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外债政策述评

中国的外债始于清代后期,其渊源可追溯到清代前期广东十三行对外商的借款和“行欠”。据初步统计,鸦片战争以前,除外商贷款外,十三行的行欠共20笔,债务额的1000万两（库平银）,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共举借外债208笔,债将总额达13亿多很两．其中赔款借款或赔款转化为外债（包括庚子赔款）7．9亿两,各种行政借款0．4亿两．镇压起义与革命的借款0．2亿两．实业借款3．7亿两．海防与塞防及抵御外侮的借款0．8亿两。这些“行欠”、外债与清政府的外债政策密切相关。下面拟分三个阶段对清政府的外债政策作一些考察和评论。一、“禁止借领外…     

赋役折银与明代中后期太仆寺的财政收入

明代中后期随着赋役折银制的展开,太仆寺的马户、草场、马匹等马政资源以各种形式逐渐转化成白银,成为其财政收入。作为马政机构的太仆寺因之兼具财政机构之性质。据估算,太仆寺每年的实际财政收入从正德八年的近18万两增至隆庆初年的78万两,隆、万之际降至40余万两,万历三年以后则保持在五六十万两左右;太仆寺的白银存量在嘉、隆之际则高达一千余万两,对当时国家财政影响很大。     

币制借款与银行团的重组——从旧银行团到新银行团

币制改革以及与此相关的币制借款,在清末民初是一个复杂且敏感的问题。1911年4月15日,清政府与美法英德四国银行团签署了《币制实业借款合同》,借款总额为1000万镑,用于改革币制和开发东三省的实业：并规定先行垫款200万镑,100万镑为改革币制之用,另外100万镑为开发满洲之用。实际上在清政府垮台前银行团只为后一目的垫付r40万镑,债券并未发行。     

为还外债发行的昭信股票

我国最早发行的国家公债是清代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发行的昭信股票（实为债券）。 1895年4月,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条约规定中国政府必须分八次向日本赔偿军费2亿两库平银（清末官方的衡量标准银）。面对这个“天文数字”,清朝统治者目瞪口呆。年收入不足8000万两的大清财政已极度困难。为了支付条约中规定的第四期赔款,     

北洋政府与苏联关于退回俄国庚款的交涉

庚子赔款是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之后,俄、英、德、日、美、法等11个国家于1901年9月7日逼迫清政府签订的《辛丑条约》中规定的大宗赔款,总数达4.5亿两,分39年偿付,加上年息4厘,本息共计98200多万两,尚不计地方赔款2000余万两。这是对中国的一次空前勒索;当时清政府年收入才8800余万两,     

袁世凯统治时期的财政

一财政问题,可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历届政府最棘手的问题,袁氏北京政府更不例外。袁世凯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不外是对内大肆搜刮和大借外债两途。自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爬上临时大总统宝座,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以武力摧毁残存的资产阶级民主势力,建立独裁专制的反动统治的目标之上。于是军书旁午,需款浩大。而当时入款之大宗,主要靠奉、直、齐、晋等省之盐税,部辖之常税及其杂款,尚不敷政费之需(约400余万两)。南方各省仍在国民党人的控制之下,在袁世凯武力未达之前,不仅解款无望,连中央专款都被截留。是年应付之赔款,仍未照偿,而各省应还之外债,逾期未偿者,积欠累累。计赔款一项,本年结欠200万镑,而洋款之过期及届期者,共590余万镑。各省历欠外债,又287万镑,共欠1100百万镑之多,约折1,265万元,8,700余万两。     

晚清郑工借款考论

郑工借款是清政府早期实业性借款之一。1887年,清政府为修堵黄河决口,在户部财用匮乏、各省协款不济的情况下,为应急需向英国汇丰银行筹借行平银100万两,是为第一次郑工借款;次年因用款不敷,再向汇丰银行筹借库平银100万两,即第二次郑工借款。两次郑工借款的举借过程,反映了清政府对外债作用的认识逐渐由军事领域向非军事领域延伸,表明其外债观念正发生着与前不同的变化。     

关于币制实业借款第一次垫款交付日期的考订

1911年4月15日清政府与美英德法四国银行团签订的《币制实业借款合同》第八款第四条载明:在合同签押后,银行团可应靖政府要求,备款一百万英镑为东三省之用,“由度支部出单,或全数提用、或分次提用”。清政府于5月6日请求银行团先垫款四十万镑,以应东三省防疫及办若干工农事业之急需。不久,银行团便根据这一申请将这笔款子垫付给清政府。     

庚子赔款与山西大学堂

为了应对义和团事件,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华北。1901年9月,清政府与八国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辛丑条约》议定,清政府赔偿俄、德、法、英、美、日、意、奥八国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国＂军费、损失费4亿5000万两白银,是为“庚子赔款”。     

清末地方财政靠鸦片

1908年,四川的支柱产业“鸦片”大丰收,产值高达3500万两。其中2300万两,完全依靠省内就地销售,这极大地拉动了内需。这一产值,甚至超过了当年中央财政的收入。当年,大清国年度财政总收入突破2亿两白银,创历史之最。但是,中央财政只掌握区区2400万两,不足12％。     

首都监狱

首都监狱,俗称为“老虎桥监狱”,位于老虎桥32号,1999年拆除。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拔银10万两,由江宁府在南京大石桥东购地65亩,参照国内外监狱和习艺所的规模兴建“江宁罪犯习艺所”,光绪三十三年竣工,可容纳犯人500名,专门收容江宁府定罪的犯人。清朝宣统元年(1909年),改名为“江南模范监     

