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残酷迫害杨献珍纪实》读后

《炎黄春秋》编辑部：读了《炎黄春秋》今年第9期马仲扬同志《康生残酷迫害杨献珍纪实》一文,有一些感想。文中说：“他（康生）有上谗得宠的权术,又有制造冤假错案的‘特长’”。确实如此。我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时与康生曾有过接触。当时中央研究院是整风试点单位,开始时对王实味错误思想作批评,由于康生插手,把这次思想批评变成政治斗争,又由政治斗争变为敌我斗争,最后直至将王逮捕、处死。当时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李维汉领导,康对李不满而认为李领导不力,又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就采用“上谗”的权术,…     

康生在中央社会部

延安时期的康生对“文革”时期的康生,国人已很了然,但是,对延安时期的康生,人们可能只略知一二。王瑁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长期在中央社会部工作,可以说是康生的同事。在本期的相关文章中,他重点叙述延安时期康生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的恶行,为读者提供了许多翔实资料。康生生前尊荣安乐,但是,他死后终于被推上历史审判台。这说明,历史是公正的,也是无情的。“善恶到头终有报”,此之谓也。     

读《才德反差巨大的康生》引出来的话——康生与山东土改整党及其他

《炎黄春秋》2009年2月号刊出曾彦修同志口述文《才德反差巨大的康生》。文中提出康生在山东土改整党中"扫荡了两个区党委"。一个指渤海区党委。这是对的。另一个指的是胶东区党委。他说的有误。我想说说我所知道的情况。全国土地会议后,康生原计划去冀中搞土改     

杨献珍与彭德怀的交往(一)

“君子之交淡如水”。杨献珍与彭德怀的同志友情,就是中国这一古老名言的具体体现。 抗日号角 (一) 1936年8月下旬,杨献珍从北平草岚子监狱出来,10月下旬到山西参加抗日工作,1937年夏天在太原他和彭德怀初见。1938年秋天,他们在屯留县八路军总部首次正式交谈,主题是如何抗日救国。从此开始这“一文一     

怀念老难友王玉堂同志

一、狱中诗人王玉堂 我是1932年10月与廖鲁言、徐之荣、冯基平同案送北平草岚子监狱,与薄一波、安子文、杨献珍等同志同狱。稍后王玉堂同志才     

试析“康生现象”的历史条件

康生,这个没有任何著作的“理论家”,却曾以“理论权威”的面目,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呼风唤雨,兴风作浪,制造过许多冤假错案。不少传记作家和研究者谈到康生的累累罪行,常常归于康生的个人品格──善于钻营,看风使舵,阴险狡诈,等等。《炎黄春秋》1996年10月发表的温济泽的一篇短文中说：“为什么如此一个大奸,能隐藏在党内如此之久并步步得逞高升呢？这不能光从个人原因,而应从历史原因、社会原因和党的某些制度上找出根源。”我很赞成这一分析,也谈一谈自己的看法。一、党内一度出现了“思想的荒漠”康生能够横行于一时,是和党内…     

康生的秘书谈康生——黄宗汉谈话琐忆

黄宗汉作为康生的秘书,在康生身边工作十几年,经历了康生主持写和苏共争论即所谓"反修"的"九评"文章的事,也见证了康生参与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康生死后,他还由于康生生前的关照,被任命为军委办公厅副主任(副军级)。他和康生相处时间很长,无疑对     

我所知道的康生

生前,他奸诈狡猾窃取了高 位.死后又骗取了那么多的花圈 与挽联。然而,历史最终撕去了 虚伪者和阴谋家的假面。 康生这个人,现在知道他很坏的 人不少,但对他怎样使坏,知者却不 甚多、我从延安时期开始,由于工作 关系同他接触较多,也就了解较多, 就从延安说起。把他的老底抖搂出来。 康生的“抢救运动” 说是康生的“抢救运动”,是因为这一害人“运动”确实是他一手策划、制造的。 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在开始时 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毛泽东整顿 三风的报告中,阐明整风学习的目的、任务和方针时,一再强调整风是为了分清路线是非,澄清问题,端…     

康生、饶漱石在山东土改中大搞极左铁证如山

著名学者曾彦修同志的《康生在土改中把马克思主义烧了》一文在本刊第7期发表后。李维民同志以大量确凿的史料成文。对曾文提出意见。并将文章直接送给曾彦修同志。曾彦修同志阅后恳切地作了检讨。本刊将李维民同志文章和曾彦修同志检讨一并刊出。这是共产党人应具有的科学求真、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虚怀若谷、勇于纠错的胸怀。这种精神是应该大力提倡的。     

我所知道的江青与康生的关系

1942年延安整风审查干部时,康生任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他扣压下揭发和怀疑江青历史问题的材料,让江青过关;1947年“三查、三整运动”中,康生再一次保护江青过关。可是到了1975年,重病缠身、不久于人世的康生却揭发江青历史上有问题,是叛徒。对于他们的关系,曾任江青秘书的杨银禄做过如下回忆。     

“我给大家行个脱帽礼”──记毛泽东同志坚持实事求是作风一例

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丁济沧同志，将他珍重保存近二十年的一份《人民日报》清样寄给了我们。清样中的文章配有短评，是1980年1月间准备作为重要文章发表的。只是因为当时康生问题中央还没有作出新的决定，文章公开发表不合时机，才最后撤下来。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的李庄在写给总编秦川的便信中说：“我们几人看过此稿，认为现在不宜发表：一、当时罪魁是康生，现在发，对处理康生不利；二、同‘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不好衔接”秦川同志同意了李庄同志的意见。这两篇当年未能面世的文章，今天读来仍不免令人啧啧称赞。实事求是是我党一贯主张坚持的正确的思想路线，这条思想路线贯彻执行得好时，我们的事业发展就顺利，成就就大、就辉煌；执行得不好时，我们的事业发展就缓慢、停滞倒退，甚至会造成更大的灾难。可见贯彻执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极端重要性。为此，我们特将这份尚未面世的清样发表，愿我们为贯彻执行这条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思想路线而共同努力。     

