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诗赎帖”——唐代进士科取士标准研究

唐代进士科考试一般分帖经、杂、策间三场,所谓“作诗赎帖”,就是指帖经不及格可以作诗赎救。由於资料缺乏,这一科举场中的变通制度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笔认为,“作诗赎帖”十分典型地反映了唐代科举取士的总体精神和基本倾向,它牵涉到唐代政治、学术、化、社会风尚及士人心态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本拟联系唐代进士科考试场次及内容的发展演变,对“作诗赎帖”这一现象作一初步探讨。     

唐代的“三史”与三史科

本文认为《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列入“三史”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二书自身的质量高下。在唐代的三史中 ,《汉书》的研究风气最盛 ,但《史记》的地位决非“最下” ,而是远高于《后汉书》。在唐初 ,史学与进士科没有直接关系 ,国家因之采取了一系列鼓励进士习史的措施 ,从而有“一史科”的出现。穆宗时终于有了常科“三史科”的设立 ,原属制举的“一史”也变为常举 ,它们既是礼部贡举的科目 ,也是吏部科目选的科目。     

“三史”概念的产生及其内涵在唐代的重塑

“三史”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东汉中后期,以张衡、应奉为代表的士人将《史记》《汉书》及东汉在修国史《汉记》进行整体性考察,推动了“三史”概念的产生。魏晋南北朝时,“三史”出现名实分离：一方面,“三史”概念抽象化、经典化;另一方面,《东观汉记》在“三史”中的地位受到范晔《后汉书》等诸家后汉史书的威胁。唐代,“三史科”的设立最终确定了《后汉书》在“三史”中的地位,“三史”名实再度统一。     

“三史”概念的产生及其内涵在唐代的重塑北大核心CSSCI

“三史”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东汉中后期,以张衡、应奉为代表的士人将《史记》《汉书》及东汉在修国史《汉记》进行整体性考察,推动了“三史”概念的产生。魏晋南北朝时,“三史”出现名实分离:一方面,“三史”概念抽象化、经典化;另一方面,《东观汉记》在“三史”中的地位受到范晔《后汉书》等诸家后汉史书的威胁。唐代,“三史科”的设立最终确定了《后汉书》在“三史”中的地位,“三史”名实再度统一。     

诏策贤良文学制度背景下的“天人三策”

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是汉代学术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件,其时间问题也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争论主要围绕建元元年(前140)、元光元年(前134)和元朔五年(前124)展开。①因诸说都有一些难以克服的矛盾,遂引发了关于"天人三策"真伪的质疑。②然综观以往研究,一个明显的缺憾是诏策贤良文学制度作为董仲舒对策的制度背景,鲜有学者论及。     

唐代“以胖为美”之审美观的考古学观察——以唐代纪年墓所见女性形象为中心

"以胖为美""尚胖"历来被视为唐代的审美风尚,一直影响着人们对唐人审美观的总体认识,此认识虽无大错却有失偏颇。本文在对具有代表性的唐代纪年墓出土的女俑及壁画中的女性形象体态特征分类的基础上,探讨了有唐一代不同时期的审美观及其流变历程。同时,笔者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对唐人审美的标准做了进一步分析,以期达到纠正对"以胖为美"片面认识和误读的目的。     

日本九州大学图书馆藏《梵鱼寺事迹》考述——兼及“三藩之乱”与朝鲜肃宗时期的筑城运动

九州大学图书馆所藏朝鲜王朝刊本《梵鱼寺事迹》,正式名称应该为《梵鱼寺创建事迹》.该书撰写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刊行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是朝鲜王朝后期重要历史人物朴泰淳(号东溪)所作.主要讲述了梵鱼寺创建、兴起的“神迹”故事,并始终贯穿“镇倭”这一主线,这也成为该书内容的一个重要特色.吸收民间文化系统中早已...     

“劳动、资本、权力”三层结构的合理性——兼论与天地人三才之道的比较

唯物史观的社会结构是劳动、资本、权力的三层结构。政治、经济、文化是一个社会的基本内容。劳动是社会存在的唯一基础。而这个三层结构与古代的天地人三才之道具有很强的可比较性。三层结构和三才之道,具有很强的建构和概括能力。这比传统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划分方法要更为清晰,有助于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滕阁一序多疑云 王勃“作年”讼至今——试从“童子”、“终童”与“三尺”等看王勃作《滕王阁序》的确切年龄

唐才子王勃所作《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精美绝伦,文采辉耀古今。然千百年以来,对于王勃作序的年龄却争讼不休。序文中所提及的“童子”“、三尺”等概念极易使人误解王勃当时尚未成年,也就是“十三、四岁”。笔者试图从“童子与终童”、“三尺与职官”“、《滕王阁序》与《上百里昌言疏》等文章的前后相继性”三个角度来考证此序文作于唐高宗上元二年(675),王勃时年26岁。     

战后日本满洲移民“记忆之场”的生成——以20世纪60-70年代原开拓团的建碑、祭奠活动为中心

1945年日本战败至50年代末,满洲移民的自身体验处于失语与沉默的状态。但在60年代,全国满洲开拓纪念碑的建立、《满洲开拓史》的刊行及定期举行的祭奠活动成为想起满洲开拓体验的契机,多元化的满洲个体体验被凝缩为集体记忆,以物质形式变得可视化。这种全国性的活动与仪式,作为一种格式化模式在地方社会的满洲移民相关团体中不断扩散、流通、复制与再生产,促使了满洲开拓的"记忆之场"的形成。     

天津造币三局系列(一)——天津机器局“洋法试造钱样”与英国格林沃铁厂

正历史上,天津城内外有地点不同的三处机器造币厂,分合变迁颇为复杂,其中最被忽略的是天津机器局新购西式造币专用机"洋法试造钱样"之事。1914年(民国三年)《造币总厂报告书》内仅以"机器局亦附铸银元"一语带过,这在中国机器造币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嚆矢,有如船过水无痕。本文谨介绍此"宝津"机造新式方孔制钱的始末及设备供货商英国格林沃铁厂,该处在造币之际官方正式名称是天津机器局,故本文以此名称呼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