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与反思：20世纪30年代初陕西乡村社会的防疫

20世纪30年代初,陕西各地相继爆发大规模的鼠疫及霍乱,乡村受灾尤甚。但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城市,对疫情之中陕西乡村的研究尚不充分。本文聚焦于该时期陕西乡村防疫中政府、社会及民众的应对之策,并对其中表现出的政府动员乏力、公共卫生体系缺位、医药储备匮乏、社会救济力量薄弱、乡民意识落后等缺陷进行反思。陕西乡村地带的防疫历史昭示后人,疫情之下完善的防疫体系比单纯的医疗救治更为重要。而构建完善的防疫体系则需在政府主导之下,整合医疗资源、社会力量与个人的全方位工作。     

1910—1911年的东北大鼠疫及朝野应对措施

1910—1911年发生在中国东北的鼠疫,给中国北方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灾难。面对灾难,清政府及各地方当局、士绅已充分认识到“防则生不防则死”的道理,积极采取各种防疫应对措施,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组建各级防疫组织,颁布各种防疫法规,推行火葬,制定严格的疫情报告制度和查验隔离制度,加强与世界各国的防疫合作,召开国际防疫研究会等。舆论界也积极进行防疫宣传,民间人士还积极筹措防疫款项。这些应对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地避免了鼠疫灾难的进一步蔓延。     

1910—1911年的东北大鼠疫及朝野应对措施

1910—1911年发生在中国东北的鼠疫,给中国北方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灾难。面对灾难,清政府及各地方当局、士绅已充分认识到“防则生不防则死”的道理,积极采取各种防疫应对措施,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组建各级防疫组织,颁布各种防疫法规,推行火葬,制定严格的疫情报告制度和查验隔离制度,加强与世界各国的防疫合作,召开国际防疫研究会等。舆论界也积极进行防疫宣传,民间人士还积极筹措防疫款项。这些应对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地避免了鼠疫灾难的进一步蔓延。     

伍连德的三部传世经典

<正>伍连德(1879～1960),其人哈埠民众并不陌生。上世纪初,东三省肺鼠疫大流行,举世震惊。伍连德临危受命,清政府外务部委派其为"东三省防疫总医官",带领助手赶赴疫区中心哈尔滨,组织领导扑灭     

清末东三省鼠疫危机与清政府的外交应对

1910-1911年东三省鼠疫引发俄日势力干涉,俄日大肆宣扬中国无力防疫应免除在东北主权,并干涉中国防疫,清政府紧抓防疫主权,并借他国势力以制衡俄日,后自主召开万国鼠疫大会,较为圆满地解决了此次鼠疫引发的主权危机。     

府院之争与1918年西北鼠疫防控

学界对北洋政府在1917—1918年鼠疫防控中的制度建设和山西阎锡山高效防疫动员给予很高评价。但由于对北洋政府应对疫情政治背景和实践逻辑缺乏整体把握,依然解释不清为何这次鼠疫最终仍演变成一场全国性重大疫情。实则,根本原因在于府院之争搅乱了防疫布局。丰镇骚动爆发后,丰镇防疫由何守仁负责,而伍连德则从丰镇调往绥远。但因伍连德并未接受这个安排,北洋政府又不得不增派全绍清到绥远防疫。直到2月中旬全绍清抵达绥远,北洋政府才开始从源头实施疫情防控。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府院之争与西北鼠疫防控之间的复杂关系。     

伍连德家事

<正>伍连德,公共卫生学家,检疫、防疫事业的先驱,成功控制了20世纪初发生在东三省的肺鼠疫的肆虐传播,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为后来哈尔滨乃至全国的防疫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他     

近代中国的防疫、验疫与治疫

由于战争、自然灾害和医疗卫生条件落后,天花,霍乱、肺疫、伤寒、白喉、鼠疫、疟疾、猩红热等疫灾,都曾在中国近代史上发生过,死伤无数,损失惨重。为此,从政府到民间都曾采取过诸多措施防疫、验疫和治疫。     

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1940—1941年工作报告

为加强战时军民防疫合作,1940年5月,卫生署召开全国防疫会议,决定由卫生署、军医署、后方勤务部卫生处、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总队部四个机关联合组织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负责办理疫情传递、防疫设计及实地指导事项。该报告反映了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成立两年以来的工作状况,记录了日军飞机在湖南常德、浙江衢县等地投掷带菌物品散布鼠疫杆菌的情况,及该处采取的一系列应对措施,对研究抗战时期卫生防疫情形、揭露日本细菌战之暴行颇具史料价值。     

民国时期上海传染病防治的社会环境

民国时期面对各种传染病流行带来的危害,上海地区的社会力量作出了积极的反应,承担起了向民众宣传传染病防治的有关知识和督促官方实施防疫的责任,形成了近代上海传染病防治特殊的社会环境,推动和促进了上海公共卫生体系发展进程,反映了民国时期上海公共卫生建设的状况。     

“伍氏口罩”的由来

在20世纪初,种类繁多的呼吸器是隔绝鼠疫传染重要的医用个人防护装备。其中形如颌骨绷带的纱布呼吸器,本由哈尔滨的中国医师集体发明,然而在1911年的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上,由于西方医师的推动,这款呼吸器不仅被重新命名为"奉天口罩",且被当作他们的最新成果。20世纪20年代,伍连德成为国际鼠疫研究的权威,他通过实验验证"奉天口罩"的防疫能力,进而提出"奉天口罩"为他的发明,"伍氏口罩"的说法由此诞生。     