瞿秋白烈士就义史实

瞿秋白同志,是我党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其作出了正确的评价。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掀起了“讨瞿”恶浪,给瞿秋白同志强加了“叛徒”等罪名。然而,历史是公正的,经党中央决定,恢复了瞿秋白同志的名誉。 曾任国民党陆军第三十六师师长的宋希濂先生及当年该师“特种军法会审庭”书记官高春林,根据自己的亲身见闻,写出了瞿秋白烈士被捕和就义前后的经过。     

真金不怕火炼——怀念我党早期革命家王世英同志

今年是王世英同志被康生、江青迫害致死40周年,也是王世英同志诞辰103周年。我曾因王世英同志的问题受株连入狱8年。值此之际,我浮想联翩。夜不能寐,一是王世英前辈的革命生涯激动人心;二是在文革动乱之中没有保护好王世英前辈而心中内疚。为弘扬革命前辈崇高的革命精神以启迪后人,故写此文。     

反右派斗争研究综述

反右派斗争研究综述王素莉刘志光反右派斗争是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从中央的领导同志到思想理论界开始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与思考,至今已经积累了一些基础性的研究资...     

康生在土改中把马克思主义烧了

对于康生在土地改革中的极左错误,20年来,报刊上传说甚多,可惜多为想当然耳的凿空之说。真实情况,我一次也没有见过。而谬说则至今还在制造不歇,例如,说毛岸英仿佛是这个土改工作团的核心似的,这就是言必个人崇拜的陋习仍在作怪。近几年我从山东阳信县(当时山东解放区渤海区党委所在地)接到的来信也说明当地现在已不大知道1947—1948年的基本情况了,还以为是我们这个土改工作团去打倒了他们的区党委书记景晓村同志等的。而报刊上对康生1947年春夏在山西临县郝家坡土改试点中超左、大左、特左、左得出奇的事实反倒未看见一字(身历者、知情者…     

第一张大字报与康生、曹轶欧的关系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当时北大师生都很清楚这是康生、曹轶欧指使炮制的。1967年1月22日康生讲话时说：“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就是在我爱人他们的促动下写的。”但是30多年后,人们的认识发生变化,除聂元梓外,其他6位署名者都说,大字报是他们自己发起的,没有人指使。他们都不知道聂元梓在酝酿写大字报期间见过曹轶欧。自己受了5月政治局会议的影响,在《五一六通知》精神影响下写的。5月政治局会议的消息是张恩慈透露的,与康生、曹轶欧无关。他们的说法蒙蔽了一些不了解情况的年青人。     

应该留下真实的历史

师秋朗同志是本刊第５期所刊师哲同志《我所知。的康生》一文的执笔者。她对于本刊未经作者同意,删除了稿中若干重要内容,提出了不同意见。我们诚恳接受作者的批评。本期我们还发表了对于《郑超麟和中国托派》一文的意见和补正,前此还发表过关于《蒋纬国的仕途与婚恋》一文的来信,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希望广大读者、作者来共同关心和监督、改进本刊的编辑工作。 本刊主要发表关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作品,而历史是不容掩盖、歪曲和伪造的。有关的作品作者可以各抒已见,做到文责自负,编者也有责任使作品从内容到文字上更臻完善。 为尊重作者意见,我们将师秋朗同志的来信全文发表,并将信中所说的删去部分补登于后。     

康生死前为何揭发江青和张春桥

"文化大革命"结束30年了,而"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人与事却依然耐人寻味.康生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揭发江青和张春桥是叛徒一事,就是其中一件.对于康生此举的动机有不同说法:有说这是他惯于投机的本性使然;有说这是他"迫害狂"的本能反应;粉碎"四人帮"之初,有人甚至公开宣称,这是康生同"四人帮"有过斗争的证明.1978年,我曾在中央党校做"清查"工作,在整理"康生问题"的材料时,曾看到过康生揭发江青、张春桥的有关内容.现就我所掌握的资料,谈谈此事.     

藏龙卧虎的干校放牛组

“文化大革命”期间,团中央被康生、江青之流认为是“修到了家”,连同它的下属单位,都被赶到了“五七”干校,脱胎换骨,劳动改造。同时,胡耀邦同志也被打成“走资派”,跟着大队人马一起来到了干校。     

关于《康生在土改中把马克思主义烧了》的一点检讨

7月中旬,承李维民同志将他的《康生、饶漱石在山东土改中大搞极左铁证如山》的长文草稿送给我看,十分感谢。文中说：“曾彦修同志的文章说：‘近20年某些报刊大讲特讲,康生在山东搞土改,是如何极左等,大约都是想当然信笔胡写的’。”李文举出大量事实,证明康生、饶漱石二人,特别是康生于1947年11月5日抵达渤海区党委后,在山东的渤海和胶东两个区,联同饶漱石在上述二区的土改、整党会议上,残酷迫害了渤海区党委书记景晓村、渤海区行政公署主任李人凤,胶东区党委书记林洁、行署主任曹漫之等各级大量干部,确是铁证如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