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文艺复兴对神学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

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社会背景．使得西欧文艺复兴在利用古典文化资源的同时,对基督教神学文化传统也进行了批判继承。人文主义者以“借神颂人”的形式。借助“上帝”的权威来否定教会的“原罪”说,颂扬个人的自由、尊严与世俗欲望,促激起人文主义启蒙思想的诞生．也使得这一思想必然要打上神学传统的烙印。人文主义者还将自由平等的精神贯穿于学术活动之中．对基督教原典《圣经》及其它教会文件进行重新的翻译与考订,由此而产生了著名的“圣经人文主义”学派。促进了反教廷神权的宗教思想的勃发。文艺复兴对神学文化的批判、选择与吸收,有力地显示了文化创新与文化传统关系的客观历史规律。     

中世纪西欧教会法对教会与国家关系的理解和规范

本文依据中世纪西欧《教会法大全》讨论当时教会与国家的关系。中世纪的教会法学家和教皇们有一种二元论的政治理论 ,认为世俗政权和以教皇为首的教会领导机构应该有各自不同的势力范围 ,前者负责国家的治理 ,后者负责宗教事务。他们以为这一理论有利于教会和国家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为了划分清楚教会和国家的权威范围 ,教会法学家把教会法界定为独立的法律体系。在复杂的现实政治中 ,对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做这种区分是极为困难的。     

美国政教分离述论

美国世俗政府与宗教教会之间的关系是异常复杂的。从宗教对人们精神生活的影响来看,政府与教会之间的关系如何呢？美国民众间存在着３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宗教的利益应大于世俗的利益,宗教的精神作用影响着世俗政策的制定。另一种观点认为,政府不仅可以不考虑宗教的...     

论教会在文艺复兴运动中的反常现象及其原因

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作为运动反对的教会有悖常理给人文主义者的文化活动提供了资金、资料与展示场所。这种反常现象的出现主要是由于教会为了挽救本身衰落的需要,也是教会与人文主义者之间复杂关系决定的。当然,对教会在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作用不宜夸大。     

文艺复兴时期罗马教皇和人文主义者呈现复杂关系的原因分析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和罗马教皇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既有对立,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呈现错综复杂的关系。教皇和人文主义者之间关系复杂的原因,除了教皇本身对古典文化的兴趣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一时期教权的衰落以及当时整个教士阶层的世俗化,是教皇大力招揽人文主义者的重要原因。而人文主义者暧昧的宗教态度以及教皇给人文主义者提供的圣职和优厚俸禄,又使人文主义者志愿为教皇服务。     

试论王韬的基督教信仰

王韬与来华传教士、教会以及基督教之间的关系,时间上以1850年代为中心,尤其集中在1854—1857年期间,并以麦都思的去世为时间与信仰上的一个转折点。此间王韬不仅接替其父王昌桂协助麦都思等完成《圣经》翻译,而且还近于重新改写翻译了《宗主诗篇》,积极参与宣教站宣教材料的编写及传播事务,同时还向麦都思提交了一份与自己受洗相关的申请书,王韬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至此亦达到顶点。但即便如此,撇开当时的社会文化因素,王韬的不断被自我强化的中国文化立场、世俗与知识理性、比较宗教意识、根深蒂固的文人情怀与生活习气,让他始终陷入到基督教信仰与非基督教信仰的夹缝之间,并最终让他完成了一个晚清民间文人信仰追求、怀疑与自我放逐的思想人生之路。     

民国时期基督教仪礼中国化改革的尝试

民国时期,基督宗教为寻求在中国的发展,在进行内在学理探讨的同时,还尝试进行具体的宗教礼仪中国化改革。他们研究和借鉴中国的风土习俗,创立新的教会礼仪,探索新的宗教活动方式,以便营造一种表里如一的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氛围。王治心在谈到基督教时说：“本色教会第一紧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利用固有的民情风俗,而创立融洽无间的中华教会,使中华人民不会发生什么反应。这是本色教会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是近今教会所十分注重的一点。”为此,他们积极研究斟比中国民俗习惯与基督宗教仪礼的异同,尽可能使基督宗教礼仪中国化。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赫尔墨斯主义解析

赫尔墨斯主义源于古埃及的透特崇拜与古希腊的赫尔墨斯崇拜的杂糅与融合,其教义包含了古埃及、古希腊、犹太教及诺斯替主义的因素。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出于时代的需要,对赫尔墨斯主义做出了独特的阐释。他们在理论上把赫尔墨斯主义塑造成了古代智慧的代表,认为其中包含着人类社会最为原初的智慧,纯洁宗教、证明基督教的真理以及赞同和实现"人的尊严"的因素。赫尔墨斯的这一形象是文艺复兴"复古运动"的延续和结果,更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之下,人文主义者试图解决意大利面临的社会问题、重构基督教信仰而进行的一种积极和深刻的思考。此外,它还与当代学者的学术构建有着紧密的联系。     

