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民初“蜀学”之流变

中国学术的南北派分,由来已久。民初整理国故运动蔚为风潮,南北学人输入西学时,往往以西方学术分科格义中国学术,近代新学术由此建立。清季民初,复兴蜀学成为川省学人的群体诉求,各派学人以汉宋、今古、经史的不同立场,所建构蜀学系谱因时而异,各有侧重。“好今文家言者”多主张晚近学术当以“东西”代“南北”,以今文学之“理论”整合古文学的“事实”。宋育仁、蒙文通、刘成断等学人批评整理国故运动妄立科目,任意比附,认为复兴蜀学才是学术正途。纵观清季民初“蜀学”的渊源流变,及其与江浙学界的分合,可在科学史观与分科治学之外,探索近代学术转型的新路径,此种尝试或是时下理清中西学术纠结、建立中国学术本位的有效途径。     

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

清代学术, 以江淮为渊薮, 影响及于民国。学海堂时期粤学地位上升, 但南学之于岭南只能言籍贯而不能讲居处。浙人把持北京学术界的情形, 持续到 ３０ 年代。虽然章太炎派代桐城古文家而兴为历史进步,地缘垄断却阻碍了学术的进一步发展。以北大为中心的新文化派成为北学的代表, 与南高学派分庭抗礼。而南北学的对流, 使北大派在与外界冲突激化复杂的同时, 调整自我, 从而形成现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格局。     

学人游幕与晚清汉学

学者在幕府中专门从事学术活动,并形成一种风气,是清代幕府独有现象。各种机缘辐辏之下,汉学在晚清不但没有迅速走向衰落,而且有了新发展,其中学人游幕起了重要作用。道光以降,学人游幕对汉学地域的扩展、汉学人才的增加、汉学研究领域的扩充、大型学术文献的整理编纂、重要学术著作的产生都起了重要作用,从而推动了汉学在晚清的继续发展,有助于中国学术由传统走向现代。     

另眼看名人:胡适与章太炎、黄侃

胡适看章太炎 胡适在美留学期间,花了大量的精力研究中国传统学术.而要研究中国传统学术,就不能绕过国学大师章太炎.事实上,胡适对章太炎的著作也确实下了一番苦功.     

章太炎“征婚”考

章太炎登报"征婚",是近代以来学人和大众所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但学界对此存有巨大的争议,有持肯定态度者,有认为纯属"子虚乌有"之事,也有持阙疑态度者。而肯定章太炎曾登报征婚者,征婚内容又有三个不同的版本。本文通过翻检近代报刊,发现一则《时报》刊登的章太炎拟登报征婚的"北京专电",并且指出这则专电是章太炎征婚广告传闻之源头。笔者通过对章太炎婚姻观的剖析,判断这则专电内容为真。由此断定章太炎征婚的第一个版本,即"一须文理通顺,能作短篇;二须大家闺秀;三须有服从性质不染习气",较为符合历史的事实,因为它折射出章太炎迥异于时流的婚姻观。至于章太炎是否进一步在报上刊登征婚广告,笔者不敢妄断,只有以俟来日新史料的发现,才能彻底厘清这一公案。     

章太炎与清代学术史研究

章太炎是20世纪国内对清代学术史进行系统总结的第一人。在论清初学术时,章太炎彰显民族主义旗帜,以是否具有民族气节为准绳,赞扬王夫之而贬低黄宗羲。对清中期学术,章太炎毁誉参半,反映了他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他还将乾嘉学者划分为吴、皖两派,并旗帜鲜明地扬皖而抑吴。对晚清学术,章太炎贬低魏源、龚自珍等今文经学家,而赞扬俞樾、黄以周、孙诒让等古文经学家,突显了他关于学术与政治的立场。尽管章太炎研究清代学术史也有不足,但他在研究中所持的开拓精神、关注现实及民族命运的情怀,都值得珍视。     

清代北学谱系的建构与完善——以《北学编》《续北学编》为中心的考察

作为明清之际北方学术名家,孙奇逢始终关注家乡河北一地学术的整理与阐扬,在多部著述中有意识地对北学谱系进行建构。魏一鳌秉承师命,编撰《北学编》,首度将北学脉络加以系统梳理。数十载后,直隶籍显宦尹会一接续孙、魏之作,修正学脉,补充人物,完成《续北学编》,终使相对完整的北学谱系趋于定型。几代学人的合力建构,为后世研究北学提供了赖以凭借的范本与依据,亦透露出顺康雍乾四朝学风递嬗之信息。     

“齐物”世界中的学术、道德、风俗与政治——章太炎的“学术”观念及其对中国学术思想史的重释

在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过程中,章太炎是倡导求真求是之现代学术观念的重要人物。然而,他一方面自觉超越了兼知行而言之、以成德经世为旨趣的儒学式学术观念,另一方面又突破了现代学术以真理为职志而独立于致用的教义。章太炎以齐物论为理论根据,重新界定学术、政治、道德、社会之间的分界和关联,给出一套独特的关于社会领域分化的学说。章太炎的思想学说很难用现代与传统、激进或保守的现成框架来认知和解说,那将是对其人其学的极度简化。     

国学狂人黄侃轶事

民国学人中有三个著名的“疯子”,一个是被黄兴称之为“章疯子”的章太炎,一个是刘师培,还有一个就是被称作“黄疯子”的黄侃。有意思的是,这三人不仅都是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师,而且章太炎、刘师培与黄侃还是师生关系。这三人的共同特点是,学问大,脾气怪。其中黄侃的脾气之大、性     

