难忘。从1951年到1957年,我担任胡绳同志的秘书共六年多。那时我刚从高中毕业不久,什么也不懂,所谓秘书,不过是做些接电     

风雨·彩虹

正她是我一生中最爱的女人。我想,她脸上的明媚笑容便是我百看不厌的风景。她,是我的妈妈。快要一年了。刚刚想起来,距离妈在北京动手术的时间竟有一年之久了。这一年,我想我能够体会到在家休养了12个月的妈妈心里的苦闷。我至今仍记得那天吃饭时她说:"其实死亡比起忍受病痛的折磨,已经是微不足道了吧。"我低着头,什么也没说,只是忽然觉得视线模糊成了一片。那是妈妈最难过的一段时间。我眼睁睁地看着她被病痛     

成长的铁三角

我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小女孩,我在亲人、老师、朋友的陪伴下度过了14年。在我14年的成长之路中,有许许多多的人给我启迪,在潜移默化中教会我许多道理,让我成长,其中我最感谢的是我的父母和老师。父母小时候,父母像座山一样呵护我,照顾我,给我安全感。襁褓时期,哺育我们的,是父母;教我们牙牙学语的,是父母;成长时期,为我们排忧解难的,还是父母,父母是我们的第一任老师,让我们正确地对待失败与成功。     

在共和国成立那一年

1949年,共和国成立那一年,是我永远难忘的一年。那一年,我结束了流离失所、有家难归的生活,告别了受欺凌、受压迫,连歌都不敢放声唱的日子。那一年,是捷报频传的一年,也是我与高小同学秧歌扭得最多的一年。     

我写《汉口徽商》

2015年开年伊始,我的第三部长篇纪实文学《汉口徽商》,由武汉出版社出版了。提议我做这件事情的是周晓山将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原副院长,一位安徽籍人士,赋闲之后受聘为湖北省安徽商会名誉会长。我与晓山是战友,他请我出山,我不能不尽战友的情谊。再说,我对汉口徽商,确实作过一点研究,对早些年的研究成果,有难以割舍的情怀。     

一段情缘 两部著述——我与五四运动研究

从1955年到1960年,我曾做了一些关于五四运动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一些成果,而这一工作是在以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为主要任务的中央编译局完成的,为此有些人感到奇怪。实际上这是几个因素凑在一起造成的。此后几十年我一直从事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研究,但是我一生的研究工作的坚实基础是在这最初的几年里打下的,因此我有时称这是我与五四运动研究工作的一段情缘。     

1978高考:回忆与感想

<正>那时候生活清苦,我常常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午饭和晚饭几乎都是清一色的5分钱一份的白菜,但我耐得住,因为我有追求,生活虽然单调,但有序;虽然简单,但充实。1970年,我分配到外地一家工厂工作。1978年,我考上了大学。那一年,我27岁。屈指算来,我考上大学已经过去整整32年了。32年对一个人的生命来说,是漫长的岁月。这漫长的岁月,可以模糊人     

宪政：中华民族复兴的要求

三十年前,我是香港大学法学院二年级的学生,当时我和我的同学对于中国的法制一无所知,法学院没有任何关于中国法的课,所有老师都是外国人。对于我们的祖国来说,过去三十年是翻天覆地的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中华民族自从19世纪鸦片战争饱受欺凌、对自己失去信心,而重新崛起、恢复自信心的关键的三十年。对于我个人来说,这三十年是寻找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身份的三十年,是学习关心和认识祖国及她的法制发展状况的三十年。     

留恋

正今天是我进入六年级的第一天,也是我在学校五年中第二次最伤心的一天,因为今天我要和我的好朋友、老师们说再见了。我又一次回想起我们在这两年里的快乐时光。我久久地凝视着我们坐着的这些新课桌,想起了我以前的老课桌,想起了我以前的     

思想的成长和身体的发育

亲爱的木木:我前夫是个老实人,没有进取心,我没办法爱他。为了孩子我们守着冷漠的家庭生活,直到我遇到很有男人味的X。X很快离了婚,两年后我也离婚。前夫经济不怎么好,我决定把房子给他。我和X另外买了房子,钱是我给的。X这几年在外地很     

摔完花瓶怎么办

亲爱的木木:我和丈夫相识17年、恋爱7年,直至婚前两年他都是我的崇拜者。我的学历和知识层面比他高,他社会经验和为人处事比我成熟,这是我母亲反对的原     

毛泽东晚年的三个愿望

1961年8月,毛泽东住在庐山。一天临睡前,他和卫士张仙朋讲了许多心里话。他谈到,他晚年有三大志愿：“一是要下放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我不当知识分子,当劳动者。这样我可以多了解一些情况,我可以多活几年,不吃猪肉,只吃鸡蛋、青菜,安眠药也可以减少。最近25年来,从延安时期起,给我派这么多人,吃得又好,我非常不舒服。我下放可以使我做调查研究,不当官僚,对全国干部也是一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我对地质方面缺少知识,要请一位地质学家,还要请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起去。     

蒋家第一代王朝已画上句号——我所知道的蒋介石

从中国大陆到台湾,前后五十年,蒋一直是个被奉为“神”的人物。我从1920年出生,到1948年出国,在蒋介石统治下生活了二十年。在这二十年间,我和蒋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盲目崇拜阶段,那时他是我心目中的一座“神像”,这种心理是愚民教育的结果;第二个阶段是我做了记者以后。     

1960年代的音乐传奇

2008年是我这几年中最惶惶不安的一年,死亡和命运总是在折磨我的神经。至今我都觉得这一年不同寻常．觉得它充满了预兆,在《27岁》里写了句“大街上测字先生云集”,我变得有点迷信了。进入21世纪以来头几年,我仍是被诗歌和摇滚乐豢养在世界后院的懒散青年,可2008年,这无何有之地的大树突然被连根拔起,被世界上的人拿走做了寿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