伍连德1910-1911年在东北防疫中任职“全权总医官”考北大核心CSSCI

在1910-1911年东北鼠疫中,哈尔滨是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和传播中心,中俄在此围绕防疫的交涉也不断升级。为化解危机,外务部派伍连德等医学专家到哈尔滨调查疫情并协助防疫。在疫情不断蔓延和俄方越俎代庖的双重压力下,经外务部和东北地方政府反复折冲,伍连德始被任命为"哈尔滨防疫局全权总医官";又历经法、英医生争权风波后,伍连德获得中国各级政府一致支持,领导哈尔滨防疫局制定和实施了诸如断绝交通、焚烧尸棺及染疫房屋、隔离检验等防疫措施。哈尔滨"全权总医官"的授予和具体职责的行使,是一个交织着中外各方、中央和地方、中西医学,以及官、绅、医之间的矛盾、妥协与合作的复杂过程,也呈现出清末东北地区在传染病冲击下的复杂历史面相。     

日本发现细菌战新资料的主要内容、史料价值及其意义

1940年6月,在今吉林省农安、大赉地区突然流行鼠疫,造成数千人死亡,随之,鼠疫蔓延周边各地,甚至波及当时的伪满首都新京（长春）。战后,经过中日学者的调查、研究和分析,一致推测农安等地发生的鼠疫绝非自然流行,而是属于人为所致。但是,由于日方严密封锁有关细菌战的所有资料,证实农安鼠疫流行人为原因的第一手资料始终没有发现,所以,在中日学者的著述中,涉及农安鼠疫人为原因时只能用“推测”、“推断”等词句来处理。2011年10月,日本《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1部）等资料的发现,使这一“推测”成为了铁一般的事实。本文将介绍该资料的主要内容及价值意义。     

近代福建鼠疫的传播与社会影响

鼠疫是近代福建的主要传染病,它在福建的传播有其明显的地域特色。鼠疫导致了福建人口锐减,严重破坏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影响了社会的稳定,给民众心理留下了难以抚平的创伤。关注这段灾难史,有助于加强对鼠疫等公众传染病的防范意识。     

伍连德简介

伍连德博士（1879－1960）是中国近现代医学先驱、著名公共卫生学家、医学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卫生保健事业的开拓者、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伍连德是英国剑桥大学第一位获得医学博士的中国人,1907年受聘回网任职,1910年东北鼠疫大流行时被清政府任命为全权防疫总医官,他不畏艰险,采取多种科学的防治办法,仅用4个月时间就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使人类又一次免遭疫病浩劫,被世人誉为“鼠疫斗士”。     

战后之疫：1944--1947年滇西鼠疫研究

1944—1947年滇西鼠疫之流行,在当时被认为源于缅甸境内,或源于日军的细菌战。但1940年代公共卫生调查的证据并不能支撑这一结论,而1950年代的疫情调查,也没有认同这一说法。在1950年代中期鼠疫自然疫源地理论形成之前,人们对于一个地区鼠疫疫情的寂灭与复活,相当不解,遂将鼠疫疫情归咎为境外缅甸或日军散布的细菌。当时的调查员,为了使其调查符合这一预设的主题,不惜强解调查资料。这一研究中的缺失,为近年来鼠疫史研究中民族主义思潮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护佑一方”:陕西蒲城县尧山圣母的信仰分析

中国民间女神信仰由来已久,本文以陕西蒲城县尧山圣母为个案,探讨了尧山圣母在民众视野中的女性形象、官方和民众的崇祀原因,以及信仰功能分析。     

伍连德科学防疫思想及其实践

20世纪初,世界名的“鼠疫斗士”伍连德博士,以他广博的知识、敏锐的观察力、强烈的事业心和组织才能,将科学的卫生防疫思想引入中国,为中国医学防疫事业作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     

民国时期的国家防疫机构——中央防疫处

民国时期 ,最早由中央政府设立的防疫机构首推中央防疫处 ,它因疫病频发而产生 ,是民国时期主要的传染病研究和生物制品生产机构。在军阀混战和日寇入侵的情况下 ,被迫辗转迁徙 ,前后经历了坎坷的 3 0年。通过中央防疫处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 ,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状况 ,以及旧中国社会政治混乱、经济文化落后对卫生防疫事业有着怎样的影响。成立缘起自古以来 ,我国就一直受到各种传染病的侵袭 ,伴随着痛苦与恐慌 ,千百万人被夺去了生命。 1 91 0年 1 0月 ,东北爆发了上世纪我国最大的一次鼠疫流行 ,疫情沿铁路很快蔓延至直隶…     

1911哈尔滨焚化鼠疫尸体

鼠疫是一种古老的自然疫源性疾病,与我国东北边境毗邻的外贝加尔地区是世界著名的鼠疫自然疫源地之一,1860年代以来,50年间有记载的鼠疫爆发达60余次,所幸广阔的草原人烟稀少,未造成大规模流行。1910年夏季此地又发生零星鼠疫,9、10月间沿西伯利亚铁路（中国境内称东清铁路）传入我国境内满洲里,史称“东三省第一次肺鼠疫大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