中古教廷财政收入动态考察

中世纪教皇的财政来源由属世与属灵两种收入构成。前者是教皇担当世俗封建宗主而获得的收入 ,主要反映教皇与教皇国的财政关系 ;后者是教皇充当天主教世界首脑而获得的收入 ,反映教皇与西欧各国教会的财政关系。通过对两种财源不同时期在教廷总收入中所占比重的量化分析 ,证明以教会大分裂为界 ,教皇的财源发生了从依赖于属灵收入到属世收入的转变。教廷属灵财权的萎缩为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与宗教的改革铺平了道路     

黑死病期间西欧的鞭笞者运动(1348—1349)

黑死病流行于西欧期间,鞭笞者运动兴盛一时。这一运动是在千禧年主义末世观的神学预设下,通过自我鞭笞来获得拯救的集体行为。在瘟疫肆虐的危机年代,鞭笞者与教会之间形成了互有分歧又彼此依存的关系。但随着运动的发展,鞭笞者反教会的色彩渐趋浓厚;更重要的是,因为瘟疫发作的时段性,以及鞭笞者宗教主张和实践效果的局限性,鞭笞者的追随者开始分化并减少。这便为教会排斥鞭笞者创造了条件。同时,鞭笞者的组织方式及其屠杀犹太人等过激行为,也对社会秩序造成了损害,从而招致了世俗政权的抵制。这样,鞭笞者运动成为众矢之的,衰退不可避免。这一运动是中世纪西欧社会 "小传统"的一种体现。以大、小传统关系变迁为视角,可以让我们更为全面地认识中世纪西欧的信仰世界。     

罗伊希林事件与16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犹太问题”

罗伊希林事件是16世纪发生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关于是否没收或焚烧犹太书籍的争论及其引发的一系列反应的总称。从16世纪起,学者们就围绕这次事件的性质是犹太问题,还是人文主义—经院哲学之争,亦或是宗教改革的先声展开了一场百年学讼。事件由犹太书籍之争而起,凸显了16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犹太问题。此时的犹太问题涉及犹太人、犹太教与犹太书籍3个层面。对这3个层面犹太问题的分析是解决这场学讼的关键。以此为视角,罗伊希林事件实质上涉及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问题;涉及人文主义者的教会改革理想即校勘《圣经》、纯洁宗教,在教会之外寻求新的救赎方式,建立更为包容的基督教信仰体系;涉及人文主义者对教会改革方向认知的分歧及其对教会分裂的忧虑。     

“平等”口号下的不公——论《十日谈》中的双重评判标准

作为体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精神的代表性著作,《十日谈》所提倡的平等历来为研究者们所赞颂。笔者从《十日谈》对佛罗伦萨社会的反映,特别是对宗教生活中的教会人员形象塑造进行分析并与其他世俗人物塑造进行对比,认为《十日谈》所提倡的平等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平等而是根据对象身份不同而采用了双重评判标准。     

当茶园遇见葡萄园

<正>葡萄酒与葡萄园之于欧洲文化,具有非凡的意义。中世纪以来,修道院利用世俗王公赠与的土地,精心地种植葡萄,酿造风味不同的葡萄酒,用美酒来回馈王公贵族对于宗教的奉献。借助于香醇的葡萄酒,宗教界与世俗权力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他们在物质与精神层面各展所长,相互支持,共同酿造了欧洲文化千年以来的独特"风土"。于是在欧洲大地上,近年来多处葡萄园类型的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体现了葡萄园在欧洲宗教、文化中的重要角色。     

试析中世纪西欧教皇专制统治的确立

中世纪对于西欧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封建政权与教权的依存和斗争是这一历史时期的主线。罗马城内的教会是西欧天主教的精神统治中心,教皇是其中的首脑。当教会的势力发展到鼎盛时期,教皇则拥有了无可比拟的权力,并将权力延伸到了世俗领域,权势超过了世俗君主。从十一世纪末到十三世纪末,教权超越了西欧各国的王权,不管是在精神领域还是在世俗领域都可以与世俗王权相抗衡。     

战争、医院与外交:全面抗战之初的教会医院(1937—1938)

