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孔祥熙四、充当洋人助手

义和团在太谷 义和团,也称义和拳,又名神拳,旧名为义和会, 起于山东堂邑县,山东巡抚毓贤出示改为义和团。义 和团斗争宗旨是“扶清灭洋”。 义和团蓬勃盛势,使清廷大吃一惊,为使它成为 排外运动,狡猾的西太后改变剿灭义和团,转而嘉奖     

“尊王攘夷”与“扶清灭洋”辨

十九世纪后半期,位于东亚的日本和中国,分别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民族运动。在这两场运动中,又分别提出了“尊王攘夷”与“扶清灭洋”两个含义基本相同的口号。本文仅试图对这两个口号的相同点与不同点进行粗浅的辨析,以对历史教学起些参考作用。我们先看一下它们的相同点: (一),字面意思基本相同。“尊王攘夷”是日本的倒幕派提出的口号,“尊王”意即尊重天皇,实     

蒋介石《西安事变日记》系事后补写

蒋介石关于西安事变经过的记载,可考证的最早是事变后不久的1937年2月,公开发表的《西安半月记》。《西安半月记》是以日记的体裁出现的。发表《西安半月记》的目的,蒋在其“引言”中说,一是因为“诸同志及各方友好,均以不能明悉当时实情为缺憾”,所以他“检取当时日记,就一身经历之状况与被难中之感想,略纪其概,以代口述。”供人们了解、参考。二是记载他“谋国不臧与统率无方之罪”,自我反省和检讨,这当然是蒋介石的客套话而已。     

同治、光绪年间广东首县的日常公务——从南海知县日记所见

本文引用的主要资料是同治、光绪年间曾任南海知县的杜凤治的日记。杜凤治除了执行一般州县官的公务之外,还是直接管辖省城的行政长官（广东省城分属南海、番禺两县管辖）。从日记记载我们可以了解清朝后期地方政府对省会城市的管理体制以及城市社会生活的很多细节。杜凤治被总督委派参与了大量“洋务”活动,日记记载了当时广东中外交涉的一些情况。此外,杜凤治作为首县知县,经常直接向督、抚、藩、臬报告,与各级上司讨论公务,参与官员任免等事务,实际上成为广东省高级官员的重要助手。日记对杜凤治与各级官员公私交往的记录,揭示了晚清地方行政机构的具体运作以及晚清官场的各种规则与人际关系。     

抄本《习登日记》——一册徽州学徒的日记

徽商的日记帐册,有的称作“便登”(如同治五年歙县上丰宋氏盐商的一册日记,即称为《便登》)。结合抄本的内容来看,《习登日记》一册,可能是指徽州学徒的日记。该书封面除书名外,另有“方业远”的字样。日记从某年二月二十二日至翌年六月十六日,仅留下断断续续的记载。反映的具体年代不详,只能大致判定为晚清或民国时期。关于抄本的作者应是方业远,可能也就是书中的“方光洪”。     

梅花拳何以成为“义和拳运动”的主导力量

就梅花拳实用性（攻防技击）来讲,与其它门派武术没有太大差异,而真正具有显著差异的是其民间教门性质。梅花拳正是利用了这一特色,在“义和拳运动”中从三个方面成功制造了自己的主导地位：一是其信仰契合了“义和拳运动”的宗教性;二是其组织动员能力成就了“义和拳运动”的主力军;三是其“文场”制造了社会精英。将梅花拳置于一个广阔的社会宗教文化结构中进行考察,既是突破武术研究视角单一、促进学科交叉的一次创新尝试,也是以具体拳种为个案、由点到面研究武术总体规律的一次新探索。     

孙科被“劫持“回重庆

在台北“国史馆”收藏的蒋介石档案中,有蒋介石命亲信根据自己日记编写的事略稿本,其真实性已经为蒋介石日记原稿所证明,而其收录的与日记相关记载有直接关系的电报、手令、信函等文件,则大大丰富和拓展了蒋介石日记的内容。     