晚清中央专项铁路经费探析

1888~1889年,清政府内部针对津通铁路的论争,促发了修筑芦汉铁路的提议,并确立了"定计兴办"铁路的国家政策,进而使中央专项铁路经费得以出台。1890年,该经费被用于筹办炼钢制轨等事宜。自1891年始,专项经费转而用于关东铁路的建设。直到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议定自1895年起将该经费用于军需,不再用于铁路建设。从专项经费的财政运作与税源分析,专项铁路经费每年划分为120万两的部款与80万两的外省解款。其中,地丁、盐课等传统的税项与厘金、洋税等新增税收并存,特别是厘金占据了重要角色。同时,外省解款中也隐现中央与外省之间针对税源掌控的较力。在晚清铁路建设的筹资阶段,中央专项铁路经费作为清政府"权自我操"的投资性支出项目,具有重要意义。     

晚清中央集权体制变化原因再析

一、中央财政集权系统的瓦解“经济条件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的发展”。在我们探索晚清中央集权变化的脉络中,首先应考察它的财政系统。清代的财政税收在咸丰朝以前主要有四:一地丁、二钱漕、三关税、四盐课。四项中以地丁收入为最多,约占全部岁收的三分之二。大部分财政仰给于地丁的结果,使清政府岁收失去了应有的扩张性,因为地丁(包括漕粮)受清廷永不加赋的法律限制,其他关税,盐课又向有定额,不能随意加税,故这种缺乏弹性的税收包征制,导致清代财政系统应变能力极差。遇有大事,清政府解决问题的办法,主要是靠平时贮积的岁余和临时推广捐纳。可是到咸丰初元,这两种办法几乎完全失去效用。就库存而言,截至道光三十年十月三十日(1850. 12.3),户部银库实存现银只有187万两,即使把已拨未解和起解在途的银225万余两加在一起,也不过412万余两。这点库存仅相当于康熙四十八年库存的8％;雍正朝年平均库存的6.7％;     

道光“八年五”、“八年十”红钱及版别

道光初年,即鸦片战争前夕,清政府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财政状况亦大不如以前。为解决财政经济的失衡,清政府采取了增值平钱,用扩张面值来增加收入,道光“八年五”、“八年十”增值钱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     

国民政府铁路外债整理述略

引言利用外资进行铁路建设,在中国由来已久。溯自光绪二十三年(1897),清政府与比利时签定“卢汉铁路借款合同”肇始,旧中国的一部铁路兴亡史,不啻一部铁路外债史。国民政府建立后,由于国力艰窘,财政支绌,截止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末,中国所欠铁路外债总额为英镑53827432镑,折合美金265089391元。各铁路建筑而发行的铁路债票基本愆期并停止本息。巨额的债款,陈陈相因,象希腊神话中奥吉亚斯的牛圈。而铁路外债如果不加整理,各国对华铁路将不再投资,因此,铁路外债遂成为中国铁路发展的致命障碍。     

为还外债发行的昭信股票

<正>我国最早发行的国家公债是清代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发行的昭信股票(实为债券)。1895年4月,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条约规定中国政府必须分八次向日本赔偿军费2亿两库平银(清末官方的衡量标准银)。面对这个"天文数字",清朝统治者目瞪口呆。年收入不足8000万两的大清财政已极度困难。为了支付条约中规定的第四期赔款,挽救濒临绝境的财政,大小官员们苦思冥想着。有个名叫黄思永的官员上书光绪帝,建议学习外国的公债制度,在国内发行"自强股票"(公债),筹     

赔款逼出的经济改革

甲午战争不仅粉碎了大清“天朝上国”的迷梦,也将清政府中lit纪式的财政推向崩溃。为了“活下去”,清廷无奈之下开始改革自身财政、经济体制,松动了对民间工商业的管制。获得了生存空间的民间资本力量进发出了巨大的活力,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的财富,清政府也因此得到更多的财政收入,从而又苟延残喘十六年之久。中国经济从这里步履蹒跚地走向近代化之路……     

1904年第二次英国侵藏战争的赔款问题

1904年侵藏战争中,英军强迫西藏地方政府签订所谓“条约”,要求赔款750万卢比作为“惩罚”。为避免赔款超出西藏地方的承受范围,致使对方消极应对,同时也为了避免英军长久地驻扎西藏,导致英俄在该地区争端升级,英国内阁从国际形势出发,将赔款总额降低至250万卢比。清政府为了彰显对西藏主权,积极向英方直接交款。尽管直接交款的形式遭拒,但清政府利用江海关关税,转手西藏地方政府,在两年半付清全款,合计上海规银122.6万两,促成英军撤离,保留了对藏主权阐释的主动权。     

咸丰票钞在江苏地区发行始末

一、户部官票与大清宝钞在各地的发行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财政日益窘迫,加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清政府为镇压农民运动耗费甚巨。咸丰年间,“度支告匮,筹划维艰”,清政府不得不行钞以解眉急。咸丰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上谕:“著即照所请定为官票名目,先于京师行用,俟流通渐广,再行颁发各省一律遵办。”①五月初二,首先在京师发行户部官票,分壹两、伍两、拾两和伍拾两四种面额,嗣后为便畸零搭放之用,增制叁两面额。咸丰三年七月初三,户部折:“臣等窃计军兴以来,各省移缓救急,悉索不遗,封储之款一空,征借之难数倍,不特部库时时支绌,…     

邓小平与成渝铁路建设

<正>1904年,清政府就开始筹建成渝铁路,以筑路为名强行集股,搜刮民间白银1670多万两,这些资金被腐败的清政府挪作他用,甚至被贪官污吏装入私囊,成渝铁路最终没有建成。从历任军阀到国民党政府,只完成了14%的工程量,而且没有铺一根钢轨。新中国成立后,成渝铁路建设得到重新启动,从1950年6月开工至1952年7月完工,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