狂生本色：刘文典和他的两位“疯”老师

民国学人中有3个著名的“疯子”，一个是被黄兴称之为章疯子的章太炎，一个是刘师培，还有一个就是被称作黄疯子的黄侃。这3人的共同特点是学问大，脾气怪。     

金毓黻与南北学风的分合

中国近代学术界的学分南北,在后来主流的叙述中,隐然成为新旧的同义词,并有连续的人脉关系,化作成见与心结,继续操控学界的动向。实则南北各有新旧,一般学人也不作此是彼非,壁垒森严的划线。出身北京大学而非新文化派的金毓黻,凭借1920年代下半期尤其是迁都以来的南北学界对流之风,入主南派大本营的中央大学历史学系。因应国内外学风转移,以及个人阅历学识的增长,其观念与人事均主张融会贯通,捐弃各执一偏的极端,回归学术的大道本原。     

章太炎历史观之“新”

晚清国粹派应运而起,成为20世纪初资产阶级史学阵营中一支重要的方面军。国粹派学人以章太炎为代表高举"新史学"旗帜,以传统史学为根基,吸取西方先进文化,构成其资产阶级史学思想"新"的一面。     

值得重新体味的清民之际的"封建"观

清末民初,黄遵宪、梁启超、严复、章太炎、孙中山等先进中国人参考日译新名“封建”,初步形成兼容古义与西义的封建观,用以表述中国、日本、欧洲的相关历史时段,较成功地实现了古今“封建”义的承袭与转换、中西义的对接与涵化。由于尚未能做深入的学术论证,清民之际学人的封建观无力抵御后来兴起的强势的泛化封建观,退隐而去,但其包蕴的合理精义,值得我们重温。     

近代学术史上的胡适与章太炎

胡适与章太炎是我国近代资产阶级学术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代表。章太炎是最早主张用资产阶级价值观整理“国故”,并率先有系统地尝试研究中国学术的学者。他以西方传入的进化论和社会政治学说为武器,以佛教唯识宗为参照,运用传统的考证学方法,对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学术进行认真的研究和评述,堪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学术的先驱。胡适则是在章太炎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整理国故”运动的创导人,是把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和整理推向一个新阶段的后继者。他以杜威实验主义哲学为指导,以     

顾炎武北游事迹发微

在明清之际诸学术大师中,顾炎武的生活经历尤为特异。他从顺治十四年(1657)离家北游,在北方地区活动了二十五年,最后客死于山西曲沃。这种情况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和讨论,主要立论根据是清初潘耒刊刻的《亭林文集》。潘耒在当时刊刻其师顾炎武的著作,有助于顾炎武著作的保存和出版,但因顾忌很多,对原书多有窜改,删节,给后世研究顾炎武造成材料上的缺憾。顾氏北游的若干问题,即因史料有阙,难以进行深入的探讨。五十年代末,顾炎武佚失多年的重要著作《蒋山佣残稿》重新发现,并由中华书局收入《顾亭林诗文集》公诸于世。此书收录了顾炎武的大批书信,其中一部分是首次问世,一部分虽见于潘刻本,但保留了不少为潘刻本所窜改,删节的段落,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从写作时间看,这批书信多写于顾氏北游期间,保存了许多潘刻本所没有的重要内容,为深入研究顾炎武北游的前因后果提供了新的材料。笔者根据是书,辅以其他史料,重新探讨顾炎武北游期间的两个问题。     

灵秀南雁 别有洞天

＂秋色平分南北雁,高风遥接东西林。＂这是中国佛教协会前会长赵朴初先生的一副题联。联中把南北雁荡并称,足见南雁荡的风光。其实,位于平阳县西部,距温州市区70公里的南雁荡开发较早于北雁荡,五代时高僧愿齐就率门徒三百在此开发,唐宗室李皋任温州长史时,曾作《游南雁荡山》诗。《方胜览》载：五代时高僧愿齐＂闻平阳明王峰顶有雁荡,天...     

华山推出7条民俗风情游旅游线路

华山风景名胜区围绕’95中国民俗风情游,突出地域特色,大力开发民俗风情产品,新近推出了7条民俗风情旅游线路。 华山脚下寻根游。华阳古属雍州,而雍梁二州乃是华夏民族的发祥地。据章太炎先生考证,华夏、中华之“华”皆籍华山而得名。华山脚下现有不少大型仰韶文化     

清代经学分派和章梁交谊

梁启超、章太炎论述清代经学流派,以常州今文学派与吴派、皖派并列。章太炎宗古文,与梁启超不同,但双方也有共同点。梁启超、章太炎在1902年论修史,谈学派,互相商榷,因为都想从中国历史中寻找救国之路。即使政见不同,也会"不及择音";即使批判学术,还注意"攻击政党"。1902年以后,随着革命、改良的分野,情况就不同了。     

章门弟子有鸿文——专访著名学者、教育家、书法家姚奠中先生

2006年是民主革命家、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逝世70周年。为纪念章太炎先生,杭州“章太炎纪念馆”和章太炎先生的衣钵传人之一著名学者、教育家、书法家姚奠中先生今秋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了“纪念章太炎先生逝世70周年暨姚奠中书艺研讨会”。同时,山西大学举办了“纪念章太炎先生逝世7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姚奠中艺术馆开馆仪式”和《姚奠中书艺》新编、《奠中讲习文集》首发式。     

“尽书生报国之志”--天地玄黄中的学术坚守

20世纪30至40年代出现了一大批成就卓著的学人,他们肩负着学术报国、救亡的时代责任,以纸笔为武器,并致力于民族精神的传扬和本位文化体系的构建。艰困赋予了时代亲历者、历史观察者更深刻的洞察力,使他们立足于“经世”与“民生”,其作品超越了时代。另外,这一时期的学术发展还存在一系列条件,诸如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动员、学术机构与学人群体的集中、汇通中西的学术环境、出版业的大力撑持,均构成经典产生的依托因素和力量来源。这个过程中体现了战争年代对学人与学术的多重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