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与冲突: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对华物资禁运述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联合国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对战争受灾国进行善后救济。但是中国的善后救济却面临重重困难,如何有效地将联总物资进行储运和分配,行总和联总有许多截然不同的设计和规划。二者之间存在的矛盾与摩擦,不可避免地导致了1946年联总对华物资禁运事件。     

《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

正本书口述者李敦白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美籍中共党员,1921年出生于美国南卡州一个律师家庭,大学期间加入美国共产党,1942年应征入伍,1945年9月作为美军士兵到昆明。1946年退伍后,先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分署工作,旋至张家口参加中国革命,经李先念、王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新华社从事英语广播工作,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结下不解之缘。1949年李敦白因"斯特朗间谍案"入狱,1955年出狱后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李敦白在中国的政治     

民国时期安徽的灾荒与应对

民国时期,安徽省各种灾荒频频发生,呈现出无年不灾、多灾并发,灾荒种类多、以水旱蝗灾为主,灾害群发期现象突出,有灾必有荒,灾荒损失惨重以及天灾与人祸相互交织等特点。灾荒对安徽经济、社会以及人口造成了严重影响。面对严重灾荒,政府和民间组织通力合作,互补短长,在灾荒的应对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1931年皖北赈务舞弊案

1931年的大水灾,在民国灾荒史上堪属空前绝后,计全国被灾区域遍及16个省区,灾民约7000万人之多.为救济这次水灾,国民政府特设救济水灾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府救灾会),并与美国洽商,借得美麦45万吨,用作救济全国灾民的主要物资.     

试论国共内战背景下的解放区战后善后救济

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推动下,国民政府成立了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专门从事战后中国的善后救济工作。历经国共两党从和平谈判走向全面内战的巨大政治军事转折,行总善后救济活动随即卷入了激烈的国共冲突之中。在国共内战的背景下,善后救济工作艰难运作,国共双方围绕善后救济物资分配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与冲突。     

河南省战时损失调查报告

Ⅰ绪言自二十七年起豫省即一部沦入敌手,近年来旱灾、蝗灾、匪灾及黄河泛滥等灾相继而至,迄三十四年秋季止,全省一百一十县中儿无一县未受敌寇侵扰,尤以二十七年之黄泛与三十一年之旱灾,全省被淹毙饿死者几达三百万人,其灾祸之重,实为全国所罕有。本署召[有]鉴及此,爰于三十四年十一月九日由调查处派敬之会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顾问穆懿尔(Reymond.T.Mayer)与专员班乃尔(Mildred Bonnell)二氏暨农林部代表王绶由渝经陕赴豫实地视察该省战时农业损害概况,但实际调查时除着重搜集农业资料外,关于难民、医药卫     

善后救济总署晋绥察分署救济活动述论——以山西为中心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山西作为遭受侵略的省份之一,损失尤为严重。抗战胜利后,晋绥察善后救济分署作为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的派出机构,以山西为中心,在晋绥察地区进行了两年之久的直接救济和善后重建,对该地区的农业、交通、工矿及卫生教育事业的恢复与发展做出了贡献。然物资不济、交通不畅等条件限制了救济工作的开展,而统筹不善、动员不足等因素则大大影响了救济活动的效果。     

中共对战后国民政府善后救济工作的因应——以晋绥察分署救济活动为中心的考察

善后救济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家在战争结束之前筹划的一项重要事业,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遗留下来的黑暗中的一次短暂的闪光"。抗战胜利之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中国境内的战后救济工作正式启动。然而随着中国内战危机的不断加剧和战争的全面升级,中共解放区的善后救济活动在表层上似乎仍是一种简单的国际施救行为,实已深深地渗入了国共双方的政治角力,乃至演变成一场激烈的民心争夺战。至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所主张的"非政治性"救济原则,亦自然不会为国共双方无条件地接纳,其效不难想见。而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晋绥察分署在中共解放区的救济活动,则非常典型地彰显了这种情形。     

晚清山东的官赈救荒

晚清山东灾荒严重,灾荒发生后,清政府即派官员赴灾区勘灾,审户,实施救治。当时主要采取施赈、调粟、养恤、除害、遣返灾民回籍、赎地贷给籽种、蠲缓赋税、禁止酿酒等善后措施,以及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办理仓储、开垦荒地等预防措施。这些措施对救治晚清山东灾荒发挥了积极作用。腐败的吏治使晚清山东官赈救荒难以达到预期效果,但晚清政府毕竟担负了山东赈灾救荒的重任,发挥着主导作用。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黄河堵口中的工赈

黄河决口给黄泛区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抗战期间无论地方政府还是民间社会,多次吁请堵口.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视黄河堵口为复兴黄泛区的首要举措.黄河堵口在实施过程中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招募民工,进行善后救济.黄河堵口复堤工程局与善后救济总署制定了详尽的工赈计划.这些计划在堵口过程中得到了较好的落实,不仅达到了善后救济的效果,...     

