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蒙鄂州之役期间的"议和"问题新探

鄂州之役是宋蒙战争中的一次重要战役,对宋蒙双方后来的历史发展有很大影响.忽必烈在蒙哥去世后选择率军进攻鄂州,但遭到南宋顽强抵抗,未能攻克.结合对相关史料的考察,贾似道确曾派人与蒙古进行议和活动,但其目的不在求和而在于打探军事情报.双方进行过几次交涉,但谈判尚未完成,忽必烈就秘密北撤.因此,"鄂州议和"确有其事,并非蒙古方面刻意编造的说法.贾似道出于掩饰鄂州议和而拘禁郝经使团的说法早在元成宗时期就已经基本成形.     

《南京条约》的签订与香港

南京条约︾的签订与香港英国政府凯觎香港由来以久。１８４１年１月,中英广州谈判尚无结果,英方即出兵占领了香港。中方不予认可,广州谈判告停。为了迫使清政府就范,英国政府进一步扩大战争。到１８４２年８月中英在南京重开谈判时,清政府已无讨价还价的资本,割地赔...     

徐树铮与1919年南北议和

1919年南北议和,是北洋军阀同南方军阀勾心斗角、争权夺势的重大举动。此举始终牵掣于北南双方各派系之争。就北方来说,尤其牵掣于直皖之争。直系力借议和排斥皖系,皖系则对议和力图抵制。最后,在南北双方都缺少诚意的情况下,议和破裂。徐树铮是当时纵横捭阖的人物。本文专门研究他与议和的关系,研究他对议和的认识、破     

1945年8月新四军曾准备接管南京……

进入1945年后,日军在华中的战局处于全面的颓势,预感败局已定,新四军则在南京周边地区展开了猛烈的反攻。面对新四军的强大攻势,南京的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提出双方各派代表举行谈判。中共华中局经请示中共中央后决定与日方进行试探性接触,谈判在南京江北的六合竹镇进行。日方代表为宪兵队长立花大尉、天皇侄子原五六六、翻译梅洋,     

周恩来、顾祝同的西安谈判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国共两党就如何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问题,开始派代表进行正式谈判。经过历时半年多艰难曲折的谈判,国共两党最终捐弃前嫌,实现了最大限度的妥协与合作。此文介绍顾祝同与周恩来的西安谈判。１９３７年１月初,国民党多次电邀周恩来去南京谈判。由于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在南京被扣,毛泽东等担心周恩来去南京后会成为张学良第二,因此在１月初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明确指出,“恩来此时绝对不应离开西安”,应该欢迎“张君（张冲）到西安与恩来同志协商”。随后,蒋介石指派于２月９日进驻西安的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     

李鸿章与《中法和约》

中法越南战争以中国“胜仗而签败约”,对法妥协让步而结束。由于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中法议和条约上签字,故人们有“电飞宰相和戎惯”之愤,认为他应对此负责。实际上,中法谈判的关键时刻,清政府与法国都已对李失望,并背着他另开渠道,秘密磋商,直到达成协议后才让他知道。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一直在幕后操纵的海关总税司赫德。     

武汉、贵阳解放的“南京模式”

在许荏华《南京是如何解放的》（以下简称“许文”）一文认为,就南京解放的真实历史而言,它与解放战争时期大城市解放的“天津模式”和“北平模式”有别,前者是打下来的、后者是通过谈判和平解放的,而南京则是“‘里应外合式’的和平解放”。（2009年第五期《炎黄春秋》,第28页）     

马关议和前夜的清政府与列强

1895年2月中旬,中日双方都已决定议和。过了一个月之后两国代表始于3月中旬之末在马关开始谈判。在这一个月之中,清政府主要人员对于割地问題的态度,他们之间的争论和为此而进行的求助强援交涉,列强间分占中国领土的商谈,和日本为避免列强干涉而进行的外交活动,情况复杂而为探讨马关和会和马关条约者所不可不知。今特阐述如下。     

奕劻与庚辛议和北大核心CSSCI

在庚辛议和过程中,奕劻因西人所重而得以与李鸿章同列全权大臣,以宗室懿亲临危受命,驰赴京师,整顿京师秩序,晤商各国公使,筹备议和。在议和交涉中,西人挟势凌压,使全权大臣并无多少斡旋余地。虽然大局难挽,但关系宗社安危,心余力绌的奕劻仍在"惩凶"、"赔款"等条目上有所争取,尤其是在中俄专约问题上,更是力陈己见。纵观奕劻在议和中的表现,虽无可圈可点之处,但也堪称历任其难,始终以维护宗庙社稷、祖宗基业为宗旨。     

金国归宋河南、陕西地的目的新探

宋金战争爆发以来,宋朝统治者一再请求议和,金人一直不许。直至天眷元年(1138年),金人才同意议和,并答应将伪齐刘豫的河南、陕西地归还南宋。金人为什么同意归还宋朝河南、陕西之地呢?当时宋廷上下,议论纷纷,各自从不同角度对此事作出了不同的分析和猜测。有人上书反对议和,认为金国归宋河南、陕西地是“一大饵”,目的是“以钓江南”,     

奕劻与庚辛议和

在庚辛议和过程中,奕劻因西人所重而得以与李鸿章同列全权大臣,以宗室懿亲临危受命,驰赴京师,整顿京师秩序,晤商各国公使,筹备议和。在议和交涉中,西人挟势凌压,使全权大臣并无多少斡旋余地。虽然大局难挽,但关系宗社安危,心余力绌的奕劻仍在"惩凶"、"赔款"等条目上有所争取,尤其是在中俄专约问题上,更是力陈己见。纵观奕劻在议和中的表现,虽无可圈可点之处,但也堪称历任其难,始终以维护宗庙社稷、祖宗基业为宗旨。     

抗战初期的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

抗战初期的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文／王其林抗战爆发后,为适应国共合作的现实,推动国共谈判,１９３７年８月中旬,中共中央在南京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就国共合作的有关问题与国民党进行磋商。到１１月底撤退为止,在短短的三个月里,南京办事处完成了大量党中央赋予的艰...     