《北游录》的编写方式及吴伟业言谈考辨

清顺治十一年,江南文人领袖吴伟业应清廷诏书出仕,在京不到三年时间里,与谈迁频繁交游往还,促成了《北游录》一书的最后编写。谈迁则忠实记录了吴伟业对前朝旧事的口头回忆,以及吴伟业仕清期间的言谈经过,以类似口述史料记载的方式完成《北游录》的编写,无论是《北游录》的编写方式,还是吴伟业的口述材料本身都值得深入探究。     

彭德怀最后还在战斗

1969年4月1日,彭德怀期待的这一天终于来到,当他在囚室里听到院外群众游行,高呼庆祝“九大”开幕的口号时,激动得不禁痛哭。这是被监禁以来,他第一次滴下英雄之泪。“九大”开了24天,他深深失望。他对自己的生命早已置之度外,但他不能不担忧党和国家的命运。哨兵的日记上记着,彭德怀在看到这次大会的公报后,常常彻夜不能入睡,有时叹气、流泪、摇头,有时“呆坐发愣”,“兀自笑起来”。在看“九大”公布的中央委员会及政治局委员名单时,他“扳着手指头数”,“流泪4次”。“九大”开会期间,哨兵日记每天都有他叹息、流泪的记载…     

阎锡山台湾日记述略（中）

六、关于国民党“行政院”由广州逃迁重庆、成都之记载阎1949年10月11日记“:偕财政部长关吉玉由穗飞台北,谒蒋总裁。”10月13日记“:李代总统由穗飞桂林,行政院各首长由穗迁重庆。”10月15日记“:偕关部长由台北飞重庆,宣布政府正式在重庆办公。”10月16日记“:加大地方权责案     

知县与地方士绅的合作与冲突--以同治年间的广东省广宁县为例

同治、光绪年间历任广宁、四会、南海等县知县的杜凤治,留下一部记载详尽的日记,是研究晚清广东的珍贵史料。本文主要利用他在广宁县任知县时的日记,讨论知县与地方士绅的合作与冲突。杜凤治的“学校、征输、听断、缉捕”四要务,都要争取士绅的合作与支持;但他在征收钱粮时使用了大量威胁、强制手段,引起士绅不满,引发了士绅的上控和闹考。知县、士绅经过一番较量后达成妥协,双方都有所损失,但都分别保住了官职与功名。咸、同年间是官绅关系变化的关键时期,广东的情况更有其特别之处。同治年间广宁县的案例,可以使我们对晚清的基层政权与基层社会增加了解。     

试论口述史学的功用和困难

口述史学的英是Oral History,或称History by word of Mouth。这一术语正式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据北美口述历史协会(North American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记载：“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阿兰·内斯(Allan Nevins)开始并记录美国显要人物的回忆,从那时起口述史学作为当代历史献研究的新手段而正式创立起来。”①事实上,内斯早在1938年,就在他的作——《通向历史之路》中提出开展口述历史研究的呼吁．他认为     

“义和拳教”钩沉

引言 “义和拳”是义和团的最初组织形态,它同“大刀会”、“神拳会”等一起成为义和团运动初期的重要组成部分。弄清“义和拳”组织的原生形态及其演变,将有助于对义和团运动性质、特点的深入探讨。众所周知,义和团运动乃是具有强烈时代性的爱国运动,但它所采取的却是旧式农民运动传统的反抗斗争     

九一八事变前中日历史空间:经济危机、社会动荡与“满蒙生命线论”

90年前,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侵吞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时至今日,国内外研究这段历史的著述汗牛充栋。在这些研究中值得探讨的是日本部分学者提出的“关东军独走说”。“独走说”论者通过占有的大量史料,包括档案文献、私人日记、报刊记载、当事者口述等资料,详尽地揭示了事件发动者制造事端的动因、预先筹谋以及事件的经过,考察事件发动者同关东军首脑、军部上层的内在关联,日本政党政治家、内阁成员、外交大员的态度与反响,以及政府出台“不扩大方针”的初衷等,最终认定九一八事变的爆发,缘于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等几名中层军官的阴谋策动。     