全面抗战爆发之初,教会医院处于"非军事的、中立的、第三国的机构"的地位,其处境与遭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欧美国家与日本在远东的外交关系。教会医院虽遭到日军完全无视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的轰炸、占据、劫掠等侵害,但从宗教与世俗的目的出发,继续在华开展工作,积极从事战时医疗救助等活动。欧美各国为保护教会医院虽与日本进行了交涉,但在其整体对日妥协的政策下,这些交涉显得较为软弱,没有取得应有效果。日本虽然声称保护各国在华利益,但对教会医院的侵害一直没有停止。这一切不仅是日本侵华战争的产物,也是欧美国家远东政策的必然结果。     

唐宋敦煌民生宗教与政治行为关系研究

宗教信仰与政治事件、政治人物、政治制度、政府运作以及民众回应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领域。但是迄今为止,唐宋时期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制度型宗教”,而在“民生宗教”方面几乎付诸阙如。本文以敦煌文献为核心史料,对归义军时代敦煌世俗政权与民生宗教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试图通过二者内涵丰富的个案研究,来揭橥作为意识形态和社会行动的基石的信仰在“中央”政权、地方社会、利益集团、精英阶层、民间权威和普罗大众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在这种多重“张力”的作用下,所呈现的不同利益共同体为维系各自权益或争夺资源,而达成妥协或激烈角逐的斑斓图景。     

“主体权利”文本解读及其对西欧史研究的意义——阿贝拉尔与爱洛伊丝情感悲剧的个案探析

阿贝拉尔与爱洛伊丝是法国 1 2世纪的著名知识分子 ,在 1 2世纪基督教禁欲主义思想与情爱自由的人性主义思潮的斗争中 ,他们深陷禁欲主义的桎梏和人性本能的纠葛中难以自拔。他们的情感悲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基督教在欧洲社会中的支配地位得到确立和巩固并使哲学和一切意识形态成为神学附庸的事实 ,当时的教会控制着人们的精神生活 ,压抑人性的解放 ,制约着世俗生活和世俗文化的发展 ,由此也揭示了基督教禁欲主义对欧洲社会的深刻影响。     

论1843年卫斯理循道案联合教会的建立

1843年建立的卫斯理循道宗联合教会是从美国循道宗教派中分离出来的废奴社团。循道宗教会内部的废奴主义者因激烈的反奴隶制言辞和行动被官方教会所排斥,官方教会经常阻止他们的活动或禁止其公开出版著作,迫使教会内的废奴主义者从作为内战前美国新教的第一大教派美国循道宗中分离出来,建立独立的教会。本文从卫斯理循道宗联合教会分离的原因、过程和影响三方面来分析。卫斯理循道宗联合教会的建立是美国循道宗内废奴主义者抗议循道宗主教制教会与美国奴隶制体系和解的产物。该社团也树立了一面美国循道宗坚定的反奴隶制旗帜。     

十六世纪英国“王权至尊”的确立与教皇权的衰落

“王权至尊”的确立是英国16世纪宗教改革的核心事件。它的确立直接导致“教皇权至尊”原则的衰落,削弱了教皇和教会管理社会和宗教事务的功能。在“王权至尊”确立后,英国16世纪僧俗两界的权力体系得以重组,宗教改革演变为政治变革。“王权至尊”由亨利八世创立,确立了王权在宗教和世俗世界独一无二的统治地位。“国王在议会中”使国王拥有了立法权。国王可以联手世俗立法机构直接面对教职会议并使其职能削弱,最终一身二任的国王实现了对教会的直接管理。但“王权至尊”的确立并非终局,质疑其合法性的声音从未停歇,膨胀的王权最终还得面临进一步的“被革命”。     

游走在世俗和神圣之间——唐五代宋初敦煌命算信仰与佛道关系研究

晚唐五代敦煌佛教的世俗化问题近年来为学界所普遍关注,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以占卜术数为切入点,通过观察世俗信仰与佛教的互动关系、借以审视敦煌佛教的世俗特征,可以说是拓展敦煌佛教世俗化研究的一条重要学术思路。抄写于唐五代宋初的敦煌占卜文书,据黄正建先生统计大约有274件左右,内容丰富多样,是研究占卜、佛教关系的重要资料。但在敦煌占卜文书研究历程中,长期存在某种理念偏差：已有研究往往站在各自的学术立场来定性敦煌占卜文书,过于强调其宗教归属的的单一性,缺乏对文书中多重宗教因子的细致分析,从而不能再现世俗信仰与道教、佛教等宗教在中国古代及敦煌地区长期并存融通的历史事实。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笔者曾在对敦煌写本宅经的研究中从多个角度讨论了唐五代敦煌占卜与佛教、道教的关系。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展示敦煌各宗教因子在大时段中（唐五代宋初）混通性的同时,却忽视了它们各自在吐蕃占领前后存在状态的升降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