一方见证中美友谊的石碑——《石人窿蓄水湖碑》载记

《石人窿蓄水湖碑》现立于广州天河区沙河镇棠下上社村石人窿蓄水湖(又名神窿湖)东畔。蓄水湖约宽50米、长100米,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石碑麻质,宽59．5厘米、高147厘米、厚12厘米,字楷体,立于民国35年(1946)冬月,记载是年国际善后救济总署在此修筑蓄水湖事宜。曰：     

1931年江淮水灾工赈机制研究——以江苏省为中心

1931年江淮大水损失奇重,对灾民的救济和灾后重建困难重重。工赈作为近代以来有效的灾荒救治模式,在1931年江淮大水灾后重建中得到充分运用和发展。政府接替民间义赈团体成为此次工赈的主角,南京国民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建立了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的双重工赈指挥体系,藉此展开了工赈项目的设计与运营,一方面疏通与合作机制使1931年江淮工赈取得了显著成绩;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诸因素则制约着工赈机制的良性运转。     

桂林市召开全市地方志工作会议

2011年3月23日,桂林市地方志工作会议在市直机关小礼堂召开。市委常委、副市长、宣传部部长陈丽华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经友新、市政府副秘书长罗建章、市政协副秘书长邓家元,桂林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唐群森,副主任徐朝凯、韦兰玉以及市直各部门、12县5城区、自治区驻桂单位、驻桂部队、高等院校的修志机构单位和个人等,共260人参加会议。会上,桂林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唐群森作报告,他总结了2010年全市地方志编纂工作,并对2011年地方志工作进行部署。     

回忆我的战斗生活

1928年,我出生于山西省崞县（今原平市）长梁沟镇孤山村。1945年日本投降后,八路军七支队要在贾庄开军人合作社,父亲对我说,你们弟兄多,八路军要兵,我看你去吧,那里也不穿军服,也不打仗,比去当兵好。就这样,我参加了军人服务社的工作。1946年8月,我正式参军。     

军政部拟安置伤残军人办法史料一组

为促使战时伤残军人实现自力自给,减轻国家负担,军政部在中央及地方先后成立荣誉军人生产事业管理局与生产事务处,并拟具安置荣誉军人实施方案等一系列计划措施,以图举办伤残军人技术训练、推广工垦进行救济以及善后复健等事项.     

灾后救济与城市重建：1938年长沙大火的善后工作

1938年11月13日凌晨,长沙城突发大火。火灾发生后,张治中、陈诚、周恩来、蒋介石等各方纷纷开展紧急处置工作,设置施饭所、收容所,掩埋死亡军民,设立临时市场,维持社会秩序。但是,这些措施只能为灾民提供基本的生存和生活条件。湖南省政府协同其他部门组建诸多机构主导善后工作：长沙市火灾临时救济委员会主导灾后救济工作,开展灾民登记,完善收容措施,发放疏散费,清理火灾场所;长沙市火灾救济小本借贷处的小本借贷,为长沙民众提供谋生资本,使经济有所恢复;长沙市善后建设委员会与长沙市新市区设计委员会致力于城市重建,规划设计长沙新市区方案。但善后工作的具体实施遭受诸多阻滞,且城市重建因“大局敉平”迟迟未至,仅限于方案设计。城市复兴最终依靠长沙民众自身力量得以基本实现。这些均体现出大火善后工作“临时性”与“不对称”的战时特点。     

明代灾荒时期之民生─—以长江中下游为中心

明代灾荒频繁,影响民生。尤其米麦价格较一般平均价格多则高达１０倍以上,平均则高３－４倍之间。此外,棉花、盐、柴薪、水等民生日用品的供应,也直接或间接受影响。灾荒时,百姓通常只能以草叶、葛蕨、竹米、各类树皮等维生,或以糠秕杂菱、藻、豆饼为食,或掘食“观音粉”等。官府对灾民虽有漕米改折、截留漕粮、行平籴法、煮粥赈饥、转运米粮等救济措施,但这些救济策有其局限性和弊端。因此,饥民煮食子女、■妻女、流亡、行抢、杀人等社会问题亦出现。     

元朝疫灾地理研究

元朝(1279-1368年)90年间至少有52年发生过疫灾,疫灾频度为57.78%。元初疫灾多与战争有关,中期疫灾多由旱灾及其所致饥荒引起,后期疫灾则是灾荒和战乱叠加的结果。元朝疫灾大多发生于夏季,很少发生于冬季,秋季疫灾流行的范围最广。仅从疫灾频度看,元朝经历了一个4落3起的波动过程,总体呈上升趋势;结合疫灾频度和广度来看,元朝疫灾表现为一个2起2落的波动过程,1280-1319年为第一波,1320-1369年为第二波。省级空间尺度上,疫灾频度与人口密度呈正相关,95.27%的疫灾县分布于人口相对密集的东南诸省,人口密度最高的江浙行省的疫灾最为严重。县级空间尺度上,疫灾主要分布于今京广线以东地区,且南方重于北方;长江三角洲为疫灾最频繁区域;当时全国的疫灾中心有今杭州、北京、南京、绍兴、苏州等城市。     

明代灾荒时期之民生——以长江中下游为中心

明代灾荒频繁,影响民生。尤其米麦价格较一般平均价格多则高达10倍以上,平均则高3—4倍之间。此外,棉花、盐、柴薪、水等民生日用品的供应,也直接或间接受影响。灾荒时,百姓通常只能以草叶、葛蕨、竹米、各类树皮等维生,或以糠秕杂菱、藻、豆饼为食,或掘食。观音粉”等。官府对灾民虽有漕米改折、截留漕粮、行平籴法、煮粥赈饥、转运米粮等救济措施,但这些救济策有其局限性和弊端。因此,饥民煮食子女、鬻妻女、流亡、行抢、杀人等社会问题亦出现。、     

王阳明奏设和平、平和、崇义三县的缘由与历史意义

作为成就王阳明不朽事功中的平定湘赣闽粤边界匪乱,其光芒不仅在于平乱本身,更在于善后实践.本文在文献研究和实地考察基础上,对王阳明为安定民生、保障长治久安而奏设广东和平、福建平和、江西崇义三县的缘由,以及平乱设县加强控制、发展经济、振兴文教等重大作用和历史意义进行深入探索.