谭其骧日记选(之一)

这是谭其骧先生现存日记中最早的一册,此前只留下极少的片断。所用日记本为小64开紫红漆布硬面记事本,封面有烫金“学习”二字及“上海学联文化用品代供销站”一行。首页印红色双行口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第二页为毛泽东黑白照片。扉页谭先生自题:“五一年十月至五二年四月土改与思想改造”,盏有“复旦大学工会”蓝印,下签“1951、10”,估计为参加土改所发工作手册。土改部分起1951年10月27日自安微省五河县出发,止1952年2月5日在上海复旦大学寓所完成总结,当时他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思想改造部分无日记,仅所听报告、他人发言、本人发言及总结的摘要记录。日记均用蓝黑墨水书写,少数日期颠倒,据日记系出于补记。兹据原文录出,极个别无法辨认的字以口号表示,园括号及其中的字是原有的,方括号及其中的字为整理者所注。日记中涉及的土改队方面人名一般均以×号代替,少数人名保留并在首次出现时注明身份,当地人名均保留。少量无关内容作了删节,删节处以……代替     

唐纳德·里奇的口述历史研究和实践

作为美国口述历史的重要参与者和引领者,唐纳德·里奇的口述历史研究和实践与美国口述历史的发展同步同频,推动美国口述历史研究和实践的不断发展,并在各个阶段都做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在口述历史研究方面,里奇更多地倡导“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和方法,也比较重视口述历史理论的研究;但是,就其本人的口述历史实践来看,里奇自始至终都聚焦于美国的精英和领袖人物,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精英口述历史”。     

河北威县新发现的义和团揭帖浅说

<正> 最近,在义和团发源地河北威县发现了一张以“庚子年,泪涟涟”开头的义和拳(团)揭帖,引起史学界的关注。这张揭帖是从威县一个义和拳民后裔家中发现的,句式基本为三字句,字句完整,共93字。揭帖从庚子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写起,控诉了     

义和拳·民团·义和团

(一)问题的提出 把义和团说成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爱国组织,但在中国历史上,却没有过一个农民结社称作“团”,义和团的这个“团”究竟从何而来? 义和团中的政治宗旨有“反清”与“扶清”;经济主张有“均粮”与“自带口粮”,明显不同,很不统一,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要重视写修志日记

古今中外名家学者十分重视写日记,以光照历程,供后人学习借鉴。汉朝刘何的《新序·杂事一》记载:“司君之过而书之,日有记也。”南宋伟大诗人陆游《老学庵笔记》有“黄鲁直(庭坚)有日记,为之家秉,至宜州犹不辍书”的记载,这说明日记在我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鲁迅先生也很重视写日记,他强调“写日记不要摆架子”,因而他写的日记也是我国文库中宝贵的遗产。我们虽然不是名家学者,但我们从事的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修工作,而“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江泽民总书记语)可见,我们写的修志日记不仅是自己平凡工作的记录,而且也是党和国家事业的记录,因此我们应重视写修志日记。     

关于在新编志书中增加口述史资料分量的探讨

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在新编志书中增加口述史资料分量的问题：一是正确处理口述史资料与档案文献资料的关系,确定三点原则：1．记述同一类事件,以档案文献资料为主,口述史资料为辅;2．运用口述史资料填补空白,弥补档案文献资料的缺位;3．口述史资料可以结合实物资料来记述历史。二是口述史资料在新编志书中的分量应根据内容需要确定。档案文献资料多的,口述史资料当“配角”;档案文献资料少的,口述史资料当“主角”。三是从三个方面甄别口述史资料的真实性：1．选择好事件中有代表性的亲历者和当事人进行口述;2．要与档案文献资料互相对照考证,两者在基本事实上不要互相矛盾;3．对口述不一甚至互相矛盾的口述史资料,要多方考证,慎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