四件珍贵文物见证国共南京谈判历史

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阴谋,1946年5月3日,周恩来率领由董必武、李维汉、廖承志、邓颖超等人为主组成的中共代表团来到南京,居住在距国民政府不足百米远的梅园新村,与国民党当局进行和平谈判斗争。由于国民党政府不顾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悍然召开了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和谈的大门最终被国民党政府一手关闭。1947年3月,历时10个月的国共南京谈判最终破裂,中共代表团返回。1954年,在梅园新村旧址筹建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本馆藏有国共南京谈判期间有关文物1000多件,现介绍四件重要文物,以飨读者。     

1949年中美南京谈判内幕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天堑,占领了国民党首都南京。随后不久,中美双方在此开始了不同寻常的谈判。1949年4月24日清晨,金陵古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南京市民蜂拥而出,欢天喜地迎接解放军入城。与此不相协调的是,一辆挂着星条旗的吉普车,也在欢迎的车队中穿行。     

蒋介石与中日三原则谈判

1935年间,中日两国在应对"华北事变"的同时,由最高外交当局进行过关于国家关系之三原则的谈判;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又推动、指导了此次谈判。从1934年10月蒋介石写作《敌乎?友乎?》到1935年10月日本决定"三原则",中国方面首先"以进为退",借广田演说之机,由王宠惠提出了"三原则"而调整中日关系;在华北事变之后,又"以退为进",继续以蒋作宾明确提出对日"三原则"。日本则首先静观而不予回应,在华北事变之后,又开始了外交上的进攻: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三原则",并首先否决中方的"三原则"。中国政府在出师不利、东京谈判失败的情况下,于"五全大会"之后,在此前的"三原则"谈判基础上,在南京主动发起了与日本的调整国交谈判,并再次否决了日本的"广田三原则",使得中日"三原则"谈判无果而终。中日双方在谈判中的主动与被动之不断移位、攻守与进退之互相转换,使得彼此在成败与得失之间各有千秋。但相对于华北的风云诡谲和剑拔弩张,中日在东京、南京的谈判桌上所进行的外交斗争,其对于战前两国关系的能量与效果毕竟有限。     

签约大臣耆英之死

耆英（1790-1858）,满洲正蓝旗人,爱新觉罗氏,字介春,在嘉庆、道光两朝,官运亨通。历任太仆寺少卿、内阁学士、护军统领、户部尚书、吏部尚书。鸦片战争爆发后,耆英调署杭州将军,后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与伊里布同赴浙江与英军议和。1842年,耆英、伊里布与英国代表璞鼎查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签约大臣耆英之死

耆英（1790-1858）,满洲正蓝旗人,爱新觉罗氏,字介春,在嘉庆、道光两朝,官运亨通。历任太仆寺少卿、内阁学士、护军统领、户部尚书、吏部尚书。鸦片战争爆发后,耆英调署杭州将军,后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与伊里布同赴浙江与英军议和。1842年,耆英、伊里布与英国代表璞鼎查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明代晋商与张居正

明代大改革家、内阁大学士张居正主张“厚农资商”,与明代晋商之间有着某些渊源。 张居正与山西籍官僚 山西籍官僚宣大总督王崇古、吏部右侍郎张四维、户部尚书王国光等都与张居正交好,在政治上、经济上互为援手,最突出的是在“隆庆议和”上相互配合,赢得了主动,实现了“隆庆议和”。     

一张周恩来签了名的法币

这是一张珍贵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张国民党统治时发行的、上面有周恩来签名的法币。这张小小的纸币,是1946年国共南京谈判期间周恩来进行统战工作的重要见证。然而,梅园新村纪念馆能征集到它,却纯属偶然。那是1979年春天的一个傍晚,南京梅园新村纪念馆迎来了一位身着军制服的中年军人,只见他走到梅园新村30号院内的石榴树旁,感慨地说:     

私产·市债·工潮——民国时期收回天津比租界的历史考察

天津比租界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唯一一个完全通过谈判收回的租界。该租界设立后,比利时政府并未着意建设,而是将其经营权让与私人公司。1927年比方在中比修约谈判过程中承诺交还该租界,随后的交还谈判却由于比方在"私产"问题上做文章及北京政府的垮台而中辍。南京国民政府与比利时签订平等新约后,中比重开谈判,双方在比租界专管公司资产性质、租界市政债务等方面僵持不下,其间比商天津电车电灯公司工潮的爆发打断了谈判进程。而后,比方在英国的影响下提出以向中方出售地亩的方式偿还市债的方案,最终南京国民政府妥协让步,双方订约。中国收回比租界的交涉过程既反映出比租界特殊的治理模式所引发的连带问题,亦凸显收回租界谈判中诸如私产性质、市债处置及列强在修约问题上互为援引等共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